【内容提要】“钓鱼岛问题”危机化带来了互指“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话语斗争，但东亚的“秩序论”实证知识前提缺位。帝国主义军事殖民被世界大战终结，战后东亚是“阵营对抗”模式的“新帝国秩序”。美国通过政治、知识对话在日本确立“美国信仰”，发展出成熟的制度化同盟。“一边倒”的中苏同盟基于普世价值信仰，但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欠缺把国家失败的历史真相转化为知识思想的改革意识形态生产能力，“苏联信仰”消退后中国就不再忍受“社会帝国主义”压迫；美国乘机通过遏制苏联、控制日本的战略对话把中国纳入了“正常化”秩序。“美帝国”权力扩张带动日本“帝国精神”复活，战后中日关系遗留的战争责任和领土处置问题反复发作，美国则利用来强化日美同盟，构成压迫中国的象征暴力。无知于这种战后国际传播能力竞争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东亚秩序的现在和未来。
【关键词】战后东亚秩序 帝国 冷战 国际传播 钓鱼岛问题
Abstract： The crisis of the Diaoyu Island has brought about mutual condemnation of “challenging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but a pragmatic knowledge of the East Asian “order” is lacking. Military hegemony of empiricism has been put to an end by the world war. The post-war East Asia enters a “new empirical order” with “opposing camps” as the basic model. Through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dialogues， the United States established “American faith” in Japan and， consequently， an institutionalized alliance. The one-sided Sino-Soviet alliance is based on universal values and faith， but the Soviet Union after Stalin could not turn the failure of the state into a driving force for reform in ideology. After the “Soviet faith” had subsided， China could no longer tolerate the oppression of “social empiricism”. The United States cashed in to include China in the “normalization” order through containing the Soviet Union and controlling Japan. The expansionism of the “American Empire” brought about the revival of “empirical spirit” in Japan and， as a result， the issues of war responsibility and territorial settlement left over by the post-war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have recurred every now and the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trying to oppress China through strengthening its alliance with Japan. Without knowing all this，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ce and the future of the East Asian order.
Keywords：post-war East Asian order， empir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issue of the Diaoyu Island
现代人类社会从西方工业化大国征服东方落后民族的殖民战争发展出列强之间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造成了残酷的国民动员“总体战”牺牲；苏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意识形态与美国自由主义民族自决的“新外交”构想虽然大异其趣，但正义和平、战争责任等国际秩序观念生成；再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战后处理实践，出现了具有普世价值论证能力的“超级大国”主导的长期和平。
但在迎来一战百年、二战70周年之际，和平在东亚面临着严重危机。日本与中国围绕战后遗留的争议领土问题，不仅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敌国关系作比，而且进行军事动员，渲染前沿对峙，完全是从“邦交正常化40年”的时间象征所难以想象的事态。当然，也存在着谋求通过首脑会谈来改善关系的摸索，但所谓首脑会谈难免造成在日本扩军备战、“解禁集体自卫权”威慑下中国接受钓鱼岛被日本“固有领土化”的观感。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可能拒绝这种形式主义“对话”。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即使双方假装妥协而勉强举行首脑会谈，日本推进“固有领土”施政权“可视化”的信心反而受到鼓励，矛盾激化仍不可避免。因此，有必要从战后东亚国际政治结构的知识整理、思想反省意义上，检讨中日矛盾的机制，确认东亚和平可持续发展的逻辑。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与过去中日关系周期性恶化时常见的“伤害感情”、“破坏友好”之类抗议不同，中国新近的外交发言频繁谴责日本“严重挑战战后国际秩序”。[1]而日本也以“国际秩序论”反驳，其外相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文章说：战后日本的出发点是《旧金山和约》，该条约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视为“非法、无效”，否定战后国际秩序的是中国。[2]可以看出，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不同认知决定了中日冲突的必然性及其结构本质。
那么，战后东亚究竟是怎样的“国际秩序”？这种知识确认是合理解决中日关系问题和维护东亚和平秩序的思想前提。因此，本文试图在战后东亚政治发展史和地缘政治秩序原理的意义上给予逻辑解明和前景评估。
一、战后世界的“新帝国”与东亚地区秩序
在世界历史上，大国战争特别是涉及所有大国的世界大战，是人类价值观变革和国际秩序转型的分界线。古代东亚的中华帝国作为农耕文明中心，没有直接统治周边小国的意识形态和技术能力，主要以文化传播、贸易交流维持礼治主义朝贡体制。到近代，欧洲人的航海活动、工业化、民族国家化使他们具备了战争能力征服美洲、非洲和亚洲，东亚的中华帝国战败而半殖民地化；曾经的朝贡国日本效法欧洲资本主义改革而列强化，先吞并琉球王国，又在19世纪末对中国发动甲午海战，中国被迫向日本割让台湾并承认朝鲜“独立”，东亚朝贡体制彻底崩溃。其后，日本把朝鲜殖民地化，并终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力图实现其军事殖民主义统治。但由于与欧美大国利益冲突，东亚的日本帝国主义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反法西斯联合国家摧毁了。
处于政治变革的全球传播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性。“联合国家”高举自由、独立、正义、和平等普世价值旗帜，摧毁近代炮舰政策的军事殖民主义秩序，形成了既是新兴经济、军事大国又具有普世意识形态生产能力的美国、苏联所控制的“两极格局”。斯大林曾经解释“这场战争”不仅是占领一片土地，还将社会制度“加诸其上”。而杜鲁门也持类似的信念：降伏敌人，然后帮助他们“成为民主国家”。[3]战后世界就在这种意识形态性质的制度植入意义上，筑起以“自由制度”与“极权政体”或“帝国主义”与“人民民主”二元对立话语为标志的“两个阵营”；美、苏居于各自阵营卫星圈的核心，正如“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邪恶帝国”等政治攻讦所指，事实上是战后具有超国家权力的“新帝国”。
但“新帝国”在欧洲和东亚建立的地区秩序有着结构性差异。关于对意大利、德国等战败国的占领，美、英、苏在战争期间就议定设置盟国管制委员会，对德国更明确了美、苏、英、法分区占领体制；这样，意识形态对抗国家、战争受害国家的多元化权力结构所造成的“势力均衡”性和传播主体、利益表达的对称性，决定了欧洲的战犯审判、受害赔偿等战争责任处理具有比较客观的彻底性和公正性。而且，苏联的东欧势力范围得到西方阵营的现实主义尊重，这意味着两个阵营在欧洲的边界稳定，且苏联直接处于冷战对峙的前沿，即与美国对抗的责任主要由苏联承担着，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均势”。所以，冷战时期的欧洲既维持了国际和平，又实现了战后和解；随着苏联的政治改革和放弃东欧控制，欧洲冷战秩序瓦解而实现了一体化统合的共同体政治。
东亚地区则由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其冷战战略利益压倒了通过战争责任处理实现东亚国家战后和解的逻辑，美国既是“阵营对抗”的战略性帝国，也是庇护日本逃避战争责任的地区政治结构性帝国，日美关系成为地区秩序的主导结构。在日本投降前的盟国首脑“波茨坦会议”期间，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没有规定占领管理体制。那时，苏联迟迟不明确参加对日作战的具体日期，美国则暗中准备用最新研制的原子弹轰炸日本。在日本鼓吹顽抗的情况下，美国第一颗原子弹于8月6日轰炸广岛。苏联本来把压迫中国接受损害权益的《雅尔塔协定》作为对日参战的政治条件，这时便不等中苏缔约谈判完成（8月14日）即于8月9日加入对日战争，而美国又把第二颗原子弹投到长崎。丧失了战斗意志的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由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向盟国投降。在日本乞降和美苏争夺主导权的过程中，美国拒绝苏联关于“盟国最高统帅”可以为两人的建议。杜鲁门总统于8月13日任命麦克阿瑟将军为占领日本的“盟国最高统帅”，规定“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将隶属于”麦克阿瑟；他还拒绝了斯大林关于苏军在日本北海道受降的要求。[4]这样，日本向盟国的投降演变为向美国的投降，单独占领体制决定了日本“隶属于”美国的统治——美国历史学家称麦克阿瑟为日本“新的君主”、“殖民总督”、“蓝眼睛的幕府将军”，而当今日本学者也痛陈着悲情的“主权在美”史观。[5]
美国能够让苏联默认单独占领，除了强大的“原子弹效应”，适当放手让苏联取得东欧势力范围和日苏有历史争执的千岛群岛，还在于通过日本天皇权威的信息操作来强化麦克阿瑟的统治权力。事实上，苏联、英国乃至美国当局内部，对于麦克阿瑟权限的理解有分歧，认为盟国所达成共识的是 “鉴于日本突然投降而发生的紧急性”所任命最高司令的目的“限定于”处理受降，“不是连续性权限而是临时性的”。[6]日本投降初期，苏联由于占领北海道的要求被拒绝，曾经威胁要设法免去麦克阿瑟的最高统帅职务；英国则提议在东京设置政策决定性质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但美国只同意在华盛顿设置“远东咨询委员会”。1945年9月24日，苏联也提案要求在“军事性局面结束后”设置处理政治、经济课题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对此，美国作出一定的让步，在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盟国决定设立由11国代表组成的具有制定政策原则、“考核”最高统帅行政之权的“远东委员会”，以及由美苏中英等国代表组成的作为最高统帅商讨、咨询机关的“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7]
作为反击，麦克阿瑟利用日本天皇加强实权。从占领政策而论，保留天皇的象征权威以利于占领是既定方针，但事实上的利用复杂而微妙。麦克阿瑟初到东京时，参谋人员曾建议把天皇召来以“显示我们的权势”，但他的判断是“等待”天皇“求见”。而到麦克阿瑟的权限受到盟国质疑、限制之际，同时也是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国际舆论高涨之际，日美当局就“商妥”由天皇出宫于1945年9月27日到美国大使馆访问了。据《麦克阿瑟回忆录》记述：天皇承认对战争“负完全责任”，是来“投案并接受审判”的；麦克阿瑟则认为“不是他的责任”，肯定其合作对“占领的成功”有重大意义。[8]但当时报道出来的内容是：麦克阿瑟感谢无流血的顺利占领得益于天皇的权威；天皇对麦克阿瑟不言及战争责任很感动，认为“最终判断不得不有赖于历史学家”；麦克阿瑟欢迎天皇任何关于日本重建的提议，而天皇则表示对占领的进展非常满意。[9]这种舆论导向非常明显，在于搁置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确认“政治利用”天皇、天皇与麦克阿瑟合作的重要性。但事实上，即使是日方翻译也承认麦克阿瑟对天皇有“严肃”的“演说口吻”。[10]总之，美国占领当局对外淡化战争责任而突出日美合作，在幕后则强调天皇承认战争责任并愿意接受处罚，要求日本方面在战犯审判问题上尽力合作以使天皇免责。“负有”但被免去战争责任的天皇当然与麦克阿瑟全面合作，其权威被政治利用而强化了麦克阿瑟的中枢地位和美国控制日本的权力结构。此后，从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到会议所决定的远东委员会于1946年2月成立期间，盟军总司令部迅速发出一系列指令，造成在麦克阿瑟统治下建构战后日本基本政治框架的既定局面。[11]相应地，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即使成立了也被形式化，不能对美国占领政策和麦克阿瑟行政产生实质影响。
即使日本施行了新宪法（1947年5月3日），麦克阿瑟仍然违宪利用天皇权威探索对日和约缔结之后美国继续占领冲绳的途径。6月27日，他对美国记者团说：冲绳“是我们的天然国境”，日本人不会反对“美国保有冲绳”。“为什么这么说呢？冲绳人不是日本人，而且日本人已经放弃了战争。在冲绳部署美国的空军，对日本有重大意义，非常明显会成为日本安全的保障。”他还相信，只要苏联占有千岛群岛的对日要求得到满足，就不会强行反对和约。[12]此后不久，天皇顾问寺崎英成特地向盟军总司令部传达天皇希望“美国继续军事占领冲绳及其他琉球诸岛”、可以在主权保留于日本的情况下长期租借的口信，美国方面于9月20日形成了“麦克阿瑟将军备忘录”。[13]可见，麦克阿瑟是足以操纵天皇违背规定其“象征性”的新宪法而干预国政的“超日本国家”性质的存在；以天皇战争责任的暧昧化换取日本“统治权威”与麦克阿瑟“占领权力”合作的机制，保障了美国在战后东亚的权力扩张。
对于美国的霸权，苏联以重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作对抗。一般说来，1947年9月提出“两个阵营”理论、组建欧洲九国党情报局，是战后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的标志。事实上，虽然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但由于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野坂参三于1940年3月秘密到延安领导日本人反战运动，中日两党的合作以及与苏联党联系的存在，苏联影响东亚政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式一直延续着。[14]而随着对日决战的来临，面对美国势力的扩张，苏联高层更积极地探索控制战后东亚政治进程的渠道。1945年8月10日，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共产国际解散后任联共中央国际情报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和副部长波诺马廖夫向斯大林报告，建议利用野坂参三。日本投降后，驻东北的苏军从张家口接应野坂到莫斯科。[15]
苏联军方情报部门负责人和波诺马廖夫接见了野坂。野坂在10月11日的会谈中提出帮助日共重建组织、给予政策指示和资金援助、解决日共与莫斯科的正常联络等问题；苏方表示“关心日本成为民主主义国家”，“完全明白处于美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之下日本形势的困难”。12月初，野坂又被秘密送回中国东北，取道朝鲜半岛，于1946年1月回到日本。[16]这样，苏联在确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和反对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地区政治意义上重建了与日共的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苏两党就苏联援助新中国进行具体沟通，斯大林又把中共纳入其冷战战略。1949年6月26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翌日，斯大林在第一次会谈中主要谈了经济、技术援助等问题。7月4日， 刘少奇提出书面报告，以“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原则，表示中共“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对此，斯大林在7月11日的会谈中略有谦辞，承诺帮助和支持中共建国。[17]
解决了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等中共关切的事项，斯大林在7月27日的宴会和会谈中着重阐述了国际问题。他说：中苏应该有某种分工合作，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你们应当与日本共产党建立密切的联系。现在美国正争取日本，如果美国在日本达到目的，以后中国的困难就会大；如果你们能把日本争取到你们方面来，那资本主义在远东从此就要完蛋。因此，日本走向哪一边，是带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今后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很好地帮助日本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势力，打击日本反动分子，以便能够把日本争取到你们方面来。[18]这些指示把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原则和新中国的安全战略联系起来，建构了苏联领导中日共同反美的东亚象征权力。
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访苏于1950年2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则是东亚反美阵营的国际政治体制化。条约序文和第一条是“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同盟安全内容；第二条是“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即以共同行动和相互支持保证彼此战后大国外交地位的内容。[19]关于战后对日议和之类的外交和国际法问题，毛泽东没有什么心得，他所满足的是，有了条约“固定下来”的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20]这是脱离实际的苏联意识形态教条造成的重大战略错觉。在日本尚未投降之际，中华民国与苏联签订共同对日盟约尚可理解；但在日本投降、采用放弃国家战争权力的和平宪法之后仍然假定其为侵略敌国，并用“与日本勾结”暗示与“美帝国主义”对抗，就陷入了苏联牵制美国、控制中国的冷战陷阱，同时又被美国利用作了继续驻军东亚和扶植日本反华的借口。
与毛泽东访苏同时，日共也秘密联络中共中央，派出经济调查代理部长安斋库治作为常驻代表到北京，形成两党协调机制。苏联进而企图推动反美革命，斯大林于1950年1月在欧洲情报局机关刊物上发表匿名文章，批评野坂参三坚持议会民主的“和平革命”理论是“粉饰帝国主义对日占领”，要求为立即缔结公平的对日和约、从速撤退驻日美国军队“进行坚决的斗争”。[21]在中共也表明批评态度之后，日共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主流派作出妥协，接受情报局意见。[22]而美日统治当局迅速作出反应，以苏联的“指挥和控制”使得日共“决定贯彻暴力革命主义”为口实展开“赤色整肃”。[23]1950年底，日共主要领导人潜行到北京，建立了国外领导机关。他们接受斯大林提出的暴力革命纲领，在国内发起袭击警察、组织山村工作队之类很快归于失败的“军事斗争”，成为日美阵营更加敌视新中国的根据。
作为更大的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斯大林在新中国成立后支持金日成统一被美苏分裂了的朝鲜半岛，但拒绝在联合国安理会作出阻止美国武装干涉的政治努力，并要求中国出兵参战。1950年8月27日，斯大林在给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的绝密电报中解释说：苏联没有出席6月底7月初的联合国安理会以阻止联合国派兵干预朝鲜战争的决议，就是为了让美国获得多数支持而“陷进”武装干涉，再使中国加入就把美国“牵制在远东”，这“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中美斗争在亚洲和远东地区也会引发革命，“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当然“对我们有利”。[24]但事实上，美国本来就极力寻找借口保持在日本、朝鲜、台湾驻军，因此反而抓住朝鲜战争造成与中国、苏联关系尖锐敌对化的机会，在拖延了多年之后于1951年9月推行排除中国、排挤苏联、庇护日本逃避实质性赔偿的“旧金山对日议和”，实现了重新武装日本、缔结保证长期驻军的《日美安保条约》、以“日台和约”（1952年）和“美台条约”（1954年）分裂中国等战略目标。这样，美日、中苏阵营对抗模式的东亚冷战体制就固定下来了。
如此，通过推动或支持日共、朝鲜、中国与美国对抗，苏联在东亚获得了反美阵营意义的“帝国”地位，而美国则通过朝鲜战争“威胁”下的对日议和实现了长期占领日本的合法化。美国把日本作为“遏制共产主义”的同盟政治工具，苏联与“一边倒”的中国结盟对抗美日，貌似一种冷战“均势”；但对中国来说极其困窘的是，由于斯大林的“中苏分工论”和中国出兵朝鲜，事实上是中国处于与美日对抗的前沿，即东亚的冷战政治压迫集中于中国，意味着中国承担起中苏阵营的直接牺牲。由于美苏主导、中国受苏联控制而被美日遏制的东亚冷战秩序，战争责任、战后东亚和解的议题被压迫于美国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冷战政治逻辑之下——扶植一个拒绝战争责任并迅速复兴的日本，对中国意味着民族精神蔑视、国家安全敌视复合的无上打击。日本付出了被军事基地化的“工具成本”，但获得了逃避战争责任的利益；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其利益、尊严却受到冷战政治压迫、战争责任拒绝之双重损害和屈辱。东亚战后和解政治的荒废造成敌对化的中日关系结构，使得美国成为一直到现在仍然被依赖的“战略平衡”力量。作为战略理论生产和东亚地区政治的操纵中枢，美国已不同于殖民战争时代的“帝国主义”侵略者，而是战后新殖民主义时代被依赖的“帝国”。
二、“思想战”：“美帝国”意识形态生产与日美关系调适
“旧金山对日议和”具有利用战后处理形式确立冷战阵营体制的双重性，战后东亚冷战政治秩序形成。由于日美安保对抗中苏同盟的“宽大”对日战后处理逻辑，美国以战争边缘政策维持势力范围现状的冷战政治取代了日本战争责任处理前提的战后东亚和解政治。
冷战政治秩序存在于阵营之间维持分界的军事对抗和阵营内部发展共识的国际政治认同两个层面。经过朝鲜战争，阵营的军事分界在南北朝鲜、中国台湾海峡确立，此后“阵营对抗”模式的东亚地区秩序之维持或演变，也就事实上决定于阵营内部秩序的维持或演变。历史表明，美日阵营努力克服认识分歧和认同危机，维持并发展出强有力的同盟政治；中苏阵营却发生分裂乃至武装冲突，东亚冷战政治秩序从意识形态界限分明的“阵营对抗”向多极化转型，演变为现实国家利益原则的“外交关系正常化”秩序。这种转型是美国控制日本成功而中国“一边倒”向苏联失败的结果。
关于战后日美关系，“美帝国主义压迫”、“美日反动派勾结”、“日本人民反抗”等传统的强权实力决定论阐释早已失效，而随着越来越多史料的出现，可以看到战后历史地层中有着清晰的“美帝国”特征的意识形态话语活动线索，其原理在于经过知识思想传播、政策协调达成价值共识和利益认同的国际政治共同体机制。
控制日本的“美帝国”意识形态话语是和平主义、民主化与现代化，其活动有秘密外交，也有大众传播，具有政治合法性、知识合理性的过程和形式。美国要求以和平、民主精神修改日本“明治宪法”。1945年10月成立的币原喜重郎内阁设立了宪法问题调查会，但麦克阿瑟认为他们的草案不过是为继续维护天皇权力、限制人民自由而“改变措辞的重述而已”；于是，美国占领当局直接起草，麦克阿瑟并于1946年3月6日发表声明说：“天皇和日本政府决定向日本人民提出一部我完全赞同的、崭新的、开明的宪法。” 但事实上，盟军总部的民政局官员在年初就访问币原，希望日本政府请“天皇颁布放弃战争的敕语”。很快，币原于1月24日拜访麦克阿瑟，称感谢他赠送了治疗其肺炎的青霉素，但谈话间就表示“开明”认识说：新宪法应有“非战条款”、禁止日本的“任何军事建制”，以防止军人重新掌权且有利于经济复兴。[25]这样，日本天皇和政府接受了盟军总部提供的“示范宪法草案”。
但日本的安全保障就成为悬案。在新宪法公布（1946年11月3日）前夕，天皇于10月16日访问麦克阿瑟，表明对于规定“禁止军队”、“放弃战争”的忧虑，岂料麦克阿瑟大谈“要消除战争就只能放弃战争”的辩证法。宪法正式实施（1947年5月3日）之后，日本天皇于5月6日再次访问麦克阿瑟就表示：既然日本完全废除了军备，安全保障就必须期待联合国，但联合国中多个大国有否决权，“因此，需要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代表的美国主导保障日本的安全，希望元帅鼎力相助”。等到这种恳求，麦克阿瑟在讲了一通“日本完全放弃军备本身就是最大的安全保障”的抽象论后，承诺说：“美国的根本观念就是要确保日本的安全，这一点请完全放心。”进入1949年，苏联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和中国革命胜利建国使日本政府的危机感更加强烈。11月26日，麦克阿瑟又对来访表达忧虑的天皇说：考虑到日本主权恢复之后的安全保障，为了防止侵略，美国需要在日本继续驻军作为“数年间过渡性的措施”。[26]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负责处理对日议和问题的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发现，日本的多数领导人“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军继续驻留日本是必要的”。有媒体也明确地主张：“日本如欲依靠美国来保卫自己，就得自动地把日本的战略地点提供给美军作基地。”而美国也的确以世界领导者和东亚秩序维护者的姿态，迅速组织起由麦克阿瑟任最高司令官的联合国军出兵朝鲜；日本则在美军投入朝鲜战场之际组织了“国家警察预备队”。与此同时，美国根据杜勒斯的主张在朝鲜战争期间完成对日议和，从而把美军继续驻留日本正当化，避免“把日本殖民地化”的印象。[27]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到，所谓战后和平民主宪法其实是美国把日本军事基地化的逻辑起点。当然，这一过程有赖于东亚冷战乃至热战的“事实”逻辑驱动，但美国占领当局把关于“事实”的知识转化为日美共识的传播政治学智慧至关重要：以宪政民主、战争责任大义作为与日本国民“对话”的前提，取得价值共识和冷战政治认同；以回避战争责任的利诱俘获天皇的象征权威，在与日本统治阶层的“对话”中取得战略利益共识和同盟政治认同；基于全面的日美共识，经过日本制宪、旧金山议和而形成基本法、国际法象征体系，创造了美国主导、美日同盟支撑的“旧金山体制”。从原则论，这一体制成立的关键技术环节在于回避天皇战争责任的美日权威关系交换，美国牺牲了对日战争的国际道义；但在“阵营对抗”模式的冷战秩序意义上，美日对中苏的地缘政治敌视和战后处理蔑视是统一的，美国向日本天皇神权意识形态妥协是寻求价值共识的形式，也使美国利用这种意识形态诱导、驱动日本政治成为可能。以意识形态的传播政治学达成共识而避免军事体制的权力政治学强迫，是近代帝国主义向现代帝国进化的标志。
作为控制冷战秩序的意识形态传播，占领时期的和平民主“政治对话”之后是日本主权恢复、经济振兴过程中关于“现代化”的知识对话，即被美国定义为“思想战”的“现代化”知识话语传播。用“现代化”宏大理论在战后非殖民化世界与共产主义对抗的意识形态斗争政策，经过1961年上台的肯尼迪总统调整对外战略，由突出军事基地部署到重视国际对话、援助欠发达国家，成为美国应对战后苏联军事科技追赶、中国革命胜利、朝鲜战争造成的国际政治心理冲击进而主导全球性社会变迁的信念和手段。[28]尤其在美日关系调整的意义上，这种“对话”有着控制日本的知识思想、克服日本社会批判日美安保条约的“反美民族主义”从而稳定阵营秩序的目的和功能。
日本的“反美民族主义”起因于美国占领政策转变，并在1960年反对安保条约斗争中达到高潮。占领初期，“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改革曾经鼓舞了日本民众的理想主义期待，一般预计美国占领会在三年内结束。[29]但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始和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美国调整对日政策，决定拖延对日和约、保留美军基地、建立日本警察力量、全力复兴日本经济、放宽财阀限制和战犯整肃、减缓日本战争赔偿。[30]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片面对日议和，美日统治当局镇压劳工运动、清洗“赤色分子”、重整军备，日本社会失业增加、政治气氛趋于保守，形成了战后史上的“逆流”时期。针对美国坚持只包括“资本主义阵营”的片面对日议和，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群体和左翼政党发起主张全面议和、非武装中立、反军事基地、经济自主的社会运动。强烈批判美国在日本保留军事基地的左翼政党和知识分子把日本称为“殖民地”；著名政治学者丸山真男甚至以“日本是唯一失去民族主义处女性的国家”这种刺激男性自尊的比喻，呼吁恢复因战败、被占领而受到伤害的民族身份。更兼1956年10月发生了美军扩大东京军事基地导致警民冲突的流血事件，数百名知识分子签名发表“安保问题再检讨声明书”，批判“安保条约”和“旧金山体制”；一些著名学者还发起“国际问题谈话会”，倡导以“中立于一切军事同盟”确立日本的自主性。[31]1960年新的《日美安保条约》签订，苏联和中国作出对抗性反应，被美国拖入战争的危机感在日本社会蔓延，数十万、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参加“反安保斗争”游行示威，以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访日计划也不能成行。虽然“反安保斗争”最终没能阻止新条约，但日本社会美国观的分裂造成政治对抗，岸信介首相在新条约生效后下台。
对于危及美日关系的日本政治生态和社会思潮动向，美国保持了高度敏感和具有国际传播意识的应对。在转变占领政策的1948年到1949年间，美国向日本派遣“文化社会科学使节团”，提供人文和社会科学发展指导。其中的赖肖尔是著名的东亚问题学者，他回国后出版了重要著作《美国与日本》（1950年），主张亚洲冷战是一场意识形态斗争。[32]1950年代初，他向日本《每日新闻》提供了十余篇冠以“哈佛大学教授”的“特别寄稿”，分析说：马克思是19世纪的理想主义者，如果有基于20世纪的人类经验修改理论的机会，相信他会喜欢伦敦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厌恶莫斯科的新专制主义；民主主义承认个人自由，在发挥多数人智慧和创造力、逐步推进社会进化方面优于极权主义；日本是东西方“均势”的“中枢”，日美合作使日本走上民主、繁荣之路，对于战后世界秩序避免受到侵略国家、传播“精神疾病”的落后地区之妨害至为重要；日本的民主化成功与否“决定亚洲命运”，是与共产主义展开“思想战”的“主战场”，为了打赢“思想战”，期待日本思想家创造出现代民主主义的表达体系。[33]
然而，冷战政治说教并不能轻易动摇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主体性和迷惑国民反基地的民族自尊心。1953年，当赖肖尔一篇系统论述日美关系的论文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之后，著名左翼学者、法政大学校长大内兵卫也以长文反驳。他说：赖肖尔教授根据“民主主义美国”的敌人设定，要求“民主主义日本”一起与苏联、中国为敌；但即使美国对苏联、中国开战有胜算，日本站在美国一边也会灭亡。日美关系危机的原因在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日本人对于占领初期解除军国主义的纯粹“美国民主”充满感激，但旧金山和约后的日本到处是美军基地，日本工厂生产着美式武器。因此，日本人知道并没有获得政治独立而是处于美国支配之下。日本国民认为现在美国的对日政策已经不是传统占领时期的民主主义，而是一种帝国主义。美国试图利用日本与共产主义战斗，必将助长日本对美国的反感；如果美国确立从日本撤军的原则并有秩序地实行，日本人就即刻能理解美国是真正希望日本独立。“只要不满足这个条件，无论我们日本知识分子怎样向国民说教对美合作，也不会有大的效果。”[34]
大内兵卫的日美关系结构分析击中了美国本位的意识形态冷战论要害。赖肖尔1955年出版的《需要一项亚洲政策》有所调整，认为应当充分考虑日本民族主义的潜能，允许日本与中国贸易。而此时，美国学术界也在转变策略，为对抗共产主义准备了更具有知识话语形式的“现代化”理论。在1958年密歇根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学者们主张避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采用“现代化”概念来表达近代日本以及世界历史的重大变迁。美国学者相信“真理”是作为“武器”的“知识产品”，以沃尔特·罗斯托1960年出版《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为标志，现代化理论成熟起来；一种各国都将经历像西方那样从“传统社会”向“大众消费时代”演进的宏大历史叙事被认为足以回应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并非“未来的潮流”而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病症”之说有能力重新解释历史和塑造未来。[35]而恰在1960年，日本的反美民族主义“潜能”以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大规模抗议形式爆发出来，与日本进行关于现代化的“知识对话”就很快进入了美国的外交议程。1960年7月初，赖肖尔到日本与日本知识分子交流，亲身体验“反安保斗争”。当时的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二世把“反安保斗争”归因于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煽动，但赖肖尔回国后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反驳这种傲慢的阴谋论。他指出：日本的骚动表明了反对日美军事关系的意志，不是被共产主义宣传蛊惑，而是对议会民主主义感到危机的大众行动。美国政府与东京使馆的形势判断错误表明，我们与日本反对派的接触太少。日美关系已经出现危险的征兆，“日本与美国失去了相互对话的能力”。[36]
作为恢复对话的行动，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于1960年秋在日本举办了现代化研究主题的研讨会，赖肖尔与会并提交论文。1961年，新任总统肯尼迪任命赖肖尔为驻日大使，他从4月履职到1966年8月离任，其通过知识话语传播控制国际秩序的意识形态冷战政策使美日关系之成功，在历史上留下了所谓“肯尼迪·赖肖尔路线”的佳话。他以与日本社会各界的直接交流和发起关于现代化的学术思想讨论等形式，重建、扩展了作为共识过程的“日美对话”。他不像其前任那样单纯依靠与美国同样持反共政策的保守政治主流，还重视与工会、在野党、知识分子和学生等左翼立场的社会各阶层建立沟通渠道。他通过大量的演讲、讨论和发表文章，以美国现代化研究的知识思想建构了世界历史主流中的日本现代化叙事，指出：日本民主主义有着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基础，战后改革是在历史上已经培植起来的民主主义前提下实现的。日本在西欧社会之外最早达成现代化，国家实现工业化，国民追求民主主义。形成对照的是中国，政府依靠权力控制国民生活和进行投资，这种放弃民主主义而发展工业化的“中共方式”收效不大。从民主主义的意义看，日本的政治、经济成功在于个人自主性。中国或许是世界上最擅长商业的国家，但由于犯了政府独裁、压制民间能动性的错误，正面临着巨大困难。“所以，今天的日本将成为空前的亚洲榜样。”[37]
以赖肖尔大使具有传播学智慧的公共外交为前线，以美国富于启发性论证的知识生产为后方，“美日知识对话”有力地冲击了日本社会的思想生态。“现代化”知识话语流行起来，左翼、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应是“沉默或无气力的抵抗”；日本共产党机关刊物《前卫》称之为“阴险”、“巧妙”的“文化思想工作”，恰反证“极左阵营”受到了“威胁”。[38]总之，美国的“现代化”知识话语压缩了马克思主义、苏联思想在日本社会的影响空间，“反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动员能力随之消退。并且在事实上，赖肖尔发起“现代化论”攻势的时候，战后日本进入从“政治季节”转向“经济季节”的高速增长阶段。他作为大使到任之初就促成池田勇人首相于1961年访美，双方商定设置经济贸易问题部长级联合委员会以及文化、教育、科学合作研究委员会。随着经济起飞，日本迅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大众消费文化也成熟起来。在“现代化论”照亮日本经济大国化之路的事实面前，左翼色彩的大众反美民族主义衰落了。
特别有战略意义的是，赖肖尔的“知识对话外交”并不止于把日本的左翼势力转化为合作者，更进一步从日本国民全体的自尊心和国家利益高度创造新的日美关系概念和东亚政治结构，以平衡、淡化、消解“美帝国主义论”，使日本民族主义矛头所指符合美国利益。作为日本“反美民族主义”诉求之一，“冲绳返还”具有强烈的感情煽动性；既是保守政治势力追求的国家利益目标，也是街头国民运动易于动员的根据之一。1962年3月，肯尼迪总统发表声明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和美国的“归还”意愿。[39]进一步地，尽管日美国力相差巨大，赖肖尔却提出“对等伙伴关系”的概念，既要求美国去掉“占领军心态”，又鼓励日本以积极的外交自信争取“冲绳返还”。他甚至认为：“从长远来看，基地全部应该是日本的基地，形式上就是让我们使用。”他积极说服美国的军政高层，推动国防部和国务院在1966年设置联合委员会研究冲绳问题。[40]这样，日本易于意识形态化的“反美民族主义”就向具体要求“冲绳返还”的“领土民族主义”转型。有了对话机制和外交方向，两国很快就在保证驻日美军基地使用和日美安保体制威慑朝鲜、中国的前提下，于1971年6月达成《关于琉球群岛、大东群岛的协定》，即日本所谓“归还冲绳协定”。当任首相佐藤荣作把实现“冲绳返还”视作“日本战后的终结”，日美协调达成的和解和平秩序以及在美国安全保障下日本所谓“无核三原则”使他获得了1974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而赖肖尔就是佐藤荣作诺贝尔和平奖候选有影响力的推荐人——把日本打入民族失败地狱的美国，又帮助日本政治家登上了世界荣誉的巅峰。[41]
美国的“思想战”即在知识对话形式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实现“软权力”的对日政策是如此成功：意识形态生产提供了日本战后复兴的现实主义路线，具有传播学自觉的学者型公共外交积极地在世界历史叙事和国际政治体制中为日本寻求重建民族尊严、扩大国家利益的再定位，从而不断调适日美关系并将日本培养成为全力支持美国主导东亚地区政治的“民主伙伴”。
而在地缘政治谋略意义上，美国向日本移交“琉球”时把日本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岛也包括在内，从而设置了使日本“领土民族主义”矛头转向中国的后意识形态东亚冷战结构。所谓“后意识形态东亚冷战”，是指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后日美同盟遏制中国的冷战结构并未消解，但冷战政治的主导因素已从意识形态转移到如“台湾问题”之类的地缘政治对抗，“钓鱼岛问题”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结构性矛盾。美苏全球冷战终结后二十多年的事实证明，这种地缘政治结构决定了中日冷战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日本“大国化”之后的民族主义矛头在历史修正和领土欲望两个维度上都指向中国，而冲突造成安全感缺失又使日本继续依赖美国，这种依赖则是美国继续控制日本的前提。
日美关系在意识形态共识和同盟制度化两方面稳定、成熟起来，以“日本人民”名义抗议作为战争危险的“美帝国主义”、抗议日本政府“从属于美帝国主义”的社会运动不再，暗示着日美关系的普遍可接受性。进入20世纪70年代，已经“大国化”的日本要探索更独立自主的外交，中国也从苏联阵营分离出来，以阻止中苏同盟复活和占有中国市场为目标的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之东亚政治主题呈现了。美国积极展开与中国的对话，建构起战略无抵抗的东亚“后殖民”帝国秩序。
三、“正常化”：中苏同盟失败与“美帝国”意识形态扩大再生产
与日本进入战后发展“黄金期”、日美同盟的制度化成长形成对照，新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挫折，中苏同盟也陷入“空话”连篇、对话无能的“论战”并最终导致“领土民族主义”武装冲突，阵营自毁。这是苏联帝国意识形态破产和中苏关系的“伪同盟”性质造成的。解析苏联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控制过程可以为全面理解东亚冷战政治秩序提供另一部分知识前提。
战后初期，苏联本来向美、英和国民党政府承诺不支持中共；体会到苏联的冷落，随着内战的进展，中共希望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1948年10月底东北局因即将接管沈阳而请示对不随国民党撤退的美、英、法领事馆应采取的态度时，中共中央就要求“用外交手续”争取美国承认。但苏联的态度在中共解放战争胜利的形势下发生积极转变，向东北解放区派遣代表和技术专家。这种援助给中共以鼓舞，却自有其谋略性：苏联着意在东北寻求特权，所以其驻东北的代表建议中共封锁美国领事馆、限制其自由、没收其电台。到11月初沈阳解放以后，中央指示东北局与苏联方面协商，纠正争取美方承认的做法，采取上述措施“挤走”美、英、法领事人员。[42]苏联推使中共逼退美国外交官，也等于给美国发出信息，使其不可能承认新中国。
与外交谋略同时，苏联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还通过媒体宣传、直接对话，传播无产阶级专政、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治经济模式。本来，新中国建立有着“战后和平民主”的语境，即民主联合政府、人民私有财产、自由权利保护、多种成分的经济形态和逐步发展轻重工业。但随着1948年“苏南冲突”之后斯大林推动东欧国家从人民民主制度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转变，中共党内也出现了毛泽东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刘少奇主张人民民主、经济放任、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不同政见分歧。1949年1月底，斯大林派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毛泽东在会谈中说：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43]米高扬批评“民族主义分子一般地是利用本国的历史特点把党拉到资产阶级蜕化的道路上去”；毛泽东则表示作为“斯大林的学生”奉行亲苏方针。[44]7月1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正式公布了学习苏联模式、“一边倒”的建国方针。
但刘少奇倡导主体性鲜明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路线。1948年12月，他给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作报告时，主张“从轻工业方面积累资本之后才能建设重工业”的非苏联模式经济发展战略。[45]1949年6月底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他在向斯大林提出的报告中说：新中国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它“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46]回国后途经沈阳时，他在8月28日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特别批评“东欧搞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也要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是“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并指出我们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要长期与资产阶级合作，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47]9月21日，在开国立宪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刘少奇作为中共代表强调“以一个政党的资格”与其他各民主党派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48]会议通过了作为开国“大宪章”的《共同纲领》，选举产生多党联合政府。其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他在1950年写作的《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特别论述了“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的理由在于改善人民生活、积累发展重工业的资金，可以从政治上团结全体人民。[49]1951年2月28日，他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概括其民主政治、民生经济思想时说：“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50]
斯大林接待刘少奇时肯定新民主主义，但其实言不由衷，输出苏联模式才是本意。刘少奇于1949年8月14日离开莫斯科回国，苏联学者Ｆ·Ｐ柯舍列夫的著作《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苏维埃的方法》的节译次日就发表于《人民日报》，其中说：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的特征是首先发展轻工业，而斯大林同志认为工业化的中心是发展重工业，首先发展重工业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的最大特点。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况下等待轻工业的发展，托洛斯基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其他党和苏维埃的敌人便企图把苏联推上这一道路，他们反对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计划。经过斯大林五年计划，苏联“变成了一个能够制造任何生产手段的强大的工业强国”。而且，两种工业化还造成不同的社会结果。资本主义工业化引起工人阶级的贫困和失业，致使千百万农民失掉土地和财产；社会主义工业化则导向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劳动人民物质状况的改善。[51]这篇文章可谓苏联“工业化”的政治广告，但充斥着掩盖事实的吹嘘，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主义工业化对苏联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财产乃至生命造成了灾难性剥夺。但从苏联对外贸易而言，诱导中国走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意味着向中国全面输出其工业技术设备，这种传播政治经济学谋略能带来巨额超市场利益——仅以援华专家的待遇就能理解其“输出社会主义”的欲望：“每个专家的费用相当于每月10000斤至18000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们每月只有3400斤，部长们只有2800斤。”[52]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干涉更加具体化。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拿出了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其中称：中共党内亲美反苏的人现在得势；中央人民政府里民主人士比例很大，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他向毛泽东提议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宪法、编辑著作集，并推荐学者尤金帮助工作。[53]如此，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到制造个人崇拜，斯大林为中国设计了苏联模式路线图。
1950年7月，尤金来北京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经毛泽东安排，他还在北京各机关讲学，9月21日首场的题目就是《苏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他宣传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在于发展重工业。只有建立起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处于不依赖资本主义世界的独立地位。“只有在斯大林同志所发现的苏维埃的工业化方法的帮助下，有赖于它超越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的优点，才能在短促的历史期间把我国变为工业国。”[54]讲演还在《人民日报》发表，编者按称：“这篇讲演对于苏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巨大历史转变作了科学的说明，希望读者注意阅读。”[55]处于这种苏联意识形态专家吹捧“斯大林主义”的舆论环境，尽管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胡乔木等都主张优先发展轻工业，但到1952年初中央决定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还是“根据毛泽东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意见”，确定了“以重工业为主”、“力求迅速发展”的方针。[56]
进一步地，斯大林还引导中国改变政治体制。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斯大林长篇大论地要求中共“在1954年搞选举和宪法”，说：如果你们不制订宪法，不进行选举，“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你们现在是联合政府，就不能只对一党负责，国家重要的问题就不能不和其他党派商量，他们知道等于英美也知道了。“如果人民选举的结果，当选者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57]斯大林不久就去世了，但他的指示被贯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9月召开，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宪法，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共同纲领》规定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被废弃。会议选举和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不再有民主党派人士，斯大林催促的“一党政府”产生了，国家政权性质从人民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力量推动的社会主义改造以远超过预想的速度在1956年就完成了。
但出乎意料是，就在中国欢呼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一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大规模恐怖清洗等骇人听闻的错误，给斯大林崇拜、苏联迷信已经成为合法性论证和意识形态逻辑前提的他国共产党带来“休克”式冲击。[58]赫鲁晓夫还对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承认：集体化之后，苏联粮食产量长期低于战前旧俄的水平。[59]毛泽东痛恨赫鲁晓夫突然反斯大林的冒失，强调不要“如丧考妣”而“硬着头皮顶住”；但他也痛苦于苏联的真相，说：“如果真是这样，集体化机械化的优越性在哪里？社会主义制度比沙皇制度好又要怎么说呢？”[60]
苏联新领导人批判斯大林错误表明对本国人民的责任感，但没有充分考虑给他国党造成政治被动的后果，更没有基于新的历史叙事进行系统的改革社会主义知识思想话语重建准备，波兰、匈牙利等国相继发生要求独立自主和民主化改革的抗议运动。斯大林主义破产之后的苏联丧失了帝国意识形态生产能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话语体系断裂，社会主义阵营的象征秩序动摇，各国发生混乱和离心趋势进而演变成阵营内反苏意义的国际秩序危机。这在中国引起两种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传统社会主义维持派批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动乱是由于丢掉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61]作为克服危机的方法，他强调抓“阶级斗争”，并提出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摸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事实上是把维护来自苏联的意识形态当作了目的。[62]但刘少奇根据赴莫斯科与苏联协调处理波兰、匈牙利骚乱事件的经验和中国多地发生“群众闹事”的情况，提出了政治改革思想。就在毛泽东大讲“刀子论”、“阶级斗争论”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谈道：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有可能成为特殊的“统治阶层”，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必须规定限制权力、取消特权的制度，以避免脱离劳动群众。他列举“华盛顿在革命之后，作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和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例子，肯定“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63]这是一条通过民主制度建设创造政治合法性的改革思想路线，代表了在国际比较研究中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政治经济发展组织形式而使之相对化的中国主体性立场。
但无论是毛泽东捍卫斯大林主义，还是刘少奇倡导美国式改革，都构成了对苏联意识形态权威地位的挑战。特别是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和“多快好省论”抑制了刘少奇的“制度改革论”而把中国引向政治高压推促“大跃进”的空想共产主义运动轨道之后，苏联领导人越来越不掩饰对中国的批评和蔑视。更兼在党内也受到彭德怀等领导人的质疑，毛泽东摆出了“要向全世界作战”的姿态，激发出与苏联争辩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意识形态大论战。[64]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反思的，论战是可悲的“空话”对抗——事实上连自己也“没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65]结果，虚构的意识形态“空话”所推动的国家政治、经济都必然地暴露其谎言作伪的真相，而这种破绽导致毛泽东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义的“全面内战”来扑灭怀疑、反对意见，给中国带来“十年浩劫”。[66]
从国际意识形态论战到“全面内战”，中苏关系急剧敌对化，中国政府的外交职能丧失。意识形态分歧使社会主义阵营的象征秩序失范，当对话无能的“十年论战”确证了国际主义价值共识不能重建之后，不安全感刺激潜伏的“领土民族主义”亢奋起来：1969年3月，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地区发生边境冲突，中苏同盟以内讧自戕的方式瓦解。
中苏关系失败是苏联帝国意识形态破产的结果，也是“以苏为首”的国际主义幻想破灭即“伪同盟”关系修辞破产的结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承诺共同抵御侵略，被颂扬为“牢不可破”、“天下无敌”；斯大林在推促毛泽东出兵朝鲜时也曾重申中苏盟约，肯定中国将因此得到台湾。[67]然而，斯大林在朝鲜战争期间就暗示将与日本单独议和，他去世后的苏联新领导人甚至在对中国不利的形势下要求停战，遑论解决“台湾问题”。甚至，由于苏联高唱“和平共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中国在朝鲜停战后一度回避提及“解放台湾”。而因朝鲜战争得以喘息的台湾当局在“反攻大陆”的口号下竟不断袭扰，同时向美国要求缔结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必须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岂料反被美国作为借口而与台湾正式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作出反抗“侵略”的姿态，攻下大陆近侧的东南沿海岛屿，美国国会则授权总统使用武力协防台湾甚至威胁使用核武器，中美冷战关系因台海热战达到了危机的顶点。但苏联在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受到美国挑战之际仍力主“缓和”，使中国根本得不到中苏盟约所承诺的“援助”。中国只能在浙江沿海岛屿展开有限的军事行动，所谓“解放台湾”沦为象征性的宣传攻势，美国对中国的强权压迫使中苏同盟的虚伪性完全暴露出来。[68]此后，毛泽东试图挽回，极力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倡导“以苏联为首”的团结，“向帝国主义示威”。但苏联置若罔闻，更遭到东欧国家的反感。回到北京，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关系总路线，但尚不与苏联展开争论。岂料赫鲁晓夫在1959年9月访美成功后对中国更加不耐烦，教训中国领导人：美国很发达，与美国只能搞“和平竞赛”，不能用武力来试探其“稳定性”。[69]毛泽东不仅无以说服，反而遭到嘲笑，所以便展开“论战”尽释积怨——谴责苏联的“和平共处”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投降政策，不仅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服从它的私利，……实际上变成它的附属国和殖民地”。[70]但国际政治中的“空话”对抗徒劳无益，向大国“论战”更适得其反，及至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改革和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中国就切实感到“社会帝国主义”苏联的“凶恶”威胁而不得不正视国家安全危机了。[71]
中苏阵营瓦解是美国外交进攻和意识形态扩张的机会。在国务院情报研究司负责东亚事务的霍尔德里奇（赖肖尔的学生）认为：美国的最大利益在于同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建立和平共处的“正常”外交关系。他把这一过程称为“正常化”。[72]1969年1月新总统尼克松就任以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开始探索打开中美关系的秘密外交渠道。
与促使日本接受美国主导东亚“阵营对抗”秩序的政治对话、知识对话类似，美国通过战略对话使“苏联威胁”下的中国接受了维持其军事政治存在前提下的“正常化”秩序。越南战争让美国承受的力量消耗和道德折磨接近极限，与高调“援越抗美”的中国接触，既能让美国的撤军看起来不是败退而是政治解决，又足以把美国的败退作为“撤军”来满足中国的政治需求；并且，只要美国公然站在中国一边，既能杜绝中国最终屈服于苏联、中苏同盟复活的可能，又使中国成为牵制苏联的地缘政治力量。尤其为要害者，在内政混乱、外交孤立、安全危机的时候打开对华外交，中国挑战美国东亚地位的意志低落，一旦实现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战后美国的东亚存在就是中国接受的既成事实。如此，中苏关系危机为美国提供了一举把冷战对手的失败转化成自己的战利品、把自己摆脱挫折掩饰成向对手妥协的机遇；唯美国的冒险在于，能否确认中苏相互的“畏惧”大于对美国的警戒，以一种“把两极对峙的世界转化为战略性的三角关系”的新和平战略话语唤起中国的共鸣。美国认为这是在美、欧、苏、中、日五大力量的某种均衡关系中重新定义美国领导地位的“大好机会”。[73]
1971年7月，基辛格开始其所谓的“波罗行动”——以为他访华会像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那样充满风险。岂料，这位前哈佛大学教授的“均势理论”传播大获成功。基辛格在北京只停留了48小时，就与周恩来化解敌意，达成了让中国邀请美国总统访华的目的。他以“世界潮流的现实让我们走到一起”、中国应该在形成国际协议方面发挥相称的作用等战略意义给中国定位，以“让历史判断”意识形态分歧的态度给出双方停止对抗的暧昧话语空间，取得了周恩来的好感。[74]而当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大谈“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时，基辛格否定美国进攻中国的可能；他完全读懂了“毛泽东担心苏联会侵略，但又不愿明说，更不愿表现出有求于人”的信息，理解周恩来“是在委婉地暗示愿意讨论战略合作问题”，因此确信基于“对共同威胁的共同认识”能够形成“共同的战略考虑”。[75]作为中国政策一贯的立场，周恩来要求美国从台湾、越南、南朝鲜撤军，并谈到废弃“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避免“军国主义复活”。基辛格则强调朝鲜战争造成了台湾问题、驻台美军与印度支那战争有关、美国与苏联对抗的战略作用，还着重解释美国的对日战略，说：如果日本军队在朝鲜，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比美军在朝鲜更不能安心？实际上，驻日美军创造了一种“似非而是的悖论”，即日美防卫关系反而使得日本不能追求侵略政策。日本有强大的经济社会基础，如果美国放弃日本，日本则追求自己的军事组织甚至制造核武器，中国的担心才会真的成为现实。我们从日本撤军，就是允许日本重建武装，放任日本和中国摧毁“力量均衡”，日本就会重复30年代的政策。“因此，关于日本，贵国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是很相似的。”结果，倒是周恩来担心美国从台湾撤军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武装进入的可能性，请求基辛格“必须保证在美军撤退之前不使日本军事力量进入台湾”。而基辛格承诺反对日本军事膨胀，表明共有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76]这样，双方达成战略共识，中国一直谴责的“美帝国主义”威胁被基辛格解释为中国的安全保障，在这种东亚战略话语逻辑上建构了一种半推半就的消极依赖型中美关系。
在中美战略共识前提下，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提出具体磋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议程，带动日本与中国在9月达成不触及日美安保体制、放弃战争赔偿、“一个中国”原则、搁置“钓鱼岛问题”等条件的邦交正常化；及至1978年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中美发表建交公报，东亚政治的多极化冷战转型创造出“外交关系正常化”概念的地区秩序模式——中美日在搁置问题的暧昧化政治基础上建立起国家间对话机制。
但必须注意到，所谓“正常化”的东亚秩序无非是美日通过外交关系与中国确认美国驻军东亚、日本侵华战争无责任化、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分裂等美国主导的战后东亚政治既成现状。因此，在诱导中国达成战略共识、向西方开放市场和阻断中苏同盟复活的意义上，正是美国权力的扩张，把中国纳入了“美帝国”东亚秩序。而中国的战略意识形态从对抗、拒绝霸权政治伦理的“美帝国主义论”，转变为具有合作对话形式但接受具有霸权秩序功能的隐形“美帝国”主义论。因此，“正常化”就是通过秘密外交摸索妥协达成事实上无抵抗化的“后殖民”秩序。
四、结语：东亚秩序劣化的方向性与进化的可能性
梳理东亚国际政治史可以认识到，所谓“战后国际秩序”并非单一结构、线性发展的概念，它经历了从日美、中苏“阵营对抗”到日美与中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转型。美国作出制约日本军事膨胀、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的战略再阐释，日本确认反省战争责任的原则底线，中国以“争取一霸”的心态接受“美帝国”权力而同意搁置“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即日美条约关系及其与中国的政治共识机制一体构成了“正常化”定义的东亚“战后国际秩序”——具有以“美帝国”权威担保维持现状、在搁置争议共识前提下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的双重性。日本采取“尖阁诸岛固有领土化”行动当然是对这一秩序的挑战；但有其历史必然性——“苏联威胁”的消失、日本的国家能力成长促使“美帝国”以妥协维持日美同盟，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提而搁置争议的“钓鱼岛问题”长期没有形成国际法结论就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因此，中国喝止日本之所谓“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需要取得美国的同情和日本的尊重，否则无效。这是长期盲信美国霸权、轻信“中日友好”而欠缺国际政治主体性和国际法知识觉悟的教训。
在中国的主流政治话语里，20世纪70年代的“正常化”被表述为个人崇拜趣味的“开创了外交新局面”，从而也就阻断了外交思考的“问题意识”。事实上，战后东亚秩序从“阵营对抗”向“正常化”转型，在全球战略意义上是冷战的“多极化”，在东亚地区政治意义上是“苏联帝国”地位失落后“美帝国”权力的扩张，在中日关系的意义上则是日美同盟对华冷战的结构隐形化。
所谓冷战结构隐形化，是指“正常化”的东亚秩序乃搁置争议问题解决前提下政治关系的形式主义缓和，比如中日之间并无国际法意义的和解，美国设置的“钓鱼岛问题”被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回避就决定了迟早要爆发“领土民族主义”对峙。这种秩序结构是美国中心与东亚国家纵向权威关系的集合，东亚国家的横向关系保持着战后未和解的敌对。因此，美国可以一方面利用日本的安全感缺失来维持日美同盟及其军事贸易关系，一方面则在疑似“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机形势下牵引中国即使“苏联威胁”消失也保持着对美国的依赖，从而压迫中国不断开放市场和组织对美采购。处于日本积极依赖和中国消极依赖的权力地位，美国在东亚通吃冷战政治的“战略均势维持费”。所谓“正常化”，其实隐喻着“美帝国”秩序的意义。
但“美帝国”秩序在苏联解体后开始劣化。“苏联威胁”消失意义的“冷战终结”、日本的“大国化”成长，使维持驻日美军基地的合理性、伦理性受到质疑，日本民众的“反基地运动”出现高涨性复活；而社会主义失败意义的“冷战终结”和中国“改革开放”所确证的弱势地位，则鼓舞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复活“帝国精神”——在拒绝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共识这两个战后处理遗留“历史问题”上压迫中国，中日关系的“周期性恶化”加剧。美国为了稳定以冲绳为主要军事基地、以日美同盟为国际政治共同体的东亚主导地位而不断向日本妥协：明确“日美安保适用钓鱼岛”以笼络日本、威慑中国，所谓“中国威胁”成为日美共同战略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日美同盟对中国的冷战结构显在化。日本则以维持基地、强化同盟换取美国支持其压迫中国的东亚冷战政治复活，表现为追求与军国主义有连续性的历史修正主义和领土民族主义，作为“正常化”前提的反省战争责任和搁置“钓鱼岛问题”政治共识被推翻。这刺激了中国刚性的“战胜国”立场和“固有领土”意志对抗。经过几番表达为“异常接近”的军事对峙渲染，日本通过解释修宪自我复原战争权力，为日本政府落实钓鱼岛“施政权”即打破“无人岛”现状做好了军事威慑或武力支持的准备。但中国至少在形式上不能接受领土剥夺、尊严羞辱的事实，从战无不胜的绝对化姿态和民间抗议的暴力化状况可以判断，一旦日本明确无误地采取了独占钓鱼岛的“施政权行动”，那么有组织武装冲突或无政府暴力活动则难以避免。也就是说，“美帝国”主导东亚“正常化”之所谓“秩序”已濒于崩溃；以地区政治比较研究的模式作比，可谓预示了在欧洲从战后和解向共同体政治发展的反方向上演变的“中东化”前景。
东亚“中东化”的逻辑在于未能达成战后和解的中日关系向冷战政治倒退而失控，形成敌意暴力化表达的战争或准战争状态。日本作为战后“美帝国”秩序的受益者，其追求撤销美军基地指标的“对等日美关系”意味着冒犯美国——一旦美国利用战胜国地位并动员中国、韩国追究战争责任的道义力量，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反而被置于不得不耻辱地继续接受美军基地并面临历史审判的地位。所以，日本选择高调强化日美同盟，把“不对等的日美关系”隐忍作为东亚战略成本，以日美同盟为威慑工具来向中国取得历史修正主义、领土民族主义的实际收益。这种对美的国际协调主义、对华的绝对国家利益主义战略思想被表述为“为了日本利益而充分活用、利用美国”的新现实主义：超越“亲美”或“反美”的“感情论”，“确立日本的主体性”，摆脱旧式的“对美依存”，争取“独立自尊”，拒绝“奴隶和平”与“依附繁荣”。[77]而其利益所指，就是让中国接受日本拒绝战争责任、强加“尖阁诸岛固有领土论”的绝对化立场。中国作为现实利益的最大受害者，如果不能以有效的外交举措阻止日本推翻“正常化”秩序得以成立的政治共识，就可能被拖入破局：“正常化”秩序崩溃而演变为美日军事共同体高压控制的冲突化状态。这种“美日帝国”中心秩序不会为中国所接受，因为经过抗日战争发育起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本来有“美帝国”领导的基因，但历史记忆中的“日本帝国主义”复活则会诱发恐怖性反应，日本在东亚“中东化”的过程中将“以色列化”。
东亚“中东化”是地区的共同灾难。从战后东亚秩序的过程研究以及与欧洲地区政治的经验比较来看，战后无和解规定了东亚冷战政治的可持续发展结构，日本挑战“美帝国”秩序下日本战争责任的象征表达激活了战后东亚未和解意义的潜在战争状态。因此，避免“中东化”的希望在于实现国际法意义的战后处理即完成东亚和解进程，为“正常化”内含的政治共识作出法律解决的条约化结论。中国也由此成长为美国、日本尊重的真正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的东亚秩序建构者，使东亚从“美帝国”中心政治秩序发育出稳定的多边国际法结构而避免“美日帝国”主导的军事化状态。中国作为战后无和解的一贯受害者，日本作为东亚“中东化”的未来受害者，应当共有地区政治主体性的自觉——以外交谈判对“钓鱼岛问题”作出国际法结论，阻止东亚秩序从战后无和解的冷战政治向战争或无政府暴力失控倒退，推动和解基础上的和平秩序进化。
当然，日本甘于对其侵略战争责任的无责任处理，也就缺乏与中国和解的积极性，因此，中国就处在以东亚秩序进化的外交觉悟担负起自救责任和地区政治责任的地位。然而，关于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中国舆论场流行着四种无责任意识的主张：大国强势姿态的“战争决定论”；批评美日相互利用、认为本质上是中美较量的“美国决定论”；嘲笑日本焦虑不堪、自许中国会“发展到综合国力让日本彻底服气”的“未来决定论”；谎称“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钓鱼岛没什么价值”即鼓吹全面对日妥协的“投降决定论”。“战争决定论”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观念。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战争违法化即正义和平的国际政治价值观形成，战争手段不能达到改变领土境界现状的目的这种最低限度的和平秩序规则已为一系列局部战争的结果所证明。而“美国决定论”要么期待美国约束日本对中国的挑衅，要么坚持与美国对决的“大国”想象，两者都是缺乏对战后史实证认知所导致的错误战略心理暗示——与俄国结盟对抗美国是失败的记录，而依赖美国使之作为“战略平衡”者正是面临崩溃的“正常化”秩序。“未来决定论”更缺乏基本的国际关系理解，实质上是不顾“钓鱼岛问题”的危机化事实而企图自欺下去的“单方面继续搁置主义”。一旦认为军事威慑的防卫条件、相关立法整备的国内政治条件和美国支持的同盟政治条件具备，日本采取打破“无人岛现状”的落实“施政权”行动，中国就会陷于彻底的被动。至于“投降决定论”更不值一驳，但作为中国人自我麻痹的“对日新思维”所衍生的“钓鱼岛问题论”，其所引起的网络舆论愤怒象征着中国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分裂，暗示了“钓鱼岛问题”斗争失利可能导致政治危机。
归结起来，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出路只在于谈判缔结和平条约、推动东亚秩序进化一途。当然，日本政府坚持“日本固有领土”、“不存在搁置争议共识”的立场，似乎难以找到谈判的门径。但畏难怕硬的惰性外交思维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假如日本政府同意中国的立场，就不需要谈判了。以应有的外交能力交涉国家的尊严、利益问题，而不是满足于谩骂外交对象的本质主义批判或者把责任推给战争解决，才是政治外交职业的骄傲和使命所在。事实上，日本否认存在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的共识，就破坏了中日邦交存在的前提，即把断交的条件加诸中国。如果中国外交理解这种逻辑，有根据地对其伤害性作出明确警告，从当年田中角荣首相主动避讳“固有领土”立场而与周恩来总理达成“以后再说”共识来求得建交的脉络判断，现在的日本政府也不至于敢拿失去中日邦交的代价去谋划否认“搁置争议共识”的文字游戏。但如果中国仅仅表示拒绝首脑会谈、限制通商贸易、允许抗议游行之类文不对题的所谓“反制”，而日本对此早已习惯应付，其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的“边缘外交”利益欲望就会压倒风险意识而敢于采取“国有化购岛”步骤。
战后东亚国际政治史的研究证明，外交已经脱离强权胁迫弱者的野蛮境界，而成为从知识生产、国际传播到外交议程设置等有机协调的国家能力竞争，内涵是普遍国际价值共识原则下的利益博弈。战略性的竞争能力在于把握事实真相的实证研究即知识生产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地位，是建构国际政治主体性和外交能力的前提。“美帝国”的成功和“苏联帝国”的失败，就证明了战后国际关系从实力决定论的“权力政治学”向通过对话达成共识的“传播政治学”转型。新中国在“苏联信仰”语境下缺乏这种自觉。新中国成立前夕本来启动了的对美外交接触被苏联阻断，也由于受到苏联意识形态传播而形成的斯大林主义信念，导致中苏结盟反美。但“苏联信仰”毕竟不符合外部世界的实际，经过由苏联、朝鲜议定而把中国卷入的朝鲜战争造成了中美关系敌对，美国把中国排斥在对日战后处理过程之外，建构了以中日关系羞辱中国尊严、损害中国利益的“阵营对抗”东亚秩序。作为历史的经验教训，战后新兴发展中国家需要基于实证研究的自我认知和外部世界知识，需要根据自主的知识生产和信息战略设置外交议程；而欠缺这种主体性和能力作为民族国家的条件，“一边倒”的中苏关系把中国带入了冷战政治陷阱。
中国的知识生产在“阶级斗争”这种违反民主化即普遍国民化的民族国家原理的反共同体政治控制下处于谎言充斥的废弃状态，即便是中苏关系失败之后，毛泽东仍然没有形成基于符合中国外交实际的问题意识设置外交议程以与美国、日本解决战后遗留问题的国际政治主体性自觉，而是自满于“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之类的“新一边倒”战略机会主义。[78]结果，在中国能参与的“正常化”东亚秩序转型中仍然暧昧地搁置了决定美日对华关系敌对结构的“台湾问题”、日本战争责任问题、“钓鱼岛问题”。无论是向苏“一边倒”的反美，还是与美日“一条线”的反苏，都证明了国际认知能力和国际政治主体性的欠缺；而现在中国所遭遇的外交挫折，也依然是认知能力和主体性缺损症候群。
国际政治主体性建构需要彻底反省斯大林主义迷信时代的教条主义，破除政治合法性论证的信息生产封闭性，在自主开放的信息战略前提下培育实证学术研究，以具有民族国家立场和国际主义意识的知识思想话语体系参与国际对话而达成信息对称、利益平衡的国际共识，通过主动的知识思想传播和外交议程化解被敌视、蔑视的国际政治语境。但这种觉悟尚无中国思想史和外交史的辩明，所以邦交正常化以来，对日外交以“友好”表象自我麻痹而搁置“钓鱼岛问题”的解决，秘档制度和行政干预则把中日关系的学术研究也“搁置”下来。其后果是，即使日本删改有搁置争议内容的外交记录，也仍然因为其主动公布档案而掌握主动权；即使日本学者根据删改的外交记录得出片面的“不存在搁置争议”结论，也仍然掌握了国际学术话语的主导权。在这种长期不利的国际传播环境下，中国的学术话语、媒体议程受到日本的制约或诱导；及至日本政府采取否认“搁置钓鱼岛争议共识”的“固有领土”化步骤，欠缺公布外交记录信用和日常学术研究积累的中国主张反击乏力，宣示“捍卫主权的决心不可动摇”又被解读为“中国威胁论”逻辑的战争立场，中日关系就陷入了重复失语、对话无能的国际传播缺位、外交职能不全的状态。
厘清这些基本逻辑就可以明白，东亚秩序进化的核心命题是，在与美国达成战略共识的前提下，以公正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的国际法过程重建中日关系。这是一个从知识生产到政治外交行动的主动思考、积极对话、促进地区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国学术必须有基于实证研究的知识生产、思想传播和利益表达，中国外交必须有主动设置国际关系和地区政治议程的能力来争取尊严和利益，而不能依赖对方的道德自觉或救世帝国的干预——这是作为依然的“第三世界”国家改变地位、命运的应有觉悟。历史反复证明，无对话能力而自满于原则性表态甚至政治谩骂之类的“论战”，其勉强充作“空话外交”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而无益于和解进程，是无外交的表征。国际政治主体性、民族国家能力的建构需要在国民全体规模上破除政治特权局限、教条迷信束缚的知识理性努力。知识生产、国际交流必须从国家主义、实用主义的“象征战略论”转变为国民主义、理性主义的“责任能力论”。经过改革转型而成为有能力、受尊敬的国际政治主体，才能推动东亚秩序在反映中国尊严、利益的战后和解方向上进化。以这种觉悟观察现实，前景不容乐观。2014年7月日本作出“解禁集体自卫权”决定之后，其外相访美表示了把购买“离岛防卫”所需的“鱼鹰”飞机纳入来年年度预算以及其他军购、合作意向，而同时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达成了“300多项具体成果”。[79]美国如此左右逢源，可能是“正常化”秩序“最后的晚餐”，因为日本的军购具有贿赂美国、威慑中国的两面性，其目标在于钓鱼岛的“施政权可视化”——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是对“美帝国”权力的“日本帝国主义”式解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后有关‘钓鱼岛问题’的话语建构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3BGJ013）的基础研究成果。
【注释】
[1]《中国将坚决维护对钓鱼岛的主权》，载《人民日报》2012年9月12日，第3版。
[2]「玄葉外相が国際紙寄稿」、『産経新聞』2012年11月21日。玄葉大臣による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ヘラルド·トリビューン紙への寄稿（2012年11月21日）、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ofa.go.jp/mofaj/area/senkaku/pdfs/iht_121121_jp.pdf、2014年6月30日閲覧。
[3]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379页。
[4]《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李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332、340、342页。
[5]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8页。「ノンフィクション時評 ９月 『主権在米』史観」、『毎日新聞』2012年9月25日（夕刊）。
[6] 豊下楢彦『昭和天皇·マッカーサー会見』岩波書店、2011年、44－45頁。
[7]《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设立远东委员会即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的决议》（1945年12月27日），载《对日和约问题史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7～19页。
[8]《麦克阿瑟回忆录》，第182～184页。吉田茂：《十年回想》第1卷，韩润棠、阎静先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54、60页。
[9] 豊下楢彦『昭和天皇·マッカーサー会見』岩波書店、2011年、10－11頁。
[10]吉田茂：《十年回想》第1卷，第61页。
[11]豊下楢彦『昭和天皇·マッカーサー会見』岩波書店、2011年、20－23と46－50頁。
[12]新崎盛晖：《冲绳现代史》，胡冬竹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1～22页。
[13]孫崎享『戦後史の正体』創元社、2012年、87頁。
[14]刘建平：《野坂参三与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新中国对日外交思想探源》，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15]不破哲三『日本共産党にたいする干渉と内通の記録──ソ連共産党秘密文書から 下』新日本出版社、1993年、267－268頁。イワン·コワレンコ（清田彰訳）『対日工作の回想』文芸春秋、平成8年、39－40頁。
[16]和田春樹『歴史としての野坂参三』平凡社、1996年、129－130と148－151頁。「野坂議長にきく 延安から東京まで」（20と21）、『赤旗』1971年9月4日と5日。
[17]《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7、21～22页。
[18]《斯大林谈话记录》（1947年7月27日）。可参阅：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370页；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51页；刘建平：《“中间地带”理论与战后中日关系》，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78页。
[19]《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载《人民日报》1950年2月15日，第2版。
[20]《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4月11日），载《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21]「野坂の『平和革命論』に対するコミンフォルム批判を発表した機関紙編集会議議事録」（1950年1月5日）。附属資料９、小林峻一·加藤昭『闇の男 野坂参三の百年』文芸春秋、1993年、251－254頁。《关于日本的形势》，载《人民日报》1950年1月11日，第1版。
[22]『日本共産党戦後重要資料集』（第一巻）、351と384頁。袴田里见：《我的战后经历》，周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8～49页。
[23]吉田茂：《十年回忆》第2卷，阎静先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90页。
[24]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在2005年公布的这份电报，中国学者沈志华发表在2007年第5期《史学集刊》的论文《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中有全文引用，2008年6月25日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了韩国学者金东吉使用这份电报重新解释朝鲜战争起源的情况，中国《环球时报》在2008年6月26日有简短译介，日本媒体也有介绍。这份电报生动地证明了斯大林冷战外交追求国际政治优势和阵营权力地位的谋略性，中美交战既有利于苏联巩固欧洲势力范围，也使中国更加依赖苏联。
[25]《麦克阿瑟回忆录》，第198～201页。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4册，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85页。
[26]豊下楢彦『昭和天皇·マッカーサー会見』岩波書店、2011年、53と98と111－112頁。
[27]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4册，第980、986页。
[28]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29]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513页。
[30]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31]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 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新曜社、2005年、273－280と501頁。
[32]「民主日本の重要性」、『毎日新聞』1950年8月23日。归永涛：《赖肖尔与美国对日政策——战后日本历史观中的美国因素》，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3页。
[33]「民主日本の重要性」、『毎日新聞』1950年8月23日。「既に思想の主戦場」、『毎日新聞』1950年8月26日。「単独講和早きを選べ」、『毎日新聞』1950年10月9日。「日本に独自の形」、『毎日新聞』1950年10月18日。「思想戦と近代民主主義」、『毎日新聞』1950年11月14日。
[34]大内兵衛「日米関係の将来——ライシャワー博士の見解」、『世界』昭和28年4月号、17－27頁。
[35]归永涛：《赖肖尔与美国对日政策——战后日本历史观中的美国因素》，第44、52页。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第10、70～73页。
[36]池井優『駐日アメリカ大使』文芸春秋株式会社、平成13年、69－70頁。入江昭等『日米戦後関係史』講談社、2001年、78頁。
[37]E·O·ライシャワーと中山伊知郎「日本近代化の歴史的評価」、『中央公論』昭和36年9月号、84－97頁。
[38]福田恒存「ライシャワー攻勢といふ事」、『文芸春秋』1963年10月号、78－79頁。池井優『駐日アメリカ大使』文芸春秋株式会社、平成13年、94頁。
[39]吉泽清次郎（主编）：《战后日美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9页。
[40]孫崎享『戦後史の正体』創元社、2012年、226－231頁。
[41]中村正則『戦後史』岩波書店、2006年、139頁。
[42]刘建平：《毛泽东的美国观与新中国“一边倒”国际战略的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第168～170页。
[43]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36～340页。
[44]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45]《刘少奇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1948年12月25日），可参见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下册，第617～618页。
[46]《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47]刘崇文、陈绍畴（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48]《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33～435页。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50]《刘少奇选集》下卷，第60页。
[51]F·P柯舍列夫：《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及其在国家经济革新中的作用》，载《人民日报》1949年8月15日，第4版。
[52]《罗申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0年2月12日），载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页。
[5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1页。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10页。
[54]尤金：《苏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载《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日、12月2日，第3版。
[55]《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日，第3版。
[56]宋劭文：《周总理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我们的周总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页。
[57]《刘少奇关于与斯大林会谈情况给毛泽东和中央的电报》（1952年10月30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6～537页。
[58]《赫鲁晓夫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记录》（1956年7月10日），载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页。
[59]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532页。
[60]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7页。
[61]《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1～323页。
[62]《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页。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刊印，第715页。
[63]《要防止领导人员的特殊化》（1956年11月10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编）：《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43～648页。
[64]《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1959年8月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页。
[65]《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66]《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3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载《“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编印，第4页。
[67]《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5日），载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581页。
[68]刘建平：《“一边倒”冷战体制下和平共处的限度：朝鲜战争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载《国际论坛》2000年第2期。
[69]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卷，第96 ～103、152、220～221页。
[70]《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317、498页。
[71]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载《“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编印，第323～325页。
[72]约翰·H·霍尔德里奇：《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杨立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73]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652、668页；《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页。
[74]第一回周恩来·キッシンジャー会談（1971年7月9日）、『周恩来 キッシンジャー機密会談録』岩波書店、2004年、5－6頁。
[75]亨利·基辛格：《论中国》，第160页。
[76]黄华：《亲历与见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第一回周恩来·キッシンジャー会談（1971年7月9日）、第二回周恩来·キッシンジャー会談（1971年7月10日）、第四回周恩来·キッシンジャー会談（1971年7月11日）『周恩来 キッシンジャー機密会談録』岩波書店、2004年、35－39、47－66、93－99頁。
[77]長島昭久『「活米」という流儀 外交·安全褒章のリアリズム』講談社、2013年、226－240頁。
[78]吴旭君：《毛主席的心事》，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编）：《缅怀毛泽东》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4页。王永钦：《1966—1976中美苏关系纪事（连载三）》，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第151页。
[79]「オスプレイ購入費計上へ」、『日本経済新聞』2014年7月11日（夕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11日，第3版。刘建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Liu Jianping，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