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增长的起落》回顾了1870-2015年的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经济的演进发展历程。书作者将这145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70-1940年的70年，美国充分拥抱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快速实现深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极大的提高了几乎全体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在这一阶段，美国比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大洲、美国以外的美洲其他国家都要更加积极的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快速应用新发明。比如，对于电的应用，在铺设自来水系统、室内抽水马桶、集中供暖系统以及住房的商品化等领域，表现得几乎毫无顾忌，这非但使得美国人相比同时期的欧洲人，更快更好的享受到了现代科技带来的生活便利，而且更快的形成了稳定市场，让发明家、商业发明的市场推广者能够更快的收回投资，并因此刺激了更多的连带创新发明。
又如，借助美国19世纪中后期铺设起来的铁路干线网，以及同期投入使用的冷藏列车，让美国全国初步形成了统一市场。许多门类的商品在美国国内市场的销售额，当时十倍于出口，这自然极大的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在这本《美国增长的起落》书中，罗伯特·戈登强调了1870-1940年诸多发明应用（而今被人们视为理所应当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住宅的网络化与洗衣机、电冰箱等现代家电彻底改变了家务劳动的性质，让女性可以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进入市场工作。而电气化工作设备也有效的改变了过去以男性为主的从业岗位的作业方式。劳动者因而获得了双休日，在老年可以退休。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过去从主流政治经济学教材中获知的工人阶级通过斗争，争取到双休日及其他劳动保障和福利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与劳动者的行动，是不矛盾的，割裂哪一方面来解释历史都是错误的。
按照书作者的划分，美国经济1940-2015年，既包括长达30年的黄金时代、丰裕时代（1940-1970），也有20世纪70年代以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放缓的几十年。
为什么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技术进步放缓了？因为在那之前的100年，与电、内燃机、健康、工作条件以及住宅网络化有关的技术创新，都已经提出并得以较为充分的应用，而1970年以后各领域的改进提升有限；1970年以后的创新集中在娱乐、通信、信息技术领域，不仅如此，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已经相对其他工业国家严重滞后。
美国经济增长的起落，表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美国劳动生产率在不同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书作者认为，20世纪20-50年代，美国生产率水平达到了顶峰，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罗斯福新政以及美国加入二战以后创造出的超级需求。
这可以理解为美国政府顺应时势推动了供给侧改革，升级了美国制造业及配套产业的供给水平，以战时经济的速率加速培养了大批量的技术人才，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再现了19世纪后期的野蛮式突进。
美国二战前后，劳动力质量相比之前的几十年、更久时期有了很大提升。尽管这一时期之中，罗斯福政府力推劳资关系立法，让美国工人获得了8小时工作制及其他福利，但相对劳动成本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更是惊人。
当然，美国经济20世纪20-50年代，不仅克服了大萧条带来的冲击，还能保持高速的井喷式增长，还要归因于同时期城市化水平的继续提高。城市化尤其是过去以农村、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实现的城市化，会在当时急剧的释放城市化红利。20世纪20-50年代美国制造业自动化水平、电气化水平升级，新城市化区域因而受惠于此，与原有的美国都市工业体系构建起多条新的工业地带。
《美国增长的起落》这本书将美国1870年以来100多年的发明创新，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晚期，个人发明家、企业家主导了该时期的发明创新并推动商业化，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爱迪生；而在20世纪中前期到1975年，大公司的实验室、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实验室贡献出诸多革命性的创新；1975年以后，个人发明家重返历史舞台，如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
19世纪晚期的许多发明，分别出自一些美国人和欧洲人，但欧洲人的发明创新也更多的是在美国获得了广泛应用，如德国人作出重大改良的私人小汽车。
书作者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创新有着密切联系，在更为完善的资本支持体系下，会创造出更加有利的循环优化。美国经济在19世纪晚期爆发出的巨大活力，与美国当时经济环境有关，这样的经济环境鼓励技术、商业、资本等方面大胆冒险的个人。
20世纪中前期到1975年，即大公司和官方的研究机构成为发明创新的主要贡献者。美国而不是日本、欧洲国家再次成为了这一时期的革新引领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改革带动了反垄断改革，这恰恰击破了19世纪后期所形成的资本与实业的垄断联盟，让美国各产业领域都因此涌现出一大批实力强劲的品牌企业，这些企业有能力投入巨额资金来进行技术研究甚至前沿科学的探索。
同样，美国二战期间出于战争需要，组建了由多名顶级科学家领衔的科研机构，得出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创新成果，如晶体管、计算机、互联网等。至于1975年以后，尽管而今的人们对于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发展变化印象深刻，但计算机、数字化等领域的重大发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在那之前就已经得出。
顺带提一句，一些经济学家宣称只有私人企业才能培育出伟大的技术发明成果，但美国的案例以及同时期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巨大成功，都能证明在特定的科学和技术领域，团队式、集团式攻关确实可以以更高效率得出重大成果；但在应用型的科学技术领域，团队式、集团式攻关的成效就要大打折扣，即便在美国市场，很多大公司建立在发明型、创新型初创企业的基础上，却仍然无法避免成为创立者当初厌恶的那种官僚式的机构。
罗伯特·戈登指出，过去40年（1975年至今）美国社会和经济逐渐加重的不平等现象，不仅加剧了原本已经十分突出的贫富差距，而且更关键的是，很可能因此葬送曾创造美国生产率顶峰、经济辉煌的关键要素——如前述，美国20世纪中期的劳动生产率步入巅峰，很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劳动力素质的提升，特别是二战前后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升，二战结束后退伍老兵获得了大学教育资助。
但最近几十年来，美国大学和中小学的办学水平分化十分明显，中产阶级、中下阶层平民家庭的孩子所能获得的教育，在全球竞争排名中不断下滑；而美国高水平的高校和中小学，学费门槛大幅提高。在美国政府债务大幅增加，社会保障压力日益明显的今天，解决教育不公平继而解决相关的社会不平等问题，难度太大。
基于此，书作者在全书后记中提出，总结过去100多年来美国经济增长起落的经验教训，要恢复美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就必须致力于提高生产率，并为服务生产率提高而解决相关方面的关联问题，如税收体系应围绕累进目标进行调整（而非笼统减税）、对工薪阶层推行劳动所得税抵免、改善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的供给水平，等等。这些建议总体上适用于与美国经济体量相当的其他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