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固化，向上流动的管道缺乏，导致社会活力下降，这是中国一个沉重的话题。
还有阶层流动的可能吗？或者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吗？
“洄游青年”们来了
镜头回放一下：
2014年春节的一个网帖引发了无数青年的关注和讨论。这个网帖来自著名网络论坛“知乎”上用户“王远成”的一篇文章—《背井离乡，为何仍要打拼北上广》。
“王远成”曾是“沪漂”，在上海的一家网络公司做产品经理。他的家乡是“一座三线城市”，其个人注册资料显示为乌鲁木齐。2008年，王远成“从西安一所民办大专毕业，揣着2000块钱来到上海”，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了5年。因母亲患病返回家乡，在家人的关系帮助下来到机关工作，即将得到事业编制。
不过王远成始终念念不忘上海。他把在上海的经历看作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发誓一定会重返上海。王远成的回答引发了大量“点赞”，也引来了微博和各大新闻网站的转发转载。大多数知乎用户称赞他的态度，这家面对受过高等教育青年的知识性问答网站的用户，大都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工作。
王远成的经历也是千百万当代返乡青年的经历。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二三线城市获得了较快发展，招商引才的政策越来越有吸引力；与此同时，一线城市房价的一再飙升彻底浇灭了外来青年定居的梦想，相比几年前很多“蚁族”仍然幻想有朝一日能融入北上广，现在的他们显然更加理性务实。在二三线城市的“牵引”和一线城市的“挤出”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下，部分青年开始选择回流返乡。
我们把这样的返乡青年称之为“洄游青年”。之所以这样定义，是因为他们像洄游鱼群一样，在另外一个环境中经历成长的特定阶段后，选择“洄游”到家乡或二三线城市继续生活工作。我们借用生物学上的“洄游”现象来描述城镇化背景下中小城镇返乡青年的迁移性成长经历。
他们与城市新移民、海归群体等类似，都具有流动性的特点，与中国城镇化进程密不可分；但同时，他们自身又表现出许多独特之处，这也恰恰折射了城镇化进程对于特定类别青年人的差异化影响。
他们的空间
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青年返乡特别是带着技能知识和管理理论知识的青年返乡，给当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是本地人，从外面回到这个熟人社会，便于也易于融入家乡和运用家乡资源，使得他们对家乡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习俗和城镇化建设产生了诸多深远影响。
毕业于北京某211高校戏剧戏曲文学专业的耿小珂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女青年。当年高分考进北京。她写过剧本，写过广告文案，做过总裁秘书，也做过策展人，走遍北京、杭州、深圳……沉浮四五年之后，2012年她重新回到家乡长春。
“我的动机很简单，就是不想再租房了。”她曾为了有个安稳的落脚地，给二房东一口气交了一年的房租。不多久却被房东找上门来，说二房东很长时间没露面没交房租，她也必须搬出去。她一个人大晚上拉着行李箱走在北京的街上，哭了一路。
耿小珂回到家乡之后，做了时尚杂志编辑。“我在北京没有机会。我曾经向两家杂志社投过简历。我把简历送到杂志社前台的时候，他们在用鼻孔看你。但是在家乡我就有机会。这种自我实现感，北京给不了我。”
孙酿也是文艺青年，他在上海大学读社会学专业时，却想考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第一次跨考失败之后他来到了北京，在北大西门和3个同学合租在一起。但是第二次考研失败之后，他决定回老家宁波。“人生还有其他太多太多的东西要承担。”回家后，他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当地某国企公开招聘的一个文职岗位，实现了自己的“20分钟就能上班”的梦想。
同样的故事在我们的调查中频频出现。在我们调研的“瑷珲-腾冲线”的22个县、几百份问卷、上千个样本中，我们发现，数据显示虽然22个县市经济水平不同，人均收入不同，但这些从外面回到家乡的青年的平均收入都高于当地人均水平。
当全国中小城市青年的月平均收入在3000元左右时，清河县洄游青年开创的品牌羊绒企业的人均月工资达到了4500元以上。羊绒产业还带动了当地的物流业和服务包装等产业，这些产业作为羊绒产业的附属产业，对于促进当地青年工资的增长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在外发展的经历开拓了洄游青年们的眼界。他们不管是进入政府、企事业单位还是自己创业，“试错”的成本都更小，更容易获得成功和满足。生活成本较低，收入较高，是洄游青年们的幸福感普遍比同龄人更高、政治倾向更为温和的重要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洄游青年通过改变职业和居住环境，推动着就地城镇化的步伐。在这个返乡城镇化的过程中，促进了城乡文化交流与融合，将前沿的知识、技能与思想观念带回家乡。
小肖是河北省张北县人，2010年毕业之际参加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未果后去北京求职，工作两年半，在亚马逊工作。2013年，他回到张北县，现就职于某事业单位办公室，负责宣传工作。
在北京亚马逊时，小肖每天要处理几万文字，这样的工作强度让他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打字技能。而新闻剪辑、整理归类的工作，也为小肖现在所做的宣传工作积累了素材和经验。
虽然离开了京城，但北京在小肖身上留下的印记至今依然存在。
小肖说：“每个人都不一样，工作是一方面，但是工作是用来养家糊口的，一个人有没有成就还是得看这个人业余时间在干什么。”
田旺福是湖南怀化人，2010年从北京林业大学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毕业后，在北京国贸附近的一家设计公司工作了两年半。“一个礼拜只休息一天，每天从早上9点忙到晚上11点，也就中午休息一个小时。” 田旺福说。没日没夜地干了两年，他的工资从最初的2500元涨到了税后8000元。
为了上班方便，最初他租住在大望路附近，每天花半个小时骑自行车往返。为了省钱，他们7个人合租挤在一套三居室里，客厅、厨房、卫生间都被分成隔断。他住的是厨房，月租950元。厨房没法上锁，没有自己的空间，但考虑到自己的收入，他只能忍了。
不久，他的女朋友从湖南来到北京与他一同打拼，他也开始考虑成家的事情。但北京居高不下的房价令他望而却步：“北京的房子，我们想都不敢想啊！”他说，“北京已经留不下了。”
2013年7月，他决定回家。“在北京的经历肯定不是弯路，人脉、见识、思路都丰富了很多。”他说，“有些设计如果不是在北京见过， 可能一辈子也想不到吧。”
从北京回来后，田旺福先在怀化当地的一家设计公司工作了半年，深入了解了家乡的市场需求。今年6月，他自己的设计工作室正式开张了。
如今，他的工作室每月平均营业额超过50万元，他希望把事业做大以后，能把几个还在外地的朋友拉回来一起干：“家乡现在还是比较落后，设计上不是很有品味，很多客户只肯花材料钱，根本没有为设计付费的观念；很多我需要的材料买不到，想实现的设计效果也达不到。”
“但是有差距就有发展的空间，小地方的市场正在慢慢成长，这里机会很大。”他这样说。
地理的横向流动，阶层的纵向流动
洄游青年的返乡，也让我们对整个中国社会流动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入了。
近年来社会普遍认为“知识乏力”、社会的纵向流动变慢甚至出现停滞与断裂。但在洄游青年身上我们却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规律仍有较为明显的表现，“知识”与“流动”的结合依然较为密切，以学历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在青年的阶层晋升过程中还在发挥作用。
青年外出求学打工，提升了自身的知识水平，较高的教育资本和外出打工经历使他们可以获得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并达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调查发现，洄游青年父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而他们自身中的绝大部分返乡后成了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者、国家党政机关管理者、办事人员等，明显提升了家庭职业阶层。
从“蚁族”群体研究开始，知识是否贬值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在大城市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蚁族”青年并没有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和经济收入的增加，多数“蚁族”并没有享受所在大城市发展的成果。而在以“瑷珲-腾冲线”为代表的中间地带二三线城市调研后我们发现，知识的价值不仅仅受知识储备量、储备方向的影响，也受到空间地理位置的影响，知识的价值和力量更体现在知识的使用价值上，知识的价值大小要看匹配度，知识存量和增量是否适应了当地当时的实际需要，在适应地区知识就是力量，在不适应或者不匹配地区知识出现了贬值。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一系列社会运动，阿拉伯国家骚乱、英国骚乱和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知识青年群体均构成了运动的先锋和主力，他们围绕着“体面工作、尊严生活”，跨越国界、跨越地域、跨越阶级、跨越信仰，利用新媒体，互相沟通消息，宣泄价值主张。由知识青年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反抗，给每个国家的社会稳定都带来了巨大挑战。
但我们发现，中国的社会现状虽同发生社会动荡的中东乃至欧美一些国家极为相似，但整体上仍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与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相关，还与中国庞大的地理规模及频繁的人口流动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中国相对畅通的“横向”人口流动，缓解了日趋固化的“纵向”阶层流动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有效减缓了纵向流动变慢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稳定的冲击。
“蚁族”等大城市中的知识青年群体在“北、上、广”阶层跃升受阻后，可以横向流动到二三线城市继续开展二次奋斗的尝试，而中小城市作为知识的相对“洼地”，为青年提供了向上流动的空间和希望，避免了“相对剥夺感”的累积，消解了部分反社会情绪的极化。
大城市像一个巨大的抽水机，不仅将二三线城市和乡村的劳动力“吸”到大城市，也把关系到基层未来的年青一代精英们“抽”到了大城市。但是，随着一批知识青年的“倒流”，中国乡村和二三线城市的未来有了更多的可能。2013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二三线城市将是中国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新突破口，会带动中国经济重心下移，使中国广大基层地区进入高速发展快车道。二三线城市的这批洄游知识青年正是国家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支撑力量，他们能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助推二三线城市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对未来的他们，我们怀有更大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