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应坚持速度服从质量的原则，力争速度下台阶的同时质量上台阶，宏观政策应该坚持稳中求进，以深化改革为动力，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速放缓至7．3％，与二季度相比回落0．2％，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1％，涨幅比上半年回落0．2个百分点。尽管三季度GDP创下2009年一季度以来新低，但就业和企业效益保持基本稳定，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年经济增长处在预期目标区间。同时，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积极、深刻的趋势性变化，更表明我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在提升，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分析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需要密切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受“三期叠加”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受到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影响，经济连续承受下行压力，三季度生产侧及需求侧均进一步弱化。生产方面，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较大。需求方面，尽管出口显著改善，但消费增速有所放缓，房地产、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均有所下行。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三季度经济回落特别是8月工业增加值下挫，主要原因是7月信贷乃至社会融资断崖式下跌对企业正常运作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随着8、9月信贷以及社会融资逐步恢复，工业增加值已开始回升。特别是受惠于稳增长政策，三季度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速持续提升，在三季度末已经上升至25．1％，为今后经济的企稳带来希望。
二是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集聚。今年以来投资增速继续放缓，出口增速开始换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强，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8．5％，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中央政府强有力的结构调整措施不断发力，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7％，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2．5个百分点，继去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工业以来，这样的趋势延续了下来。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升，提高了经济增长对吸纳就业的效用。另外，前三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4．6％，资源环境成本的消耗有所减少，经济增长的质量明显提升。同时，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高于GDP增速0．8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的名义增速也高于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意味着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中占比不断提高。
三是房地产转折性变化，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明显冲击。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发展，曾为推进城镇化进程，拉动投资、消费作出重要贡献。然而，房地产繁荣也引发了严重过剩的重工业产能，这将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从去年开始，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从供不应求转向供求基本平衡和局部供给过剩，今后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将逐步下降。前三季度，房地产市场出现“一落四降一增加”的现象，即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房屋新开工面积、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而商品住宅库存在不断增加。房地产的持续调整，拖累了相关产业的投资和消费，对整体经济的冲击较为明显，成为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力量，给金融市场和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带来风险隐患。
对正在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而言，GDP增速的微量增减本身并不重要，关键还是要看经济运行的质量。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人均资本存量水平还非常低，只有发达经济体的10％－20％，因此我国的消费结构面临巨大的升级空间，经济结构变化和产业升级的趋势也会不断创造投资机会。正在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必将给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特别是新一届政府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十八届四中全会将释放法治市场经济的信号，将会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增长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在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应坚持速度服从质量的原则，力争速度下台阶的同时质量上台阶，宏观政策应该坚持稳中求进，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从房地产、地方债和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发力，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一是逐步完善房地产政策，促进住房资源优化配置。房地产市场对我国经济运行影响很大。面对当前的楼市萎靡，进入三季度以后一些地方纷纷放开了一些限购措施。央行在9月30日对限贷的政策也作出调整，促使各地楼市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必须充分认识住房具有投资和消费的双重属性，必须将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分开。因此，一方面，在投资市场上（商品房），采取措施避免房价暴跌触发的系统性危机，应着眼于住房刚性需求，出台相应的金融、信贷和税收政策，促进居民合理的首套住房和改善型住房需求。央行“9·30房贷新政”中着重提到房贷证券化，将有利于解决商业银行发放住房抵押贷款造成的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问题，拓宽房贷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在消费市场上（保障房），应充分满足新市民进入城市的基本住房消费需求，适当调整保障性住房政策，大力发展公共租赁性住房。特别是通过“先租后售”、“共有产权”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创新，切实解决保障性住房融资难题。同时，出台差别化的调整政策，在某些人口流出地减少甚至停止保障房建设，并在人口集聚的一二线城市适当扩大保障房建设规模，避免全国“一刀切”。
二是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一些地方过高的地方债，增加了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隐忧，必须加以解决。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是我国首次全面规范地方债管理，将对地方政府的投资建设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意见》明确提出，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在对项目和债务分类的基础上，财政部还明确把政府性债务作为一个硬指标纳入政绩考核。要求锁定存量债务余额，将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财务公开并统筹财政资金优先偿还到期债务，而且从2016年起只能通过省级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举借政府债务。这些措施的出台，有利于化解地方债“堰塞湖”风险，防止产能过剩继续恶化。
三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税政策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进一步发挥经济稳定器和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并对投资可能出现的超预期下滑做好相关预案。当前阶段，应该在铁路等基础设施领域和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防治大气污染等民生领域加大投入力度，既可改善投资，又能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要着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加大预算公开、科学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及完善税收政策等方面积极作为，为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创造条件。
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劳动力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有限等多方面的挑战，需要摒弃强刺激经济的短期行为，努力从改革中探索出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创新措施。要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方面的良性互动，完善市场法律环境，深化教育、科技体制，适时调整人口政策等，多措并举，促进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重建新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