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尽管争议不断，但经济学的显学地位并未受到根本性的挑战。社会学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公共政策和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多数都可归于这一领域。     

就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具体应用而言，前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教条和僵化，而后者则在于轻视。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互动，涉及的问题、理论、基本观点看上去并不怎么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学过、接触过、阅读过社会学，并不影响人们根据某些方面的常识来理解和处理社会问题，改善相关社会互动。     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曾这样强调经济学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人们常常认为自己没有受到任何经济学家的影响，实际上（在思想和行动上）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我们完全可以套用这番话而提出，人们无论作为社会互动纯粹的旁观者，还是参与者，都不可避免用到社会学当中的理论架构、分析视角和观点体系，成为某个、某些社会学家的“奴隶”。很显然，仅仅只靠生活经验等方面积累得来的“常识”，就不足以清晰认知社会事务。常识跟常识会发生冲突（即所谓“各说各的理”），单靠常识，何谈公断和处理问题？     

如前述，而今公共政策大多涉及社会问题。因此，相关公共政策应该更好参照社会学研究成果；无论是政府公职人员，还是其他有关社会组织成员、志愿者、积极参加慈善公益活动的企业界人士，都有必要从社会学视角去看待社会问题，去找出问题的真实成因，进而形成恰当的处理方案。但令人遗憾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对涉及社会问题的政策决策和执行，显得过于机械，仅仅注重效率、资源、监督；许多企业界背景的爱心人士同样忽略了社会问题的形成原因和演化特点。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事务、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公共政策，耗费了大量政府和民间资源，非但让问题和矛盾分别得到解决或消弭，相反还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和极端化的原因。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近日再版推出的《社会学概要》（修订第3版）一书，在较短的篇幅中，用简洁通俗的语言介绍了社会学的定义、学科简史和研究方法，并对涉及最主要、最普遍社会问题的多个社会学概念作了阐释（包括社会化、团体与组织、越轨行为、社会阶层、少数团体、家庭制度、宗教制度、教育制度、人口现象与城市社区、社会变迁等）。这本书的第一作者蔡文辉是知名的华人社会学家，1980年代曾先后就读于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75年后在美国印地安那大学韦恩堡分校等名校认知，对中国社会（华人社会）、美国社会（西方社会）有深刻理解，曾著有多门社会学研究著作和入门教材。另一位作者李绍嵘是蔡文辉教授的夫人，也在印地安那大学韦恩堡分校等高校任职。     社会学、人类学的重要概念“文化”，包括符号、语言、规范、价值、物质文化与工艺技术等要素。文化差异可以推动文化变迁和融合，促使发现、传播、发明等进程，也可能引发社会差异乃至社会冲突。尽管“文化”颇为复杂、涵盖的要素很多，又显得如此重要，但人们却普遍对之轻视。举例来说，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社区转型、文化融合问题，就常常受到忽略，相应的公共政策和企业行为都是将社区居民假定为一个个不会思考的、没有观念和行为方式差别的、利益诉求同质化的静止客体，这就不可避免带来了文化融合障碍，还极易出现公共政策、企业行为与民众愿望及利益诉求的对立。《社会学概要》这本书第八章“少数团体：族群、妇女及老人”、第十五章“人口现象与城市社区”、第十六章“社会变迁：理论与对策”等内容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上述问题，以走出困境。     

《社会学概要》书中第十一章“教育制度”就提出，教育制度的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共包括：传授技艺、发展个人才能、传递文化、新知识的启发、青少年期的延长、隔离青少年人、替父母代管子女、建立朋友圈、婚姻伴侣的选择、社会地位的改变等十个方面。如果认识到教育的这些功能作用，相关的公共教育政策在制定和调整时就需要更为审慎，而不能仅仅狭隘为传授技艺、传递文化。近年来引发巨大争议并暴露出严重负面问题的“撤点并校”政策，就是因为将教育、学校的功能看得过于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