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员干部推动工作的有效方法和必备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年轻干部能力素质的要求中将“调查研究能力”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体现了对年轻干部的厚爱和期许。年轻干部受教育水平高、视野开阔、闯劲十足，更要在调查研究方面走在前列、干在实处。

深入系统地占有材料

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理论知识的每一步进展，都必须基于扎实的材料，研究过程中得到的每一个规律性认识，都是对经验现象的抽象反映。因此，对材料的占有程度，决定了调查研究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在调查中获取材料，要特别注意“深入”和“系统”两个方面。

首先，调查必须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群众。只有“深入”进去了，才能发现群众最关心、最急迫的问题，“深入”是获得一手材料的必要条件。年轻干部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避免“浮萍式调研”“折腾式调研”“抢功式调研”“作秀式调研”。通过“脚底板”真正读懂民情民意，将日常工作中“观念的世界”“文件的世界”转换成“案例的世界”“经验的世界”，当年轻干部能够在头脑里建构起人民群众“生活的世界”后，再经过自己的总结提炼，就能形成新的观点和判断。年轻干部必须摆脱由自我价值设定的内心世界，真正走入客观世界，走进社会生活，走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切身感受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逻辑，躬身参悟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地执行。

其次，获取材料还要“系统”，兼听各方意见，运用矛盾的观点、联系的观点以把握材料的要点。调研的时间有限，不可能全面掌握调研对象的所有情况，哪些应该取舍，体现了调研者的水平。调查获取的情况中既要有现实材料，也要有历史材料；既要有正面材料，也要有反面材料；既要有数据材料，也要有访谈材料；既要有直接材料，也要有间接材料。当然，一切调研都存在局限，因此“系统”这一对材料收集的要求，是服从于研究目的和角度的。

此外，“系统”还要求对获取的材料进行初步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的筛选，使材料条理化、逻辑化，避免支离破碎、片段零散，确保材料能够准确体现研究对象的前因后果。对于重要的材料，要进行多方验证，考察内容真伪，对于不同来源的材料，绝不能凭借个人好恶进行删减，更不能被材料中某些夸大的说法所迷惑。只有在占有材料时做到深入系统，才能在后续分析时找准问题。

科学辩证地解剖麻雀

未经方法加工的材料只是“原煤”，材料必须经过一定的洗选加工，成为“精煤”，才能作为调研报告的佐证。分析材料的方法大致可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类，这两者有很多不同，但最大的区别在于所回答问题的范畴不同。定量方法更多地用于描述总体的分布、结构、趋势及特征，以及揭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验证已有的理论假设等；而定性方法则更多的用于揭示现象变化过程、现象内在联系、调研对象的主观认知，诠释行为意义，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等。调查研究之所以存在定量和定性两种不同的方法，是因为现实的复杂性，需要不同的方法给予恰当的回答。

当前，很多年轻干部偏好定量方法中的问卷调查法，认为这种方法得到的数据更翔实、反映的情况更全面。问卷调查法固然有其优势，但也要看到，问卷调查假设“每个人的信息都是等量的”，忽视了不同人的信息之间的差异。问卷抽样再合理，充其量也只是调查到某个等量的信息在人群中的分布状态，仍无法增加信息的总量与多样化的丰富性，且问卷调查往往成本过高，过分依赖数据，能不能真正兜上来问题，或者说兜上来的问题是否真实，都有待进一步检验。其实，对于同质性较高的样本，用问卷法效果较好，而对于异质性较高的样本，问卷法则不太适用。对于中国广袤的地域和复杂的国情而言，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应数“解剖麻雀法”。

“解剖麻雀法”是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独创的简便易行又效果显著的办法，后来成为党在调查研究方面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调研类型上看，“解剖麻雀法”是一种典型调查法。所谓典型调查，就是从有关范围内所有的对象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即可推知同类事物的情形。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是从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共性寓于个性之中”。集中一定的时间，蹲下去，通过对典型的解剖，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解剖麻雀法”的优点是调查对象集中、调查时间短、调查内容紧凑周密、反映情况快、节省人力物力，若在“解剖麻雀”中结合明察暗访、“四不两直”等形式，则会感知更加鲜活、体验更为深刻。

在解剖麻雀的过程中，从典型个案到发现规律之间的“惊人一跃”，需要理论的助力。理论是一套认识和理解的框架，没有理论，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经验主义的。理论是无数现实经验的抽象和总结，是高度凝练的“前车之鉴”。一方面，理论可以指导调研者去收集特定的事实，当不同的调研者用不同的理论作指导去作调查时，他们所看到的“事实”是不同的。另一方面，理论可以给调研者提供更多的思考维度，不同理论知识的分析框架可以把个案中得到的具体结论引向更深的机制反思和更广的模式借鉴。年轻干部应多储备一些理论知识，虽然在某项具体调查中，不一定所有的理论工具都有机会使用，但只要储备充足，就有了可供选择的“武器库”。理论越丰富，就可以选择越有竞争力和解释力的框架来对典型个案进行升维，从而得出更具穿透力、更接近现象本质的规律。

运筹帷幄地提出建议

对现象的分析和规律的总结，最终是为了给改革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入口”，找到“出口”。调查研究形成的报告又称“策论”，其价值归根结底要体现在能否提出好的政策建议。很多调研报告，洋洋洒洒十几条对策，列了很多不痛不痒“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举措，看起来都很正确，但其实由于“假大空”，并不具备落地实施的可行性。好的政策建议应该有的放矢、针对性强、兼具操作性和衔接性，这其中特别要把握好前后贯通、轻重缓急、精准有效三个方面。

前后贯通，就是在提出建议时梳理某项政策演进的历史脉络，读懂“以来”。任何政策都是在已有基础上的延续和迭代，要“向前看”，前人为什么会选择某条施政路径，要设身处地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量，进而分析现在的时机是否成熟。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提出了“发人所未发”的好点子，但其实前人已有详细论证。同时还要“向后看”，留出发展空间，留出包容余地。头脑中要有历史观，所谓历史观，不仅是站在现在看过去，更重要的是站在未来看现在。

轻重缓急，就是要全面把握某项政策与其他政策的系统性，注意相互之间的兼容性，防止出现“矫枉过正”“大开大合”的偏差，造成“合成谬误”。其中，“轻重”意味着对各种可能的施策方向进行权重排序，而后再确定一种或几种可行方案。通过横向对比不同地域、纵向对比不同时期的政策，形成相对稳妥的“政策群”。“缓急”意味着对所提政策“出牌顺序”的排列组合，通过调整政策的优先次序，小步走、不停步地去推演目标的实现过程，避免过早透支政策福利。

精准有效，就是对症下药，突出实效，针对不同对象的特点，做到分类施策。同一政策作用在不同的对象身上，效果往往相距甚远。比如物质激励方面的政策，对于不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而言，能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但对于其他对象，最多只能算是“锦上添花”。还比如针对一些企业当前发展的痛点难点，大企业的难处和小企业就不太一样，此一时的难处和彼一时也不一样，要针对不同经营主体的实际困难，帮到关键处、帮在紧要时，真正发挥出政策的杠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