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七八年，在兰大哲学系。
那时浩劫方过，为重建校系，校长辛安亭先生和哲学系主任韩学本先生，果断地从农村、农场、干校等地，引进了几个以言获罪被长期劳改的学人，担任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其中有他，也有我。
在教师队伍中，这些人的外貌，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像农民。皮肤粗糙，手上有老茧，脸上有洗不掉的风霜。尤其他，头发花白，皱纹深刻，男低音深沉，不但更像农民，也显得比实际年龄──四十五岁──要老许多。个儿不高，体型宽厚，加上多髭的大方脸，短短的公牛脖子，树墩子一般扎实厚重。
他教中国哲学史，如数家珍。有人给他说，他不像是荒废了那么多年。他说你错了，我现在是从头学起，现炒热卖。我花在备课上的时间，比别人多几倍，你知不知道！有人给他说，他说话大胆，不像是被改造了那么多年。他说不是大胆，是笨，不会拐弯。出了大学费，硬是学不乖，没治。
他信儒学，我不。我给他说，儒家是被封建统治者捧起来的。他说这是五四以来的老生常谈，要不得。秦时的法家，汉初的黄、老，南北朝的佛教，都曾是皇帝的最爱。“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古一世之盛，而今安在？当然儒学也有缺点，它没有找到从内圣到外王的道路。但它所成就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理想人格设计，却一直是维系我们民族精神的纽带。五四以来，这根纽带被割断了。那种安详自尊，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可杀不可辱的人都完了，所以社会没有脊梁，没有凝聚力，不能制约政府，祇能听任宰割。生灵涂碳，根源在这个传统的断裂。与灭继绝，离不开它的重建。
我说你传授知识，让学生自己判断不好吗？他说学习中国哲学史，不光是学知识，也是学做人。学问如严复所说，有士大夫之学，也有博士之学。一个中哲史，既可治成前者，也可治成后者，全看你怎么治。治成前者，是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才，治成后者就是所谓专家，专业以外无知，祇能训诂章句。他说人么，总应该有点儿人格志气，有点儿理想主义。否则与禽兽何异。是所以内省心性，为成就外王的前提。
我问他一味外王，还要不要民主。他说当然要。王道一词，自古多义，其要无非一个“仁”字。清代的阮元，训“仁”为“二人”，可与民主相通。提倡“和而不同”；提倡匹夫不可夺志；提倡己所不欲弗赐于人；提倡不可与言而与之言；都有助于民主的实现。民主不是无政府，而是好政府。王道仁政就是好政府，正是民主的目的。
我问他承不承认，比如谭嗣同所说的三纲五常之烈毒惨祸？承不承认，忠孝节烈之类规范，都是以理杀人的武器？承不承认，无限忠于誓死保卫之类，也都是儒家传统？他说这是老问题，他早已想过了。治水社会的学术，与极权制度共生，都免不了泛政治化带来的器用层面上的问题。金铁有时而腐，山岳有时而摧，唯太虚之道亘古不移。承认这个太虚的本体论意义，把那个士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心”，那种伦理精神和人生态度作为我们民族文化认同的坐标，不等于要继承那些操作层面上的礼仪制度。
我说器者道之用，六经皆器，说器非而道是，难以服人。况且孔孟荀观点各异，汉经学和宋理学差别更大。匡衡抗疏，刘向传经，早年酷好周礼的康南海先生，后来在万木草堂里讲的，有许多已经是西学了。逝者如斯，生生为易，何来太虚不移的恒心？他说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期以来，各种观念都在流动。犹太教中分出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是那一本小小的《圣经》，仍然是维系犹太民族散而不亡的纽带。他说，假如他们都像你，现在世界上，还有犹太民族么？
我默然。
二
那年年底，我去了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那是他原先工作的地方，许多人对他知根知底。听说我来自兰大，都来问他的近况。谈起来，无不感慨。
他生于河北枣强，父亲是运输工人，自车自开，家道殷实。解放后，写信给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上学的他，说要把历年积蓄的百余两黄金分给他和三个弟弟，从此安心靠工资生活，走社会主义道路。
那时他学了马列主义，坚信不疑，死心塌地跟党走。回信说他不要，并劝父亲不要分，上交给“党和国家”。怕父亲舍不得，又给父亲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写信，请他们动员父亲交出。组织上拿着他的信到他家，把金条全没收了。
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改为社科院），研究中哲史。学部要送他到苏联深造，他不去。说，中国哲学，干吗到外国去学？领导说是去学思想方法。他回答说，我们教条得够了。
五七年响应号召，帮党整风，他组织了一批大字报，批评院、所领导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引起剧烈争辩。夜里，有人贴了一张支持他的小白条：“怕骂的官僚，你们去死吧”。他又贴出大字报，批评小白条缺乏治病救人的态度，和帮助党整风的精神不符。
紧接着反右运动来了。所领导一口咬定，小白条是他本人写的。说他对小白条的批判是耍花招，要掩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狐狸尾巴。斗争会上，他坚决否认，成了“顽固对抗”，成了“哲学所唯一没斗透的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开荒，劳动改造。
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他无怨无悔。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正确的，问题出在下面。这没什么，在所难免。革命无分贵贱，开荒也是革命。流放路上，诗以言志，准备在那里干一辈子了：
车进完达山，踏雪直上天。
今日新垦土，儿孙故家园。
一股子豪迈之气。
一年后，由于努力劳动，被农场评选为“改造标兵”。
事实上，他走后，写小白条的人就被抓到了。他既已定案，不便改正。又不肯服罪，未能摘帽。离得远，不知情，年年吭哧吭哧，当改造标兵，也省事。
几年后，他被调回哲学所，仍戴着右派帽子。知道事实以后，大怒。同院、所党委没完没了。党委书记被缠烦了，也大怒，把他迁送到西北，下放到甘肃省敦煌县教中学。六六年文革爆发，他首当其冲，批斗后，被送到县农场监督劳动。
仍然赤胆忠心，仍然懮国懮民。在农场听说，敦煌在搞大寨县，给县委书记写了个信，告诉他附近生产队没粮吃，劝他吸取五八年的教训，要以百姓疾苦为重，为人民做点实事，不要再搞什么假、大、空。场长得知，吓白了脸，连夜开斗争会，解决“本单位阶级敌人抹黑新农村反对学大寨”的问题，打得他鼻青眼肿。从此派专人看管，监督他一举一动。
他很困惑：地方上这么胡来，中央怎么不管？！他很焦急：这样下去，有可能亡党亡国！再没人犯颜直谏，要改都来不及了！越想越急，半夜起来，遮着灯，给“主席、总理、亲爱的党”写信。天寒地冻，笔尖上墨水结了冰，写不出来，就伸到嘴里呵一呵再写。最冷的时候，呵一下只能写一个字，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天天晚上写。漫漫冬夜长，不知不觉就有了十几万字。
信上谈了七个问题：一，真相与假象；二，理论与实际；三，领袖与群众；四，主观意志和客观规律；五，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六，国法大于党记；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中国，其它都祇是手段。写毕又抄了三份，用真名实姓挂号寄出。一份给党中央毛主席，一份给国务院周总理。为了防止被下面的官员扣留，又给他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寄了一份，请他代呈。
很久以后，“粉碎四人帮”以后，寄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信，先后都转到了敦煌县委。上书就是不服罪，就是反攻倒算，罪上加罪。他被拉到县上电影院里批斗。押上台时，已经像一条抹布，满身痰涎血污，头发里塞满草叶灰土。要靠人架着才能站立，拎着头发才能抬起头回答问题。喝问他为什么上书，他说，右派也是公民，上书是行使公民权，符合宪法，不是犯罪。几句话就激怒得满场的群众炸了锅，吼声地动屋摇，拳脚山崩柱折。他说那会儿，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幸亏身体扎实，没有成了残废。回到农场，他失踪了。民兵公安齐出动，把他从汽车站捉了回来。问哪里去，不说。吊起来打，也不说。一转眼又失踪了。捉回来打得更凶，看得更紧。他不断变换方法，终于逃到北京，几次上访，都无结果。没着没落，到处悠转。最后还是公安出面，把他又送回敦煌，那个他呆了十二年的农场。
时值一九七七，局势波诡云谲。人们把不定方向，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不再打骂他，也不大看管他了。他带了一批书去，在那里埋头苦读。没有交游，没有信息，荒郊野村，陋室独处，地老天荒无人识，如同禅家闭关。
没人知道，他脑子里发生了什么样的铁马金戈，总之是到破茧而出的时候，他已成了儒家的传人，说是要告别革命，寻找古典的善良。说是只有复兴孔学，才能振兴中华。
变化太突然了，初听令人惊讶。再一想，也不奇怪。飘泊二十多年，他随时随地都准备札下深根。从把完达山当做儿孙故家园，到劝阻敦煌学大寨。风雨摧，野火烧，豪华落尽，祇剩下一个树墩子了，依然牢牢抓住土地不放。回归到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也很自然。何况马、儒两家，都以整体为本位，个体为工具，价值观不相冲突，理论上也有一种结构性的近似，转换起来，顺理成章。
难祇难在得要有点儿真诚。恰恰这个东西，他有得最多。
三
摘帽了，平反了，又算是“人民”了，他很高兴。说到自己过去的“愚蠢”、“不识时务”，自嘲的调侃中仍然透露着一丝自豪──为当年能尽匹夫之责，舍得一身剐而自豪。街上遇见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照样打招呼，一笑泯恩仇。他说他们不过是没文化。人多文化低已成中国的包袱，以后要献身教育，致力于化包袱为财富。
回到大学校园，临深履薄，寸阴是竞。备课不遗余力，改作业一丝不苟，受到师生们一致的敬重。四十八岁了，才第一次结婚，才当上个教授，才分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立即就把鳏居的八十老父，接来家中供养。
老人脾气大，常发怒。夫妇俩小心恭敬，服伺照顾无微不至。有一次我去他家，比他小二十岁的夫人正给老人挠背，一挠不到痒处，老人就急，大声呵斥。夫人唯唯诺诺，不断调整位置。无德如我，见之骇然。从此明白了，什么叫“孝道”，什么叫“贤淑”，什么叫“修身”，什么叫“齐家”。
一年后有了儿子，夫妇俩上班时间，爷爷把孙子带得很好。四口三代之家，其乐融融。三年后老父去世，他隆重以葬。紧接着又把患癌症的岳父和岳母，接来家中照顾。两间屋住着五个人，挤得不行。但他心甘情愿，说我辈穷不足以独善一身，达不足以兼济天下，能老有所养，幼有所长，且能教书育人，幸福得很了。说时多髭的大方脸，笑得像个太阳。
他的夫人和岳父母都常说，他的脾气好得不得了，就像一头老黄牛。我到是没有这个印象，他认死理不知变通，倔起来也很难缠。有一次，他听说他的恩师、八十四岁的冯友兰先生，因为在文革中站错队，成了众矢之的。气虎虎跑来，大骂北大。说当年江青去看冯，北大人抢着迎接，鞋子钮扣都挤掉了。挥红旗喊万岁，激动得直蹦直跳。现在摇身一变，又一下子都成了解放派！
我说，人家有权改变么。他说不是说不能变，我就变了。但是他们现在对左派落井下石，同当年把右派斗得死去活来一样，都不过是自我的重复。变是假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他说没有记忆、没有忏悔的改变，不是改变。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他说，要是有，就会有宽容，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对别人的错误有同情的理解，绝不会那么残酷，那么卑鄙！这不是说不要批判错误。德国人也批判海德格尔，但不是纳粹分子在批判！后来他去了一趟北京，去向老人请安。
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起初来势汹汹。我早已被赶出北京，中央点名批判，成了整肃的重点。新上台的系主任刘文英打报告，建议上级在处理我以前，先责令我停止上课，停止带研究生，停止发文章出书，以免毒素扩散。他向刘诚恳进谏，说老刘呀，人家有难，我们得帮着点儿。落井下石不好。把人格丢了，换来个系主任当当，值得的么？
好在棋局变得很快，运动不了了之，此事没成问题。
那年我拒绝复课，离开兰大，先去四川，后到了南京。一九八九年，我在南京大学被捕。出狱后，逃亡前，住在成都东郊。他趁到德阳参加国际儒学会的机会，来家聚会了几天。计算日子，分别已经八年。八年来我的头发白了许多，他的头发也白了许多。见了面互惊老丑，都悚然于岁月的如流。
正是逃亡的前几天，香港支联会派来营救的人已经到了。带不走孩子。他提出帮照顾。我说你家两间房住着五个人，挤得下么？他说可以在岳父母的房间里隔出一个小间，就像他儿子在他们房间里那样。他说你放心，我这个代理父亲，绝对不会失职。我告诉他我妹妹在成都，孩子可以住她家，请我姐姐来照顾。我走后他在成都等了几天，等我姐姐到了，商量安排好了孩子的一切，才离去。
四
路上，我带着他八年以来写作和发表的文章：《孔子的民本思想》、《孔子的君臣观》、《孔子的义利观》、《孔子的财富观》、《孔子是人类思想家》……等，洋洋数十万言，看了好几天。最后一篇是他在德阳会议上的发言。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次著名的发言。学界称为“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先声”；和“不同于港、台儒学的大陆新儒学的开场白”。
不论文化保守主义是否等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在这些文章中，他的视线已经超越了当年内圣心性之学的理想人格设计，而着重于一种伦理构架对于多元社会的整合功能，以及它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中起何种作用。他认为，植根于西方文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浮士德精神，终将导致这个文明和其它文明的冲突。他预言这种冲突比亨廷顿早了十年。羁滞在信息闭塞的内陆，他缺乏亨氏的国际视野。但生于忧患，自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一种衰败国势下的民族主义激情。这激情把他的理论，高扬到了抒情诗的境界。
文章中有一份打印的材料，是在八九年的学潮中，他给学生们散发的一封长信。表示理解他们的愤怒和悲哀，但要求他们把眼光放远，不要任性，不要孤注一掷，更不要绝食，留下回旋的余地。情辞恳切，声泪俱下，焦急如焚之状，跃然纸上。想当年他求老父交出金条，给毛、周力陈时弊，不就是这个样子么。我想，他一丁点儿都没改变。变的是观念，不变的是心。零转变也罢，“一百八十度”转变也罢，他都是那个真诚的他。
“士无恒产而有恒心”，此之谓乎？
别来远隔重洋，匆匆又是八年。最近他已退休，当了西北“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的会长。信上说，他要团结一批学者、儒商和政治家，做集体的子贡。以传统文化为指导办教育，培养新世纪的人才。信上说，他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夫人上班儿子上学，岳父母年老多病，他每天上街买菜，做饭洗碗，擦桌子扫地。加上会务如山，会内又矛盾重重，活得很苦很累，但也乐在其中。自称像个小毛驴，拉着大马车爬坡，越爬越吃力，越吃力越要爬。
随信寄来一本他主编的会刊，卷首特稿是陈立夫的，说“欲救今日之世界危机，自当求之于中国文化”。说“中国虽无有形式有组织之宗教，而已具有宗教之实质者，因有孔子之教以代之也”。第二篇是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的，更呼吁“在各大小城市广设孔圣教堂”。并说他的观点“得到国务院宗教研究中心的领导完全认同”。我叹了口气，合上书，心里想，可能西西弗斯老去，已经弄不清石头是在上山还是下山了。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