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有三个。第一是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建设投资。这些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等。第二是各种生产能力的转型和升级，包括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的升级。第三是居民消费，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是每年上升0.7%，目前已升至47%左右。

李稻葵：经济新常态远不是经济减速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

李稻葵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远不是经济减速，它将有“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等四个方面的重要表现。新京报记者李冬摄

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点就是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以及债务水平的逐步调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这些分析不一定全面。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将有四个方面的重要表现：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改革的艰难推进、国际经济领域中中国要素的提升。

新常态不应过多关注宏观经济表现

新京报：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要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在今年7月29日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出要适应“新常态”。在你看来，新常态是一种什么状态？

李稻葵：新常态是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近年国际上描述发达国家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个常用说法。“新常态”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是对2008年-2009年发生“大衰退”之后世界经济政治状态的一种描述和预测，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该说法在最近两年的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频繁出现。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进入到一个增长速度下降的发展阶段。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表象背后，其本质是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型。

新京报：中国的经济新常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稻葵：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点就是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以及债务水平的逐步调整。在我看来，这些分析不一定全面，其原因在于，这些分析过多地关注宏观经济的表现，而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些内涵。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远不是经济减速，它将有四个方面的重要表现：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改革的艰难推进、国际经济领域中中国要素的提升。

新京报：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除了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新常态有何不同？

李稻葵：国际金融危机爆发6年之后，对于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新常态意味着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比危机之前略有下降。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危机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金融、房地产、高科技、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因此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经济恢复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尤其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大格局导致发达国家一大批低技能人群丧失了经济竞争力。

对于中国之外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初期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从2009年开始，当发达国家大规模推行量化宽松及其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再加上中国经济迅速恢复所带来的对大宗商品需求的上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轮兴旺、蓬勃发展的可喜格局。

不幸的是，这一轮发展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不少国家的市场机制并不牢固，宏观管理并不够稳健，所以从2013年初开始，当美联储宣布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遭到了新一轮撤资的冲击。

可以预计，在受到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之下，这些国家的新常态将是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低迷，而这个低迷的过程，又会刺激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推行一些面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

居民消费是经济新增长点之一

新京报：你刚才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第一个特点是：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如何理解？

李稻葵：这将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最明显、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中国旧的增长点有两个，一是出口，二是房地产，它们将会逐步地、有一定反复地退出。其中，出口的增长将直接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出现各种波动和反复。总体上讲，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在不断增长，而世界市场将难以支撑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所以，出口以及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波动的。

新京报：那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是什么？

李稻葵：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有三个。第一是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建设投资。这些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等。第二是各种生产能力的转型和升级，包括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的升级。第三是居民消费，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是每年上升0.7%，目前已升至47%左右。

新京报：新旧增长点如何作用于中国经济？

李稻葵：问题的关键是，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波动。这种波动与中国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不同，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更多来自于总需求的波动。而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波动的本质是新老增长点的交替。这种交替将不断导致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

渐进式经济结构调整已出现

新京报：你说中国新常态的第二个特征是：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如何理解这一特征？

李稻葵：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第二个表现事实上已经出现，那就是潜在的、渐进式的，并没有完全被观察者所识别的结构调整。这种结构的调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劳动工资率的持续上涨以及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新型城镇化下除特大型城市外的户籍已经基本放开、居民消费的比重、服务业的比重均不断上涨等。

新京报：劳动工资率的持续上涨以及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李稻葵：劳动工资率的持续上涨，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上涨，其背后的原因是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殆尽。与蓝领工人工资以两位数上涨、明显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形成对比的是，总体上资本的收益率在下降。

就算按照目前的水平，蓝领工人劳动工资上涨已经带来了资本取代劳动力的趋势，各行各业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比重。伴随资本取代劳动力，资本积累将会加速。

新京报：如何分析居民消费的比重、服务业的比重均不断上涨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呢？

李稻葵：这个结构调整也已经开始，那就是居民消费的比重、服务业的比重均不断上涨。而且，服务业不只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物流、配送、电商、金融服务等消费性服务业。劳动就业的主要流向也在服务业。

改革阻力恐怕前所未有

新京报：为什么说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第三个特征是“改革的艰难推进”？

李稻葵：本轮改革的决心和目标以及覆盖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改革的阻力恐怕也前所未有。与前几轮改革相比，当前改革的重要特点是改革动力的缺位。

新京报：为什么改革动力会缺位？原因是什么？

李稻葵：改革的动力应该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层推动改革的能量，另一个是基层的力量。目前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现在非常充足，中央特别成立了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但问题是，本轮改革中，基层政府与国有企业显得比较被动，整体上缺少创造力、能量不足。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一些官员激励不足，胆小怕事，不愿冒头，担心改革引发矛盾，从而导致对自身历史问题的调查和追究。

新京报：目前自上而下的改革有哪些？目前进展如何？

李稻葵：目前经济领域最引人瞩目的三大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所以进展相对顺利，利率市场化未来两到三年内有可能基本完成，民间资本创办的银行已经开始布局，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已提上议事日程。

财政体制改革目前处在规划之中，重点是完善税收体制、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得到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目前是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国企改革的根本在于进一步的市场化，在于把国企与政府进一步地分离，在于国企要进一步地资本化运营，但是这些方面的探索目前远远不足。总之，艰难的改革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同题问答

最担心改革不能落地

Q：2014年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否超出了你的预期？

A：没有。中国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基本稳定。

Q：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300多项改革中，你最关注哪一项？你认为哪一（几）项在2015年亟待突破？

A：金融改革。

Q：如果有一笔5亿元的创业资金，在2015年的中国，你会优先考虑进入哪个行业？为什么？

A：会投资于互联网。

Q：如果2015年有一次长假旅行的机会，你打算去哪里？

A：最希望去中东。因为中东是被中国和西方最容易“误读”的地方，也是给全世界造成最大不确定性的地方。

Q：2015年你最害怕什么事情发生？

A：最担心改革不能顺利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