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儒家学说又有重新回归社会主流的迹象。但儒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儒学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究竟怎样，非研究儒学史、经学史的，一般都弄不清楚了。
正像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儒家学说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教科书，更没有一个“钦定的”或公认的历史定本。儒学不仅在孔子之前没有一个什么“道统”，即便在孔子之后，在儒家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势力之后，儒家学者也是各说各话，最典型的故事就是“儒分为八”。
“儒分为八”的说法来自韩非。《韩非子·显学篇》说：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石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很显然，儒分为八只是韩非个人的学术观念。韩非的主要依据与其说是学术史的客观过程，不如说是其主观感受。故而韩非既在儒家八派中剔除子夏，使后人费解，又将孔子及门弟子与再传、三传弟子并列，使学者不知所从。
事实上，韩非儒学八派的划分并没有严格的学术界定，它所反映的内容也只是孔子去世后战国初年或稍后直至韩非子时一般情形。
根据韩非子的说法，儒家八派中的第一家为子张之儒。
子张，本名颛孙师，字子张。一说陈人，一说鲁人。比较可信的表述大致是：子张出身于鲁国下层社会(鄙家)，在少年或青年时代不知何故似乎受到“刑戮”，为刑余之人。后来师从孔子，改邪归正，终成为儒林名士。(《吕氏春秋·尊师》)
在追随孔子的过程中，子张向孔子学干禄，问从政，其心思似乎并不在学术本身，故而子张虽终其寿，但其身后并没有什么著作传世。至于子张在孔门究竟学到了什么东西，史料阙如，不便演绎。但从已知情况看，一来孔子对他似乎并不太满意，曾经批评其“师也过”，“师也辟”;二是子游、曾参也批评他“未仁”，“难与辨为仁”，似乎其思想品质、精神境界并不高。以至荀子大骂子张是“贱儒”：
弟陀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荀子·非十二子》)
荀子这话骂得是有点难听，可见在儒家学术传承系统中，子张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但是进入战国，子张后学显然已成为一个很大的学派，拥有巨大影响，否则也不致于引起如此多而强烈的批评。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子张学派在战国时期迅速崛起呢?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在探讨这个问题时以为是子张学派更偏向于“博爱容众”这一方面，是特别把民众看得很重要。郭沫若指出，子张在儒家中是站在民众立场上的极左翼，其思想见解与行为方式与墨家极为相似。
郭沫若的说法当然自有道理，但他这个看法或许正如周予同所批评的那样：郭沫若未免把子张一派抬得过高。周予同《从孔子到荀子》指出，子张主张尊贤而容众或许是事实，但“容众”能不能解释成“容民众”，至少在目前还找不到直接的材料依据，因此郭沫若的推测未必可信。但是子张一派究竟为什么在战国时期取得那么大的影响，周予同也没有给出使人满意的回答。
材料不足是无法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原因。但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观察，子张一派在孔门之中原本没有思想贡献和学术见解可言，可能正是这一特征使他们在孔子之后对儒家精神阐释时便相对少有束缚，而作出一些更合乎现实需要的解释。因此在严谨如韩非看来，子张的那些解释虽然号称真孔子，虽然赢得人们的喝彩，但实在说来已严重背离孔子的真精神。这既是子张一派在孔子之后不断坐大的根本原因，也是荀子骂他们为不修边幅不守规矩之“贱儒”的实际背景。
韩非所谓“儒家八派”的第二家为“子思之儒”。然而此子思究竟何所指，韩非并没有详加说明。在春秋战国之际实有两个子思，一是孔子的学生原宪，一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他们二人既都与孔子有关，便都有可能成为韩非所指的“子思之儒”。近代以来，学者多认为此子思为孔子之孙，理由是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所否定的子思即孔子之孙。荀子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博杂。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荀子·非十二子》)
韩非为荀子的学生，当然要从师说，因此韩非所否定的子思便是荀子所否定的子思，即孔子之孙。
这种传统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当我们仔细揣摩一下韩非之所以否定儒家八派，主要是他认为这八派虽然号称为儒学真传，但实际上则是孔学的变种，并不足以代表孔子的真精神。而孔子之孙子思，曾受业于曾子，也算是得到孔门真传，他不仅如郑玄所说以昭明圣祖之德为己任，而且通过著述，系统阐释和深化了孔子的思想。其著述，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二十三篇，流传后世并能确认无误的至少有《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和《坊记》等。从这些篇章可以看到，此子思的学说不仅没有背离孔子遗训，而且如荀子所说，其“材剧志大，闻见博杂，案往旧造说”，“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因此即便此子思的学说在客观上可能与孔子的学说有所不同，但其主观意图与效果或许正如马宗霍《中国经学史》所说是为了发挥孔子的学说，影响在公卿间，仍不脱儒的本色。故而韩非所批评的子思之儒不可能是孔子之孙，而只能是孔子的弟子原宪。
原宪字子思，也算是孔门中的一个贤者，以安贫乐道著称。他比孔子少三十六岁，曾当过孔子家的总管，但不贪财，不把物质的东西看得太重。据记载，原宪“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第六》)孔子死后，原宪逃往卫国草泽中隐居。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来到原宪居住的穷僻之地，过谢原宪。原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难道你老夫子病了吗?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很显然，原宪在批评子贡是“学道而不能行”，是真“病”。听了原宪一席话，子贡不免感到惭愧，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换言之，原宪不愿出仕，甘于贫困，并自认为这种近乎怪异的行为更合乎孔子的真精神。据此，原宪不仅合乎韩非的批评原则，而且完全可以因退隐而获得大名，成为当时甚有影响力的学术派别。
再者，由于原宪这一派以隐为进，终于沦为游侠之流，其名声急剧上升并遭到韩非的抨击，也就在意料之中了。韩非指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侠二者对社会稳定似乎都有问题，正如司马迁所说，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于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篷户，褐衣蔬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史记·游侠列传第六十四)由此可见，韩非将原宪列为要批判的儒家八派第二派，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打着孔子的招牌而行“非儒”、游侠之实。
韩非儒家八派中的第三派为颜氏之儒。此颜氏之儒何所指，历来学者也有分歧。据《仲尼弟子列传》，在孔门弟子中颜氏有八人，即颜无由、颜回、颜幸、颜高、颜之仆、颜哙、颜何和颜祖。如果仅从这几个人的情况看，当然只有颜回最具资格。故而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明确指出，颜氏之儒当指颜回一派。颜回是孔门第一人，他虽然早死，但在他生前已开始向小门人传播自己的学说，所以颜回尽管英年早逝，但他实际上是有门人的。而且从颜回一派的资料看，颜回是“其心三月不违仁”的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具有很明显的避世倾向，并多次得到孔子的高度赞扬。因此说颜氏之儒是指颜回一派似乎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而当我们重新检查颜回的全部资料后，我们发现这一原本没有问题的问题实在仍有不少漏洞。一是颜回毕竟死得太早，即便他在生前已有门人，那么在他死后，这些门人也不可能脱离孔门而独立。因此颜回的门人能否在颜回之后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是很值得怀疑的。二是从颜回的学术精神与思想倾向看，虽不能说他是孔子的嫡传，深得孔子的真精神，但从其内在修养与基本倾向分析，颜回的学术实际上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尽量秉持孔子的真精神，尽量遵循孔子所制定或所期待的规范。所以即便颜回有门人秉持其衣钵构成一独立学派，那么这个学派也不可能像韩非所批评的那样是假圣人的旗号而兜售自己的假药。故而我们相信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的研究，所谓儒家八派中的颜氏之儒，未必就是颜回。
假如儒家八派中的颜氏之儒并不是颜回这一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个颜氏之儒何所指呢?而且，我们前面已经相信孔门八颜中只有颜回最具有资格传学，因此一旦否定了颜回的可能，那么这个颜氏之儒究竟是谁呢?
其实，如果仔细分析相关资料，我们便不难发现孔子门徒中除了前述的八颜外尚有一颜，即颜浊邹。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显而易见，按照司马迁的意思，颜浊邹虽不在七十子之列，但似在三千人之内，故而也应列为孔门弟子。
关于颜浊邹的情况，我们所知也不多。但知他是春秋末年卫国人或齐国人，一说为子路妻兄，一说否。但不管怎样，可能正是由于这层特殊关系，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曾住在他的家里(《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并由此而引起一点风波：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于痈疽，于齐主于瘠环，有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者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说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者瘠环，何以为孔子?”(《孟子·万章上》)
据此可知，颜浊邹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机缘而得列孔子门墙，而他之所以接待孔子，其目的或许正如弥子所道出的那样，“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因此我们相信颜浊邹如果得传孔学，他一定是像韩非所批评的那样，不过是假借孔子作为仕途进程中的敲门砖而已。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怀疑儒家八派中的颜氏之儒可能就是指颜浊邹及其后学。
据先秦两汉可信史料，颜浊邹又作颜雠由、颜涿聚、颜斫聚、颜喙聚、颜烛趋、颜烛雏等，为梁父之大盗，与子张的境遇比较相似，也因大盗生涯而受刑戮，为“刑余之人”。后来的际遇也与子张比较相近，追随孔子，并成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吕氏春秋·尊师》)按照这个说法，颜浊邹与韩非所批评的儒家八派中的第一家子张氏并列，似乎也可以证明韩非颜氏之儒之所指，应为颜浊邹一派无疑。
如果说颜氏之儒是指颜浊邹一派的说法还可以相信的话，那么孟氏之儒究竟指谁则问题更多。郭沫若以为孟氏之儒就是指孟轲，但他并没有为此提出丝毫的证据，而是以为当然。从《孟子》一书及关于孟子的其他文献看，孟子学说虽然存在对孔子学说的修正，但不论是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效果，孟子似乎都不像韩非所批评的那样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兜售自己的假药。因此有人怀疑此孟氏之儒并不是指孟轲本人，而是指孟子的门人。但是由此而发生的一个连带问题必然是，韩非将此孟氏与孔门弟子颜氏、子张、漆雕氏等并列，而孟子及其门人的活动时间同“孔子之死”相去很远，因此又有人怀疑这里非指孟轲或孟轲的门人，而是指孔子及门弟子中的孟氏。孔子弟子中姓氏可考者仅有孟氏一人，即孟懿子。孟懿子原姓仲孙，名何忌，懿是谥号。《左传》昭公七年：
九月，公至自楚。孟懿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大体相同。据此，孟懿子为孔子弟子似乎不必怀疑，至少应归入三千人之中。
问题在于孟懿子是否具有传学的可能性。关于这一问题，由于史料阙如，我们不便更多推测。但我们由此可以相信的是，作为鲁国贵族的孟懿子既然与其弟南宫敬叔师事孔子以学礼，如果真的学有所成，那便有可能开门授徒，建立学派。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他所创建的学派便有可能如韩非所说的那样，程度不同的背离了孔子的宗旨而沦为俗儒。当然，这一推测尚有待于发现更为直接的证据来加以证明。
韩非儒家八派的第五家是漆雕氏之儒。由于孔门弟子中有三漆雕，即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因此，此派之内含何所指，学者们往往因理解不同而有异。如果将此三漆雕进行比较，似乎只有漆雕开最具传学资格。其他二人的情况似乎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已模糊不清了。综合司马迁等人的说法，漆雕开字子开，一说字子若;鲁国人，一说蔡国人。少孔子十一岁，无罪受刑而致身残，为人谦和而有自尊。博览群书，专攻《尚书》，不乐于仕，在孔门弟子中以德行著称。
有一次，似乎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孔子劝漆雕开去做官，以为漆雕开的年龄现在正合适，如果再再不踏入仕途，可能将来很难再有机会。(《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漆雕开答称：我对于仕进之道研究的还很不够，许多问题还不能自信，所以可能还无法现在就踏入仕途。对于漆雕开的回答，孔子感到非常满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这大概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漆雕开的情况。
至于漆雕哆、漆雕徒父两漆雕，许多史书仅仅录其名而略其事，但知漆雕哆字子敛，春秋末年鲁国人;漆雕徒父字子文，也是春秋末年鲁国人。有的书说他们是孔子弟子，即便如此，他们似乎并在孔子重要弟子之列。
漆雕开具有传承儒家学术的可能性，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是《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漆雕子》十三篇，原注说是“孔子弟子漆雕启后”。于是学者们一般相信所谓漆雕氏之儒便是指漆雕开一派。
对于漆雕氏之儒的学术倾向，韩非在评论先前学术流派时说：“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韩非子·显学》)
在韩非的心目中，漆雕氏之儒的基本特征便是以廉、暴而著称，于是有学者以为漆雕之儒实为游侠之前身，也即孔门中任侠一派。而《礼记·儒行篇》中盛称儒者之刚毅特立，或许也就是这一派儒者的典型。果如此，漆雕之儒便不是孔门正宗，可能已吸收了一些墨家的思想要素。
如果说漆雕之儒的情况还比较明白的话，那么仲良氏之儒的情况至少到目前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仅已知文献中孔门弟子无此人，而且非孔门人物中似也没有此人的任何记载。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猜测仲良可能是“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的楚国人陈良。以为仲良可能是陈良的字。
参照孟子等人的说法，陈良或为楚国人，既悦周公、仲尼之道，且有门徒陈相与其弟辛事之数十年，足见其在南方讲学甚久，门徒也一定不少。但弟子们并没有完全忠实师说，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更为严重的情形是“师死而遂倍之”。(《孟子·滕文公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能够从文字学上证明仲良氏即陈良，那么这一派即为儒家八派之一也未可知。可惜这些假说尚无文献学依据，故而仲良氏之儒的情况仍是一个疑案。
和仲良氏的情况相类似的是孙氏之儒。在孔门弟子中并无孙氏，故此派学者何所指也一直是人们争相猜测的问题。梁启超、郭沫若等人以为指荀卿，因为荀卿又称孙卿。但皮锡瑞《经学历史》则以为是孔门弟子公孙尼子，理由是据文献记载，《缁衣》、《乐记》均与公孙尼子有关。还有人认为，由于韩非是荀卿的学生，他的所谓儒家八派的划分实际上是在诋毁儒者，谅韩非不致诋毁其师，故孙氏之儒不可能是荀子，而只能是公孙尼子。对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周予同在《从孔子到荀子》一文中表示怀疑，以为韩非的八派划分只不过是在说一个客观事实，韩非似乎还没有堕落到以主观好恶来歪曲客观事实的地步，何况荀子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韩非即使有心回护老师，却又怎能抹杀众所周知的事实呢?不过，由于荀子即为孙氏之儒也无文献学根据，因此即便排除韩非不致如此堕落，但孙氏之儒的实际情况依然有待于继续研究。
儒家八派的最后一派是乐正氏之儒。关于此派的情况，一说乃指曾子的学生乐正子春，一说当指孟子的弟子乐正克。据后说，郭沫若将乐正氏之儒划为孟子一系，并进而指出这一系就是子游氏之儒。这样，郭沫若便勾划出从子游到乐正克的道统和传经图式。但是，对郭说，周予同以为根据不够牢靠，因为子思之学源于曾子抑或子游尚有疑问，孟子、乐正氏是谁有疑问，《礼运》等篇的作者也有疑问，基于这种种疑问，应该先对三派作分别探讨，然后再作综合研究。而且，郭沫若将子思、孟氏、乐正归于一系，这种归类本身实际上可能有悖于韩非划分派别的原则。假如三派真的为一系，那么我们又怎样理解韩非的“儒分为八”呢?
总之，仔细揣摩韩非的意思，仔细探讨先秦儒学源流，便不难发现“儒家八派”的说法并不是指孔子之后儒学分化的全部情况，而是指那些打着孔子招牌而兜售私货的“假儒”、“贱儒”或“俗儒”。至于那些比较接近孔子学说真相的儒者，如曾子，如子夏等，韩非并没有出于派别的原因而肆意攻击。明于此，我们对孔子之后儒学发展、分化，就比较容易建立一种真切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