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乔《围炉诗话》是清初诗学一部重要的著作，关于它的写作情况，作者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所作的自序中说：“辛酉冬，萍梗都门，与东海诸英俊围炉取暖，啖爆栗，烹苦茶，笑言飙举，无复畛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录之，时日既积，遂得六卷，命之曰《围炉诗话》。”[1]辛酉为康熙二十年(1681)年，是冬吴乔客京师徐乾学邸。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八《屡过东海先生家不得见吴丈修龄诗以柬之》诗云：“最爱玉峰禅老子，力追艳体斗西昆（修龄精禅学，又善拟无题诗）。朱门纵视如蓬户，入幕长愁似隔村。索饭叫号孙太横，抄书历碌眼尝昏。此间赤棒喧豗甚，隐几偏知处士尊。”该诗次于是冬所作《喜汉槎入关和健庵先生原韵》前，知当时吴乔在徐邸。[2]序已将写作动机和写作时间都交待得很清楚，似无问题。但自从1973年台湾广文书局编印《古今诗话续编》将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吴乔《逃禅诗话》稿本影印出来，《围炉诗话》的实际写作过程就让人产生疑问了。因为向来只知有《围炉诗话》，而它在作者生前并未刊行，现在又出现《逃禅诗话》，两者的关系如何，是研究《围炉诗话》乃至吴乔诗学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逃禅诗话》也未曾刊行，仅有稿本今藏台湾中央图书馆。这部手稿书写相当工整，行文则未免粗疏，征引文献多凭记忆，时有错误。其中称叶方蔼谥文敏，考叶氏卒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月二十四日得谥文敏[3]。则诗话撰写之时应在康熙二十一年之后。将它与《围炉诗话》对读，可以断定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增订而成。也就是说，吴乔先写作了《逃禅诗话》，后增订为《围炉诗话》。然则自序所述的都门问答并不是撰写《围炉诗话》的直接起因，它的写作动因也许要到两书的异同中去找。
广文书局影印的《逃禅诗话》稿本，前后无序跋，正文共241则，不分卷，有“变复”、“哀乐”、“诗中有人”、“体格名目”、“五言诗”、“三唐”、“李杜”、“五绝”、“宋诗”诸目。第27则论晚唐某人《剑客》诗，作者与诗第六句均空缺，显见是一时记忆不起，暂缺待补。由此可以推断它是作者的原稿。第一则谓“弘治间庸妄全不知诗，侈意于复，止在状貌间，为奴才，为盗贼，为笑具”，末云“事有关系而话言颇烦，别具卷末”，可卷末并无论明诗之语，卷中也无申论此说的内容，想是作者计划中有这一节而终未写成，然则此稿当为作者未竣的初稿。再看书的编次，各目下或仅一则，或数十则，殊无条理。我怀疑吴乔起初撰写时拟每则标目，结果未实现。
将《逃禅诗话》的内容与传世之书《围炉诗话》比勘，内容大多重复，互见的条目计有169则，而且都在《围炉诗话》前五卷中。对比互见条目，则以《围炉诗话》文字为长。比如：第70则：“刘长卿云：‘诸城背水寒吹角，独树临江夜泊船。’一本作独戍，余意独树为是。有戍卒处堪泊船也。”《围炉诗话》卷三作“孤城背岭寒吹角”，此为改正引诗误记之例。第201则：“《隐居诗话》云：放翁好缀辑南朝人语成诗，故句虽新而不浑厚。”《围炉诗话》卷五放翁作山谷，此为改正人名误记之例。第183则：“人有自意，人自言之。宋人每言夺胎换骨，去瞎盛唐字仿句模有几？”第185则：“宋人翻案诗即是蹈陈言，看不破耳。又多摘前后人相似语以为蹈袭。诗贵见自心，偶同前人何害？作意袭之，偷势亦是贼。”《围炉诗话》卷五将两条合并，此为编定文字之例。第193则：“义山诗被杨亿、刘筠弄坏，永叔力反之，语多直出，似是学杜之流弊，而又生平不喜杜诗，盖取资于乐天耳。”《围炉诗话》卷五“盖取”一句作“何也？”此为删除不确论断之例。第221则：“山谷欲自成家，以生强为高奇，放翁轻浅无含蓄，皆违于唐。”《围炉诗话》卷五作“山谷专意出奇，已得成家，终是唐人之残山剩水。陆放翁无含蓄，皆远于唐。”此为修改评判语之例。第234则：“宋人咏梅云‘疑有化人巢木末’，奇哉！而唐人思路不出此。”《围炉诗话》卷五作：“忆得宋人咏梅一句云‘疑有化人巢木末’，奇哉！是李义山《落花诗》‘高阁客竟去’之思路也。唐人犹少，何况后人？”此为修改论断、补充论据之例。
由此可见，《逃禅诗话》实际上就是《围炉诗话》的雏形与蓝本。试观其中对宋诗的批评仅限于宋诗本身，尚未如《围炉诗话》直斥学宋诗之人及学宋诗风气，可知吴乔当时对宋诗的态度还比较和缓，日后增订为《围炉诗话》时便激烈地大肆抨击，不假词色了。而《围炉诗话》既行于世，《逃禅诗话》遂湮没。
比勘两部诗话，《逃禅诗话》溢出《围炉诗话》之外者74则，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保留不少有关作者诗学观念及师承的内容。吴乔诗学奉贺裳、冯班为宗，人所周知，吴乔本人也不讳言。但他还曾受许学夷的沾溉，就鲜为人知了。《围炉诗话》屡屡称引冯班、贺裳之说，只字未提许学夷。但《逃禅诗话》表明，他原本受许学夷诗学的影响很大，而且在前辈诗论家中他最佩服的也是许学夷。他说：
晚唐至今日，七百余年，能以才情自见者，如温、李、苏、黄、高、杨辈，代不乏人。而知有体制者，唯万历间江阴许伯清先生及亡友常熟熟冯班定远、金坛贺裳黄公三人。
他与许学夷时代不相及，只是闻而知之，于冯班、贺裳则亲灸其学，尤为熟悉。他认为“黄公详于近体，凡晚唐两宋诗人之病，其所作《载酒园诗话》一一举证而发明之”。“定远古体近体兼详，严沧浪之说诗，在宋人中为首推，而所得犹在影响间，未能脚踏实地。后人以其妙悟二字，似乎深微，共为宗仰。定远作一书以破之，如汤之泼雪，读之则得见古人唐人真实处，不为影响之言所误”。而“伯清先生所见体制之深广，更出二君之上。自《三百篇》以至晚唐其间源流正变之升降，历历举之，如数十指，为古体为近体，轩之轾之，莫有逃其衡鉴者。不意末季澜浪之中乃有是人。”由此可见他对许学夷的评价之高。当然，他对三人尽管十分景仰，却也不盲目迷信，而是能在接受其学说的同时，洞见其不足。他说：
余于三君，伯清先生，严师也。定远、黄公，畏友也。皆如李洞之于阆仙，铸金为像者也。而私心尚有所恨焉。黄公以重体制，反 于伪冒复古之李献吉，而称为先朝大雅才。定远诗有体制，有才情，近代所鲜。而所见体制，不及伯清之深广，却以此故得伸其才情。伯清得于体制者，尽善尽美，至矣极矣，其作自作反束于体制，惟恐一字之逾闲，才情不得勃发。
又云：
杨基以其无题为艳情，许伯清论千古诗人无不确当，唯于义山，眼同（洪）觉范。
这本是很好的议论，但不知何故，编《围炉诗话》时却悉数删去了。
相比《围炉诗话》，《逃禅诗话》的文字清楚地表明了吴乔诗话写作的动机在于重新确立诗歌的理想。其诗学的基本倾向，是奉许学夷、贺裳、冯班为宗，推崇晚唐诗歌。这在康熙中期的诗坛应该说是很独特的取向。因为从康熙十五六年代初期王渔洋倡导宋诗起，诗坛盛行的是宋诗风。到康熙三十年代，宋诗风受到广泛批评，王渔洋本人经过反思，也回到唐诗的路子上来，在新的起点上重新倡导盛唐诗，所谓神韵诗风逐渐形成[4]。在这种情形下，吴乔倡导晚唐不啻是空谷足音。要了解他的思路，线索就保留在《逃禅诗话》中。他在比较了唐、宋、明诗的同异后，认定“唐诗有意而婉曲出之，宋诗有意而直出之，隆嘉诗唯事声色”，从艺术上说，唐诗作为诗歌艺术之理想是最可取的。其实，从理想上说，他也认为盛唐是最高的境界，但问题是不适宜取法。他觉得盛唐高妙不可学，比如七律，“盛唐七言律，舂容浑成，不求妙也；中唐乃妙，晚唐则巧甚，是盛中晚之界也”。不求妙而妙，所谓“天然高妙”是学不得的，只能从晚唐的巧入手。当然，吴乔对晚唐诗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以为“五言古温李而外无作者”，七律许浑至罗隐、李山甫以下也不足数，所以他的取法晚唐实出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的策略意识，是一种极为冷静的现实的选择，与王渔洋神韵诗论的积极取向出发点是不同的。
诗史流变论也是《逃禅诗话》中很有价值的部分。吴乔论诗以“正穷流复变”为基本宗旨，以为“变乃人所必趣，流乃势所必至，复则千古杰士之所为”。他强调诗史的时段划分应该以人为据，而不应该机械地以时代为限。他曾引钱谦益、阎若璩两家的说法，详细举证以年代论人的缺陷，从而得出“分之以人，不以时”的论断，即根据诗人的创作特征而不是他的生卒年来定其时代归属。这无疑是高出于旧说的。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开卷说唐、宋诗之别以诗不以时，正是这一意思。由于吴乔对诗史的发展具有很透彻的见解，所以他对诗史的流变和得失都有出自己见的极宏观的勾画，而这类论述都保留在《逃禅诗话》中。如论唐前的诗歌流变云：
诗道姑置三百篇而祖两汉十九首，建安已稍变，阮公又稍变，颜、谢又稍变，永明乃大变，以梁、陈视汉魏，犹江海之望泰山矣。唐以后之大势，沈、宋至大历为正，元和为变，晚唐至明初为衰，弘治、嘉靖为邪。
这种议论不像明人那样是由退化论的历史观导出的，而是出于自己的研究。其过人之处在于能超乎价值判断之上，细致地梳理诗史事实，唯其如此，所以他对唐诗发展阶段的划分就比明人更加清楚。比如在论选诗时，他曾说：“唐三百年人非一伦，诗非一种，愚意选之者，须分五时，行五法。五时者，贞观以下为始时，开元、天宝为次时，大历以下为三时，元和以下为四时，开成以下为终时也。”这一划分，我认为较高棅的四唐说更符合唐诗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这五时段相对应，吴乔又提出唐诗有五个类型：王、杨、卢、骆、陈、杜、沈、宋充实光辉为一类，天宝大而化之为一类，并钱、刘与大历清婉丰神为一类，元和五伯狭盟，唯力是视为一类，晚唐残山剩水为一类，因五个时段的特征不同，所以选诗者不能采用同样的标准，而应行“五法”，即一严二正三恕四宽五滥。初唐要严，其时作者都未脱陈、隋旧习，草昧之世，不将沿袭旧习者析之去之，则陈子昂、杜审言、沈、宋、王、杨、卢、骆八人开创之功不显。盛唐之诗久有定论，故曰正。大历以后力量稍弱，而气脉相通、清新圆转固在，因其从开、天之别派而来，不恕则失其气脉，而所见于盛唐者亦不全，故须恕。元和为唐诗之大变，变则情态百端，严与正必不可行，故须宽。凡《才调集》所有者多收之，以尽见八十年士人之才情，非滥则有所束矣。又论初唐有四种人、五种诗，谓：
四种人者，虞世南辈守旧习者为一种，陈伯玉复古为一种，王、杨、卢、骆变纤丽为雄壮者为一种，杜、沈、宋定唐体者为一种。人则于四种诗外有变而未纯，非古非律之诗，不特余人，即陈、杜、沈、宋亦有之，是五种诗也。
又论盛唐、中唐其人其诗大略相类，唐末则有二种人，一人有二种诗。二种人者，如赵嘏、韦庄之于皮、陆、杜荀鹤也。一人有二种诗者，如薛逢有“绛节几时还入梦，碧桃何处更骖鸾”、“邠王玉笛三更咽，虢国巾车十里香”，又有“细推今古事堪愁，贵贱同归土一丘”、“光阴自旦还将暮，草木从春又到秋”。李山甫《公子家》云：“騕袅似龙随日换，轻盈如燕逐年新”，又有“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胡曾有“花对玉钩帘里发，歌飘尘土路边闻”。叙失意不寒陋，而又有咏史诗意也。当时《全唐诗》尚未行世，吴乔能有这般高屋建瓴的见识，诚属不易。最后，他说“昔之选者，尚体制则失中晚，爱才情则离初盛，皆以己意权衡唐人者也”，这是指的许学夷和冯班，尽管他夙心师承许、贺、冯三人，但爱之而能知其所短，也很难得。
吴乔又善于批评，论析颇有精致入微处。比如，他说：“不清新即非诗，而清新亦有病。清之病，钱、刘、开宝人已中之；新之病，大行于元和。”颇有见地。所谓清之病，就是清而不厚，带来单薄的感觉。大历十才子中钱起、李端都不免此病[5](P217)。又比如，他说：“初唐诗似盛唐者即佳，出草昧也；中晚诗似盛唐者即不佳，堕残迹也。”这也很有意思。要之，吴乔诗学用功于唐，耳濡目染于明，故于这两朝议论都能中肯。至于宋诗，不免信口雌黄，出言多为模糊影响之论。引冯班语云：“宋人诗逐字逐句讲不得，须别具心眼方知其好处。”此言应该说深有见地，但吴乔却不太以为然，道：“宋人之有好处者，不过是不违唐人者耳，未有得唐人深大处者也，况有胜过唐人与自辟世界者乎？”如此见解，适足显出他对于宋诗全未入门。后来《围炉诗话》卷五论宋诗之部多抄贺裳《载酒园诗话》，倒是避其所短了。他还说：“读宋人诗集，有披沙觅金之苦，苟读黄公之书，则晚唐、两宋之瑕瑜毕见。宋人诗集可以不读，大快事也！”这是什么话！再好的诗话，也是附庸于诗歌的，若读诗话可以代替读诗，那么还要诗人干什么？这种地方，特别显出吴乔见识、气局的促狭来。
然而最让人不能平气的是，吴乔论诗一以好恶为去取，非唯排击李梦阳、李攀龙不遗余力，至谓之优伶奴仆，不入士类；就是他崇尚的晚唐，也仅取温、李，对杜荀鹤、胡曾辈就颇为不屑，甚至将杜牧也列在“奇丑”之列。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吴氏只不过是一个村学究，却总是摆出一付极正统的面孔。比如他说：“‘农夫背上题军号，贾客船头插战旗’，甲申、乙酉（指明亡的顺治元年、二年—引者）后目击者也。三国至隋末兵火多矣，而七子、阮公无此等句。天宝乱时亦不见此。人生境遇甚多，要以不违风雅者方可命句。如画山水，只画可居可游处。”这真是典型的回避现实、粉饰太平的论调！如果它发自王渔洋一辈缙绅大夫之口倒也罢了，身居庙堂，言不由己。吴乔一个穷老村儒出此议论，这就让人对他诗家的品格有所怀疑，从而推想他的推尊晚唐，独取温李一派，是否有着西昆派的唯美主义动机。不仅如此，吴乔还以时代和诗体来论雅俗，说：“以唐明言之，唐诗为雅，明诗为俗；以古体唐体言之，古体为雅，唐体为俗；以绝句律诗言之，绝句为雅，律诗为俗，以五律七律言之，五律犹雅，七律为俗。”这同样也是不能让人同意的。总体看来，《逃禅诗话》里有不少精彩的见解，也有许多轻率不可取的议论，在改编成《围炉诗话》时两者都有删削。后者被删去意味着作者见识的成熟，而前者删去就难以理解了。其中的缘故，需要进一步考察《围炉诗话》。
现存《围炉诗话》六卷，条理相对清楚，比起《逃禅诗话》来，各卷的内容明显经过了系统的整理。它从《逃禅诗话》241则中取了近170则，可以说基本保留了《逃禅诗话》的规模和核心内容。当时作者年七十余，编订此书，可以说是晚年的定论。由于有了《逃禅诗话》，使我们可窥见吴乔改编《围炉诗话》的经过及其改编的意图。阅《围炉诗话》，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自序所述自己的师承：
一生困厄，息交绝游，惟常熟冯定远班、金坛贺黄公裳所见多合。皎然《诗式》持论甚高，而止在字句间。宋人浅于诗，而好作诗话，迩言是争，贻误后世，不逮二君所说远甚。（中略）定远于古诗、唐体妙有神解，著书一卷，以斥严氏之谬；黄公《载酒园诗话》三卷，深得三唐作者之意，明破两宋膏肓，读之则宋诗可不读。此中载其精要者，而实尽读者也。
奇怪的是这里只推崇冯班、贺裳两家之学，许学夷的名字不见了。再看全书的改编，《逃禅诗话》中的许多条目被删除，而最有意味的首先是删去了那些论述许学夷、冯班、贺裳之学的条目，冯班、贺裳两家之说，因增抄《载酒园诗话》、《钝吟杂录》二书及自序的说明，得以保留；而许学夷，非但那些赞扬话全被删去，即其论述五七言流变的大段文字也被删削，论李义山“无题”时说的“许伯清论千古诗人无不确当，唯于义山，眼同（洪）觉范”一句及“李杜”条所引述论李白两条也被刊落。于是，许学夷的名字就不再见于《围炉诗话》中，他与许学夷的师承关系也从而被抹去痕迹。如果不读《逃禅诗话》，我们就不会知道许学夷对他曾有极大影响。同样的情况是，《围炉诗话》还删去了引述阎若璩的两段话。《逃禅诗话》引述阎若璩论王昌龄籍贯之说，称“余友山阳阎若璩百诗博极群书，可敌顾宁人”，可见吴乔对阎若璩也很佩服的。可是为什么与许学夷一样，都要剔除他们的名字呢？如果说是发觉他们的说法不足为据的话，那么论四唐当别之以人而不以时，说“余友山阳阎若璩百诗经史澜翻，谈三千年事如指掌。其说诗曰：诗固有时代，然有不必分而分之，以致舛误者，唐之初盛中晚是也”这一说法与下引钱谦益之说互相发明，根本无须删掉，结果《围炉诗话》只保留了钱谦益的话，而无阎若璩之语。这表明从《逃禅诗话》到《围炉诗话》的修订，其中是掺进学术以外的因素的。
但不管怎么说，《围炉诗话》对《逃禅诗话》的取舍，还是可以见出作者在诗学上的进境与磨勘。《逃禅诗话》被删去的条目，有些是转抄别人的话，如“五言诗”首条抄许学夷论五七言递变之迹；有些是大而无当的议论，如：
唐诗初读之往往不知其意何在，宋诗开卷了然，而明诗有语无意，读之反不能测。
唐人诗以周室譬之，初唐，太王、王季时也；盛唐，武王、成王时也，受命制礼，超绝前后；大历、永泰，昭、穆时也。元和，五伯也，开宝之王纲已散。开成以后，则七国之维事诈力，小词出而杜绝，如封建之变郡县。
全部《史记》是《答任少卿书》之注，玄肃二朝国史稗官是杜诗之注，全部杜诗是《秋兴八首》之注。
也有些是强作解事的，忆不清的，遂将它割爱。
《围炉诗话》所增益的部分，主要是卷六论明诗之部及其他各卷所采贺裳《载酒园诗话》之说。吴乔自言“一生因厄，息交绝游，唯常熟冯定远班、金坛贺黄公裳所见多合”，所以刺取、表彰二家之说独多。冯班《钝吟杂录》、贺裳《载酒园诗话》二书《逃禅诗话》已采多则，《围炉诗话》又续采多则，论宋诗采贺氏议论最多。卷五146则中，取《逃禅诗话》47则，新撰12则，而采贺书多至87则，可见其倾倒之至。康熙二十年代正当渔洋倡导宋诗之际，吴氏承贺、冯二家之论，素不喜宋诗。卷五首则设问：“朝贵俱尚宋诗，先生宜少贬高论。”答语即《逃禅诗话》第178则，而冠以“厌常喜新，举业则可，非诗所宜”数字。由此可见，《围炉诗话》之增订实有慨于当时的学宋诗风气，要公然独树一帜以矫之。其间多采贺裳之说，就是希望读者“读之则宋诗可不读”（自序）。然而吴氏终究不通宋诗，他比较唐、宋诗的得失仅持比兴为言，而批评宋诗又以唐诗为准绳，未见宋人佳处，徒自形其见解之狭隘而已。
也许是觉得《逃禅诗话》中的论述还不尽兴，在编纂《围炉诗话》时，他将写作形式改成了更能畅达引发自己见解的对话体。比如，他的主要观点“诗中有人”，在《逃禅诗话》中是这样表达的：
诗中有人，故读其诗，而心术之邪正、制行之纯杂、学问之深浅、境遇之得失、朋友之谅柔，皆可见焉。上而《文王》、《大明》、《楚词》，可以想见文、武、周公、屈子；下而温、李之集，可以想见飞卿、义山，乃至刘伯温、杨孟载犹然也。如是乃谓之诗，不悖于采风贡俗。若于身心无涉，而唯 学前人，纵得酷似思王、子美，不过优孟衣冠。
问曰：此说古未有也，何从得之？答曰：禅家问答，禅人未开眼，有胜负心；诗人未开眼，不知有自心、自身、自境。堕于声色边事者，皆徇末而忘本者也。
《围炉诗话》卷一将两条及后鱼玄机、黄巢诗一条合并，改作：
问曰：先生每言诗中须有人，乃得成诗。此说前贤未有，何自而来？答曰：禅者问答之语，其中必有人，不知禅者不觉耳。余以此知诗中亦有人也。人之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生焉。夫子言诗，亦不出于哀乐之情也。诗而有境有情，则自有人在其中。（中略）。故读渊明、康乐、太白、子美集，皆可想见其心术行己、境遇学问。刘伯温、杨孟载之集亦然。唯弘、嘉诗派浓红重绿，陈言剿句，万篇一篇，万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谓之诗家异物可，非过也。
原文禅人未开眼云云，与“诗中有人”离题较远，有些牵强。改后不具体指实，笼统而言，使人思而得之，不落言筌。不过，其说终究有英雄欺人之嫌。
《围炉诗话》对《逃禅诗话》原有的文字，都有些修改，这些修改不只是文字上的修饰，还常涉及到判断的斟酌与推敲。如开卷第一则，《逃禅诗话》原为：
诗道不出于变复。变谓不袭古人之状貌，复谓能得其神理。汉魏变三百篇之四言为五言，而能复其淳正；初盛变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浑；变六朝之所靡而为雄丽，而能复其挺秀。晋宋至陈隋之古体，元和至明初之近体，唯元和至两宋，唯变不复，势必滔滔日下；弘治间庸妄全不知诗，侈意于复，止在状貌间，为奴才，为盗贼，为笑具。
《围炉诗话》除在前面加一段话，论述“诗道古今之大端”外，又将上文改作：
诗道不出乎变复。变谓变古，复谓复古，变乃能复，复乃能变，非二道也。汉魏诗甚高，变三百篇之四言为五言，而能复其淳正；盛唐诗亦甚高，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艺至此尚矣！晋宋至陈隋，大历至唐末，变多于复，不免于流，而犹不违于复，故多名篇。此后难言之矣。宋人唯变不复，唐人之诗意尽亡；明人唯复不变，遂为叔敖之优孟。二百年来，非宋则明，非明则宋，而皆自以为唐诗。试读金正希举业文，不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以其无逢世之俗情，唯发己意故也。诗可知矣。无智人前莫说，打你头破额裂。
改后文字更顺畅，逻辑性也更强，将变与复的辩证关系，以及古今诗歌复变的得失剖析得更为细致。
总之，《逃禅诗话》增删成《围炉诗话》六卷后，内容更具系统。卷一为诗本体论，泛论诗格、诗法、学诗之途径，其中有两个论点影响甚广：一是诗中有人，针对明人而发。谓人之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生焉。诗有境有情，自有人在其中。唯弘、嘉诗派陈言剿袭，万篇一篇，万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是谓无人。二是酒饭之喻，强调比兴。“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这一比喻从特性与功能两方面区别诗文的界限，相当深刻，后人“以为自来论诗文之分，无明划若斯者”（注：见林昌《河间先生试律矩》（道光三十年重刊本），赵执信《谈艺录》、姚椿《樗寮诗话》、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刘熙载《艺概》亦皆称道之。）。卷二自古诗十九首至唐近体，列论古今诗歌体制，兼论作品，基本上包括《逃禅诗话》“体格名目”之部，而多引冯班之说。卷三论唐诗流变，基本上相当于《逃禅诗话》“三唐”之部，但《逃禅诗话》中辨析很细致的几条反为删去。卷四乃是《逃禅诗话》“李杜”之部增以贺、冯两家之说而成，论李、杜之诗，下及明诗风气。卷五为《逃禅诗话》“宋诗”之部益以《载酒园诗话》而成。卷六专论明诗，排击七子辈不遗余力，至谓“诗人不跳过弘、嘉深没顶阃百丈之粪沟，终是四平腔戏子”，近于骂市，所以后人读其书，多致不满。雷国楫《龙山诗话》卷二就说：“其书大抵左袒冯氏，痛诋李、何、李、王以及弘正、嘉隆间诸子。其言诗准绳处颇有可掇，足备坛坫圭臬，其绎论唐诗处并无发明，徒增拘迂。”[6]钮树玉则称吴乔：“上下千载，其于诗学深矣。而持论要未得其平，失温厚之旨。奈何持一端之说而尽废其余也哉？”[7]
《围炉诗话》撰成后未能于作者生前刊印，仅以钞本流传，世罕见之。赵执信三过吴门，访之不得；雷国楫任官于苏州时，访之故老也不知下落。后来直到嘉庆十三年(1808)此书始得刊行。现今传世的版本有借月山房汇钞本、道光三年(1823)三槐堂刊本、适园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广文书局1973年版古今诗话续编影印本、清诗话续编本等数种，还有几种钞本存世。吴乔诗学的价值及其在清初诗学中的位置，诸家批评史与清代诗学研究的著作都有论述。本文从《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的关系入手，探讨其诗话的撰写过程，希望能在揭示其诗学的渊源及倾向性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供读者参考。
【参考文献】
[1]吴乔.围炉诗话[M].张钧衡刊适园丛书本.
[2]详笔者.王渔洋事迹征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刊.
[3]王士禛.国朝谥法考[A].王渔洋遗书[M].
[4]参笔者.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兴替[J].文学遗产1999,(3).[M].
[5]参看笔者.大历诗人研究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5.
[6]雷国楫.龙山诗话[M].乾隆间味经堂刊本.
[7]钮琇.围炉诗活跋[A].匪石先生文集卷下[M].雪堂丛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