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亚信”的重视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而习近平“亚洲的事情要靠亚洲人办”的表述，则让外界觉得中国有意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可是，当下以超乎“08奥运”标准的环保措施举办APEC会议并力推“亚太自贸区”（FTAAP），似乎又表明中国没有“盘活”门罗主义的意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些多边国际机制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要从中国所处的环境、地位说起。
二战后美国凭借自己的超强实力，建立起一套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机制，以此影响盟国乃至全球。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国崛起的速度加快，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日益上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种影响更加明显。但是，中国领导层不会不知道，中国的综合实力与美国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而且，这种状况将持续相当长时期。总体而言，中国还只是一个“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能施加外交影响的主要是在周边地区，虽然其范围在扩大。这种背景决定了不同领域的中国外交取向：自己擅长的双边外交不能放弃，以前较少使用的多边外交要大力强化。于是，在构建多边新机制的同时，挖掘现有机制的潜能就摆上了议事日程，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更成为中国利用多边机制的一大动力，亚信与亚太自贸区就是两个显例。
政治上，中国过去三十年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路线，属于不结盟外交的范畴，因此，冷战后中国侧重双边性质的“伙伴关系”外交，涉及的对象国有58个，其中大部分是“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可以再分为不同层次，如针对巴基斯坦的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俄罗斯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美国是“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日本是“战略互惠关系”，与印度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欧盟、英国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东盟、塔吉克斯坦是“战略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特点是平等、不结盟、不针对不损害第三国，但伙伴之间关系的牢固程度要弱于同盟关系。而同时期在多边（政治）外交上，柬埔寨案例让中国熟悉情况并建立信心，推动中国走向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机制。这方面最近的案例是2009年成型的金砖国家机制，中国无疑是其中最有力的推手。
军事上，同样基于于不结盟外交原则，中国1960年代后没有与任何国家组成军事同盟。近年来一些学者主张中国应该放弃不结盟原则，与一些国家组成联盟（如俄罗斯、韩国、巴基斯坦、柬埔寨），但并没有被官方接受。目前正式的盟国只有朝鲜一个，但对这个同盟的实际效用有争议。在没有同盟国、没有海外军事基地的情况下，中国海军远距离投送能力虽有明显提升，但远距离大规模作战能力尚待验证。
安全上，中国在1990年代提出了新安全观，并在2009年明确表述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八字，主张既要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基于新安全观，中国逐步涉入多边安全框架，如1994年开始参加东盟地区论坛，2003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3-2007年期间主持了六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2001年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则是中国参与创建地区安全机构的一次成功尝试，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成员国经济政治安全经济教育等多方面合作的平台，影响力不断提升。如果说，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关注的是中国新疆、中亚等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安全问题，“亚信”则关注整个亚洲的安全问题，成员还包括埃及等非亚洲国家，观察员国更包括美国、乌克兰等非亚洲国家。中国在2014年5月主办第四次峰会时，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强调安全的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等内涵，针对许多成员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指出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这似乎可以理解为，随着综合实力的提高，中国试图在寻找新的机制来维护与促进亚洲的安全。鉴于安全问题的敏感性、新建立这方面机制的复杂性，中国选择亚信这个框架，无疑大大提升了亚信在亚洲地区安全中的角色与分量。
文化上，中国没有法语联盟、英联邦等多边机制来提升自身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因此采用双边、点对点的方式，如建立孔子学院、提供留学名额等方式。目前来看，效果还没有完全展示，还有许多可改进的空间。
经济实力是硬实力的基础，也是中国过去三十年里取得的最为世界关注的成就。这期间外交工作总体目标就是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于是，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或曰“与国际接轨”成了现实选择，典型例子如恢复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席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清算银行。中国从中受益匪浅，但只能当这类国际经济组织的模范生，而无法获得与自己日益增长的实力相称的影响力。改变这些机构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非常困难，中国牵头成立全球性经济新机制又没到时机，但区域经济整合是全球大趋势，因此，中国在过去一些年里着手强化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视具体情况或者建立双边机制，或者建立多边机制，或者双管齐下。
先是在东南方向与东盟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双边经济机制功效显著，新一届中国政府已经在力推自贸区升级版，而RCEP则是中国参与东盟主导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的新例证。然后是西南方向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这个1999年成型的规划进展缓慢，但从2013年开始提速。以能源合作为重点的中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则是两国密切关系的新体现，如果能解决经济性与安全性问题，则前景向好。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上合组织的任务之一，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出来之前，能源合作、贸易与投资合作等主要还是在双边框架下进行。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情况类似。东北方向，与韩国的经济合作是中国最为成功的双边经济合作之一，韩国可能成为东盟外首个与中国建立自贸区的周边国家。
作为可以预期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向外扩展的经济利益不可能限于周边国家。新一届中国政府提出的“一路一带”概念，正演化为中长期国家发展战略，涉及21个国家，其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29%，推进其经济合作具有“地缘经济”意义，体现为若干规划：孟中印缅、中巴、中蒙俄三个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贸易通道。于是，以相关国家港口、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了必须。同时，中国也需要转移大量过剩产能、消化巨额外汇储备，进而构建自己能发挥重要影响力乃至主导权的小多边经济合作体制与区域经济合作体制。于是，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顺运而生。上述作为并不过分，任何国家处在中国的位置大概都会这么做。
众所周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中国，而TPP则是其在经济领域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政策工具。显然，美国又在玩其擅长的老游戏。中国已非吴下阿蒙，需要也有可能有所作为。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亚太经贸区（FTAAP）就成了中国反击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新机制的理想工具：向APEC所有成员开放，与排他性意图明显的TPP相比，具有道义上的优势；APEC属于现成的机制，改造成本低；美国与澳大利亚都曾经主张建立FTAAP，现在不便于反对；自贸区标准远远低于TPP，成员国容易达到要求；成员数量相对少，容易达成共识；如果能建成FTAAP，中国构建区域经济机制的范围将突破周边国家，是未来构建全球性经济机制的一个历练；如果因为美国的反对而失败，中国并没有太大的损失。
中国在思考：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周边国家，周边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中国也在思考，亚太地区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亚太，于是倡导包容发展、树立亚洲新安全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乃至建设“一路一带”。但需要一些途径将之操作化，利用APEC的潜能建立亚太自贸区就是一种尝试。这一机制与美国主导的TPP既有互补性也有竞争性，如何通过利益协商交换、提供优惠条件等手段说服其他国家参与这一机制，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他们想知道的是：FTAAP与TPP是否兼容性大于竞争性？如何证明FTAAP对其更有利，或至少更适合。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战略室主任 薛力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