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上海为龙头的近代长三角地区是打工妹最为集中的区域。无论打工妹通过什么方式进城打工，抑或从事何种职业，其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迥然不同于农村的新变化。为适应这种新变化，打工妹从外表到内涵进行适应性改变，向市民“看齐”，以融入城市。经过“市民化”的洗礼，她们中有的虽然踏上回乡之路，但却给封闭的乡村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有的被城市所吸纳而真正地“市民化”了。打工妹“市民化”对城乡社会变迁具有深远的影响。
“市民化”，从狭义上讲，不仅是居住地由乡居到城居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从广义上讲，还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向市民“看齐”。所谓“市民化倾向”，是指打工妹群体主动或被动适应城市生活的态度、行为，这是她们融入城市的基本条件，同样也是实现“市民化”的基本条件。全面研究近代中国打工妹“市民化”倾向，非本文所能蒇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面较广的大课题。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中心，截取几个侧面，对此进行一些考察，以抛砖引玉。
一
众所周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是近代中国的工商业中心。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近代化的推进，长三角地区的聚集效应不断增强，吸引着八方来客。其中打工妹就是一支庞大的群体。长三角地区是全国轻纺工业基地，打工妹最为集中，乃至形成“阴盛阳衰”的格局[1]，是不难想见的。汇聚长三角地区的打工妹，来自于长三角本区以及苏北、安徽、山东、河南等地[2]。无论她们通过什么方式进城打工，抑或从事何种职业，其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迥然不同于农村的新变化。要适应这种新变化，打工妹必须调适自我，改变自我；通过改变，适应、融入城市生活，向市民接近，才能立足城市。
改变自我包括“内”与“外”两方面。“内”即内心、内涵，主要是思想观念、个人修养方面的改变；“外”即外表，主要是外貌、生活习惯及方式的改变；市民则是改变的倾向性“参照”。改变自我，先要掸去身上的“土气”，在外表上使自己“洋气”“时髦”起来。苏州有首《骚大姐新山歌》唱道： “乡下姐儿年纪轻，面孔生来蛮端正。弗长弗短真有样，一双俏眼勾郎魂。只为家中无饭吃，出外帮工做佣人。托仔荐头寻生意，一荐荐到大墙门。太太老爷看见都欢喜，小姐爱俚煞干净。会拍马屁会讨好，少爷少奶叫弗停。乡下来仔弗长久，时髦样式学得呒啕成。夏丝葛衫啥人送，少爷当俚意中人。空来无事常在门房里，还要搭仔车夫寻开心。”[3] “乡下姐儿”进城不久，便在穿着打扮等方面追赶“时髦样式”。在上海为人佣工的“乡下姐儿”当然更是洋气十足，“妆风雅，爱打扮……回思昔日在乡之情事，竟有判若两人者”①[4]，甚至“乡间常态有不留分毫者”②。“扮靓”自己，这是一般打工妹“市民化”必做的“功课”。家政服务领域打工妹如此，在工厂做工的打工妹也不例外。
上海是国际性大都会，不仅是工商业的中心，也是时尚的中心。自清末以来，服饰花样翻新， “男女乃皆趋于华”[5]2142。潮流所向，势不可挡，士农工商均被“席卷”其中。打工妹要适应城市生活而“市民化”，不能不“沾染都市风气”[6]，以顺应时代的要求。有位家住“女工荟萃之处”的虹口兆丰路，因而“对于那一带的女工情形有深切的考察和研究”的君立说： “虹口一带的女工十六岁至廿四岁的占大多数，但十三四岁的小女工亦不少。”她们年纪轻，爱美，尤其进账较多的打工妹，有条件“时髦”，所以“衣服也趋时化”。她们“白的脸披着一头的青丝长发，穿着拖到脚面的长旗袍（工作时当然是脱掉的），平底黑皮鞋，如果你不仔细看出她略呆板的身躯，一定要认为是在学校里读书的女学生呢。”[7]穿着入时，“俨然是一副城市市井女子的新形象”[4]。
学生装流行，打工妹赶潮流亦步亦趋，被人称为“学生派”。这种情况十分普遍。如在上海棉纺织工业中， “有些女工们的服装，比较考究点的尤其比较有知识点的女工，很多的被人叫做‘学生派’，因为她们大都是长旗袍、皮鞋，到冬天外面加上一件绒线外套，插上一支自来水笔，完全象读书的学生一样。特别是江南各县如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女工欢喜这样打扮”[8]。至于“工厂生活学校化”的企业如无锡华新制丝养成所，打工妹穿着更像学生了，有一篇《参观华新丝厂记》描述说：“年龄20岁以内之青年截发旗袍，貌亦楚楚，见之几令人以为女校学生，疑非工人。”③ 这种“学生派”的装束，正是打工妹极力改变“土包子”的外表而朝向“市民化”迈进的集中体现。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追逐时尚，更是包括打工妹在内的青年女性的“天性”。而身处时尚中心上海的打工妹，虽然不能引领潮流，但内心深处也不希望落人之后，即如“1938年夏天，正当日寇围攻徐州，抗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海年轻的纺织工人中大大的盛行穿大红袜子白跑鞋，尤其是在女工当中，更是风靡一时的争相仿效。”[8]显然，她们成为时尚潮流的推波助澜者，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外形外貌，以适应“市民化”的客观要求。
大上海打工妹如此， “小上海”无锡打工妹也是一样。曾经流行一时的时新小调《无锡景》唱道：“西门面粉厂呀，纱厂连丝厂，厂里格工人乡下大姑娘呀，一做末丝厂学洋腔，身上那格衣衫末触鼻又喷香。”[9]在这里，不仅有衣衫的时髦，连语言也迥异于“乡下大姑娘”了。有观察者发现，许多丝厂打工妹上工放工时， “瞧她们谁不打扮得花枝招展？”工作之时，花絮飞扬（俗称“飞花”），落满全身，弄得“人人白头”，好似“老婆婆”。但是“在放工时前的一刻钟，第一次回声狂叫的时节，她们就手忙脚乱的梳洗起来，小镜子香粉是随身带的，化装好了，姗姗的走出厂门，比较时髦的，连那白铁小饭桶也交给同淘的小女工拿着，好像显出她是一个小姐身份”④！更有细心的人发现，“女工们的内衣比外衣来得考究些，这因为她们在高温的工场里工作，非脱剩内衣不可，朝夕相对着男管理员，一件比较的美丽内衣，实在是不可缺少的。我这样想，她们或许也这样想。”[10]这位细心人的猜测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女工们的标致和她的职业地位待遇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女工‘摩登’了，才可以博得工厂职员的怜爱，所以，女工们是常有做职员夫人的希望的”[11]。如此看来，打工妹外表的“摩登化”，不仅仅是爱美的天性使然，“市民化”的需要，还表达了招人怜爱收获爱情的美好愿景。
赶时髦，向“市民”看齐，当然需要财力支撑。打工妹收入低，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衣服、脂粉以及一切的装饰品，在女工们每年的支出账上占了一个大的数目”[11]。但是，为了融入城市社会，不能不要“面子”，不能不降低生活标准，以致生活压力沉重[8]。还有不少打工妹尤其是已成家的打工妹，因生活所迫，也会有衣衫不整、寒酸的窘态。尽管如此，与“乡下姐儿”“乡下大姑娘”的装扮相较，已不能同日而语了。
二
从内涵方面说，打工妹也努力塑造完美的自我。改变自我，仅仅掸去身上的“土气”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内涵”上努力塑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市井女子的新形象”。有时论指出，打工妹服饰虽然摩登化，但“无论一件很好的衣料，一穿到她们身上，便觉得有些‘土化’了”[10]，何也？关键在于气质、涵养与“市民”的要求相去较远，竟至于原本洋气的衣料穿到她们身上反而给人“土化”的感觉。因此，要实现“市民化”诉求，提高自身素质是一条重要路径。
素质，是多种指标构成的综合体，除了身高、相貌、健康状况、技能等等之外，受教育程度也是不可小视的重要指标之一。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曾于无锡黄巷工人教育实验区举行文盲调查，将该区工友分为文盲、半文盲、非文盲三种，调查结果如表1。
从表1可以发现，民工中文盲半文盲竟达83.07%！而打工妹文盲率，更是大大超过了男性。有资料记载，在上海棉纺织业中，85%以上的女工是文盲[13]。而内外棉第七厂中，“女工3000多人，能认字的只有五六十人，其中只有极少数能够看报的，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便算是括括叫的了。”[8]无论造成打工妹文盲率高的原因是家庭贫困，还是重男轻女，抑或其他因素，但“市民化”的客观要求是人的“现代性”⑤。打工妹要适应城市现代生活，必须提高自身素质。况且， “城市生活的需要促使某些现代化特征得到发展，例如城市人口的识字率提高了，因为人们要在城市里自由来去或上下班，都需要阅读时刻表、街上的路标等等，所以他们必须识字。”[14]
其实，打工妹自己也清楚地“知道穿女学生服饰，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是一件笑话事情”，因而利用可能的机会学文化，用知识涵养自己。“所以民众夜校，如兆丰路底麦伦中学所设的民众夜校（目前才改的民众学校）和天宝路临平路的屋顶花园夜校，都有她们的芳踪。因为她们用功的缘故，日子长了，知识也有了，所以习惯也跟着良善起来。信也不要求教（叫）人写了，自己喜欢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尤其家里或朋友们，甚至情书也不要：东‘先生请你给我看一看信。’西‘先生请你给我看一看信。’自己的内容还没有知道，秘密却叫人家先知道了！”[7]这样的改变，更具有实质性意义，才更符合城市社会的“现代性”要求。
与此同时，资本家为满足企业发展对“现代人”的需求，也对打工妹开展文化、技术方面的培训，如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际丝市兴旺，无锡缫丝行业进入历史上发展的全盛时期，出现了一片添车、开厂的情景。为在短期内迅速造就一批生产技术工人和专业管理人员，永泰丝厂率先开办“练习班”“制丝指导员训练班”，招收制丝养成工，采取半工半读形式，组织养成工学习国文、数学、制丝等，以适应缫丝行业生产发展需要。据记载，短短五六年间，永泰系丝厂对5000余名青年女工（内含数百名练习生）进行了文化、技术培训。无锡其他丝厂如乾甡、泰丰、民丰等厂也竞相仿效设立女工养成所，培训了一批女工，提高了丝厂女工的文化、技术水平[15]。这种“强化”训练，有助于打工妹整体素质的提高，客观上有利于打工妹的“市民化”。
三
改变自我，走“市民化”之路，融入城市生活，还要求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毕竟“现代人的文化以都市文化为其特征，它有别于乡村文化。”[16]打工妹要树立“市井女子的新形象”，必须更新观念，塑造“有别于乡村文化”的具有“都市文化”特征的“市井女子的新形象”。事实上，不管打工妹主动的接纳抑或被动的适应，在都市文化的熏陶之下，她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却必然会起重要的变化，足够使他自己觉得已异于乡下人，而无法再和充满着土气的人为伍了。”[17]不仅如此，由于观念的不同，极易引发代际冲突。就社交公开来说，打工妹认为男女交往在城市社会中是普遍而寻常之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老一辈却极力反对。陈达的调查资料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
她是一个打工妹，在乡下时，没有机会读书，进厂后经朋友介绍，在青年会夜校读过三年书，由于她的努力，很有长进，可以阅读《文汇报》。眼界开阔了，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说： “她的母亲和她是处在两个不同的时代观念中，常常要彼此发生冲突，特别是在男女社交方面，她的母亲非常看不惯她的行为。”她是一个活跃的女孩子，外面结交的朋友很多，她的母亲是反对的。母亲认为一个23岁的大姑娘，怎么能随便在外面和男子来往？每天她要是晚10时回家，母亲总要骂她的。有时候，母亲故意把大门关上，好久不开门，让女儿在门外等得发急。母亲说：“你这样迟回来，何必还要回家呢？”可是姑娘的意见是“只要自己人格好，男女的来往有什么关系？”[18]
这个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类似的冲突客观存在，而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新旧观念的碰撞。透过外在的冲突，我们也可以看出打工妹群体观念变迁以及努力改变自我朝向“市民化”的心路历程。
改变自我，向“市民”看齐，对打工妹群体而言，无论在观念上，还是行动上，都有一个绕不开的“焦点”问题，那就是婚姻问题。在近代，婚姻自由固然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晚婚现象的凸显，更成为打工妹群体“市民化”过程中突出的新问题。众所周知，早婚早育，多子多福，是农业社会“大家庭时代”的基本特征和主流意识。这种“生育文化”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西方文化的“东渐”而不断受到冲击，“中国视为早婚多产的理想社会，一变而为独身、晚婚、避妊及堕胎等风气。”[19]这种观念在先发达地区的长三角各城市浸淫蔓延，不能不对身处其中的打工妹产生影响并为其所逐渐接受，根据1930年拉姆森对70名上海棉纺厂女工的调查，15－19岁已婚者占11．54％，20－24岁已婚者占5．14，25－29岁已婚者占81．82％⑥。另据沪东几个工厂不完全统计，21 300名女工中，有7000多成年女工尚未结婚，就拿颐中烟厂来说，有40％尚未结婚，她们的年龄都在23岁以上。而沪西情形并不次于沪东。据一般估计，全市至少有4万产业妇女尚未结婚⑦。这在农村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城市社会中晚婚观念、晚婚现象盛行，打工妹“入乡随俗”，做出“适应性”响应，也是自然的。一则与她们婚姻价值观是一致的。调查资料显示， “她们选择丈夫的标准也很高，不马虎随便，这由于两方面原因所造成，有一些妇女，因为工人中一时很难找到有知识学问而且志趣相同的对象；有一些妇女，在等待嫁一个可以作为依靠解决自己出路的丈夫，但是这种丈夫，在工人中也不容易找到。因之，她们结婚大都是很迟的，普通廿五六岁的年纪，很多是没有结过婚，而且有些甚至到了三十多岁，情愿死守着不嫁”[20]，由此出现“剩女”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二则工作不稳定，生活负担沉重。“因为大部分女工有着家庭重担，她们考虑到：要是结了婚，那么另外开了门头，娘家的开销，谁来负责呢？这是各地乡下来的女工占着主要成分。也有一部分本地女工，虽然家里门头主要的不一定靠她，现在一个人做做用用还可以，要是结了婚，生了小囡，就呒没介写意，这年头单靠男人不一定撑得住门头。许多绸厂女工坦白地说，害怕丝织业危机，影响男女共同失业，生活呒没办法，因而不愿意和绸厂男工结婚。”⑧ 三则许多工厂企业雇用女工“以未婚为雇用条件之一，故结婚即解雇”[21]。在这样的“雇用条件”下，打工妹也只能“选择晚婚的道路”了[22]。
值得注意的是，打工妹晚婚的价值取向，不仅顺应了“市民化”的大趋势，而且逐渐得到了家长的认可，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法国学者谢诺发现， “许多女工选择晚婚的道路，尽管女儿们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父母们给包办的婚姻和父母决定的婚龄。但现在看来父母也赞成，起码是接受了女儿自己的晚婚决定，如有一个调查引用了这样的话： ‘现在的女孩子们结婚比过去的晚……既然她们都挣钱，我们就不坚持要求她们早婚了’。”[23]这种“接受”和认可，毫无疑问，是一种对自我的超越。
工业社会“比较迟婚者多”，农业社会“比较早婚者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反映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则是家庭的小型化和晚婚现象的盛行， “此固情势之自然，亦各国普通的现象也。”[24]打工妹群体中晚婚现象的普遍化，既是“市民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市民化”的重要成果，是符合社会发展大势的进步潮流。
四
打工妹群体通过“内”与“外”的自我改变而逐渐“市民化”，这是她们融入城市的不二路径。纵观打工妹群体的“市民化”历程，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
首先，“被市民化”色彩浓厚。打工妹要在长三角各城市立足，不管愿不愿意，必须转变与在田间迥然不同的劳动方式，调适自我，在适应工厂企业“制度要求”的同时，改变已有的生活方式，适应城市生活，向市民看齐。“制度适应”过程中存在许多“障碍”，对其身心不能不产生影响，甚至充满了辛酸与无奈[25]。适应城市生活同样如此。这种被动性，不可避免地带来“被市民化”的色彩。从不适应到适应，过程的艰辛，可以想见。
其次，对城市的认同感较低。“市民化”的本质是城市化，打工妹对在其中打工的城市有没有归属感、认同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市民化”的质量。在近代长三角地区，城市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且城市不仅物质生活发达，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丰富多彩，充满诱惑。因此“向往城市生活，希望过好日子”，是一般打工者的追求目标[26]。尽管打工妹希望通过打工实现“市民化”的诉求，但不可能割断与农村的联系，毕竟“根”在乡村，往返于城乡之间，成为一种生活常态。[13]这就决定了打工妹对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低。甚至有不少打工妹即便在城市扎根，但仍心系故乡，如在上海， “有许多夫妇都在绸厂工作的，生出孩子多数是往乡下送，包给人家代养。在上海多数的绸工只认上海是赚钱的地方，而非安家立业的所在。”[8]一方面向往城市生活，一方面又找不到“家”的感觉，这种心结在打工妹“市民化”过程中，并不鲜见，并成为“市民化”的障碍因素。
又次，“市民化”的质量不能尽如人意。就教育问题而言，虽然国家、社会、企业兴办不少包括教育在内的“惠工”设施，而且以免费教育为主，即便打工妹渴望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但由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使很多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她们“每天由早晨到晚上操作很费力气的工作，精神已经是很疲乏，”“忙碌于衣食之不暇，再要拿出时间和精神来读书，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27]无锡打工妹李霞影就说： “我们女工过着牛马般的生活，每天工作12小时，真是从鸟叫做到鬼叫，冬天上日班，整天见不到太阳，夏天在高温下工作，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因为工作时间长，工人们一天下来已经精疲力尽，根本无精力再进行学习和其他工作。”[28]吴至信对上海、无锡等城市35家工厂“惠工”事业进行调查后也发现“一般工人对于教育之态度，至为不佳”，原因正在于“日常工作时间甚长，下班疲苦已甚，若干工人尚须归返远在七八里以至十里以外之家中餐宿，更盼得较多之自由时间。兼以工人年龄，多在20岁以上，记忆力非孩童可比，于是读书成绩不佳，兴趣愈淡。故一闻在工作时间以外，添受教育，在普通情形下莫不以为苦事。”[21]所以，有评论认为， “提倡劳工教育，虽是一件急务，可是在紧张工作后的工人，心身都非常困倦，没有心情去求知。如果不先将工人在这一方面的困难减少，劳工教育恐怕是很难收到效果的。”[18]揆诸史实，诚可谓一针见血！症结所在，不能不影响“市民化”的质量。
再次，缺乏连续性。这与职业的不稳定有极大的关系。职业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打工妹“市民化”进程能否延续。事实上，职业的不稳定尤其是失业，常常使“市民化”进程断裂。由于近代工业发展的曲折性和乡村危机的强劲推力，打工妹即便能够实现“做厂”打工的愿望，也心神不定，深感失业压力的沉重。据陈达先生的抽样调查，在201份资料中，“只有16人没有谈及失业的情形，其余大多数人都遭受过失业的苦痛”，换句话说，92％的人有过失业的经历，“可见失业问题，在工人的生活里是何等严重的事实。”[18]造成失业现象严重化的原因，一是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或半倒闭；二是产业后备军激增，资方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雇用劳动者；三是技术革新即“生产合理化”的“减工”减少了工人的使用量。其中前两个方面的原因是主要的，即相关研究所说“我国由于产业不十分发达，农村破产，失业人口集中于都市，雇主不但得以廉价雇佣工人，而且不与工人发生固定的关系，随时又可解雇工人。这种现象，上海在抗战以后更甚……以上海产业最大人数最多的纱厂来说，甚至连正式临时工的名义全不要，厂方可随时叫工人来就来，要工人走就走，工人的工作朝不保夕，天天都在失业的威胁之中。”[8]长三角另一工业中心无锡，1930年代初受经济危机的冲击，“丝厂失败，女工失业者颇多……多数女工，其年龄较大者，只得仍回故乡农村。”[29]
民族企业里如此，外资企业中也不例外，如“在日本厂里做工，职业毫无保障。那时社会上到处是失业工人和流落城市的破产农民。厂主需要时，随时可以招进一大批。厂主不需要，就把工人开除出去”。所以工友们常常抱怨说，在日本厂里做工“是一只脚在厂里，一只脚在厂外，成天提心吊胆，早晨不知夜晚”[30]。这种残酷的现实，使打工妹“市民化”进程经常处于断裂状态，对打工妹“市民化”的质和量产生双重影响。
打工妹“市民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也说明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曲折和城市化进程的蹉跎。尽管打工妹“市民化”困难重重，但经过“市民化”的洗礼，她们中有的虽然踏上回乡之路，却给封闭的乡村带来一股清新之风[22]；有的被城市所吸纳而真正的“市民化”了。所有这些，不言而喻，对城乡社会变迁具有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论男女无耻》，《申报》1879年9月21日。
②《书乐陈氏愿归原夫事》，《申报》1883年8月7日。
③转引自茅家琦、李祖法主编：《无锡近代经济发展史论》，企业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7页。
④《丝厂职工生活素描》，《锡报》1932年10月24日。
⑤英格尔斯认为：现代性“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状态’”，“个人的现代性，应该而且也能够在很多不同的形式与内容中表现出来。换言之，我们认为‘现代性’是很多性质的综合体，而非某一种单独的特质”。他认为，“现代人”应该具备12个方面的品质，即准备和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求效率；计划；知识；可依赖性和信任感；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乐于让自己和他的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敬的职业，对于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挑战；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了解生产及过程。（[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3页）根据近代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现代性”是一种能够适应工商业发展和城市化所要求的基本素养，是人的现代化（近代化）的基本条件，也是人之成为“现代人”的基本条件。（池子华《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⑥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88页。另据[法]让·谢诺《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的记载，1930年上海棉纺厂女工中，20岁以下的多数未婚（转引自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87页）
⑦ 《四万女工为啥不结婚》，《生活知识》1946年第32期。
⑧ 《四万女工为啥不结婚》，《生活知识》1946年第32期。
参考文献
[1]池子华．近代“打工妹”群体研究的几个断面[J]．江海学刊，2010，（5）：157．
[2]池子华．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群体籍贯构成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101．
[3]南屏．骚大姐新山歌[N]．吴语，1921－07－16．
[4]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5]徐珂．清稗类钞：第2册[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诚成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6．
[6]朱懋澄．调查上海工人住屋及社会情形纪略[M]∥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7]君立．上海的女工生活[J]．微言，1933，1（22）：6－8．
[8]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9]秦寿容．近代无锡地区的时新小调[M]∥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无锡文史资料：第19辑．内部资料，1988．
[10]金岳．丝厂女工生活写真：中[N]．锡报，1932－10－02．
[11]一蕊．走进工友队伍[J]．生活，1931，6（33）：715－716．
[12]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13]让·谢诺．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M]∥刘明逵，等．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14]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M]．陈一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5]钱耀兴．无锡市丝绸工业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6]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M]．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7]费孝通．乡土重建[Ａ]∥费孝通文集：第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58．
[18]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
[19]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J]．社会月刊，1929，（6）：15．
[20]阿英．绸厂中的女工[J]．生活知识，1946，（39）：4－5．
[21]吴至信．中国惠工事业[M]∥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22]池子华．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23]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24]童家埏．无锡工人家庭之研究[J]．统计月报，1929，1（6）．
[25]池子华．近代打工妹群体的“制度适应”[J]．社会科学战线，2012，（10）．
[26]卢汉龙．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1）．
[27]高澜波．实施劳工教育之我见[J]．劳工教育，1934，创刊号．
[28]李霞影．从小女工到大学生——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而作[M]∥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无锡文史资料：第24辑．内部资料，1991．
[29]顾峤若．无锡工人教育之一瞥（未完）[J]．励进月刊，1933，（6）：4－7．
[30]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