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短短的几年里，知识分子经历了思想改造、忠诚老实运动、拔白旗插红旗、肃反、“三反”、“五反”、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胡适等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大多数知识分子被搞得狼狈不堪，无所适从；再加上这个时期党和政府在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发生了一些偏差，使得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原本就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唯物论等这些新东西比较陌生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误会，造成党和非党之间的一些隔阂，应该说发生这些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当然，这种隔阂是不利于国家建设的。其时，党和政府已经察觉到了这个弊端，并开始着手解决问题。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讨论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国务院于1956年4月发出了《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的通知》，要求有关部门“对科研机关、高等学校等处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等的工作条件作一次检查……要迅速地和适当地解决缺少助手、辅助人员的困难，积极解决所缺房屋等问题……并经常关心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共产党希望采取一些措施，填平和知识分子之间的沟沟坎坎。
也是这一年，国务院成立了专门研究和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专家局，为的是能够搞清楚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以便对症下药。齐燕铭是该局局长，费孝通被任命为副局长，齐燕铭交代他要“通过民主党派了解知识分子情况和要求，及时反映”① 。
1954年，叔叔在民盟中央担任文教部副部长。民盟作为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比较多，他就通过民盟这个渠道，用社会学的方法，即所谓“串联”、“滚雪球”的办法来了解知识分子的情况。1955年底，他利用人大代表到外地视察的机会，偕同潘光旦到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通过民盟地方组织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并要地方组织广泛征求知识分子意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要求。
1956年下半年，叔叔到云南进行少数民族历史、社会调查，专家局要他趁这次机会，了解一下西南方面知识分子情况。1957年春叔叔完成调查，并把半年多来，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到的知识分子状况向专家局作了报告，同时也向民盟中央作汇报。汇报以后，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对这个“调查结果”进行讨论，希望能够比较全面地估计当时知识分子问题。会上许多同志鼓励他“为知识分子说说话”，于是就有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在 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文章说：
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来已起了变化。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
问题表现在哪里？他指出：
先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来，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究竟顾虑些什么呢？……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比较更多些的是怕出丑。不说话，抱了书本上堂念，肚子里究竟有多少货，别人莫测高深。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是一上来就担心……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这篇文章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存在的问题，把知识分子的心态描写得入木三分，文章引起了全国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周恩来在一次旅行时，看到这篇文章，连声称赞说：“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但是，这样一篇反映真实情况，受到群众欢迎和党的高层领导肯定的文章，后来竟成了孝通叔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又一条主要罪状。
其实，在这篇文章写好以后，拿不拿去发表，同在《重访江村》里提不提发展乡村工业一样，也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行。这次叔叔的勇气又是从哪来的呢？他在《“早春”前后》里说得很清楚：
2月中，（《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初稿已经写成，但是文章提出的问题分量不轻，没有勇气送出去。反复修改了几次，又复写了几份，分送给民盟的朋友研究提意见。大约是2月底，我正想发稿时，来了一位朋友，和我说：“天气不对，你还是再等一等，这样放出去，恐怕不妥当。”……他又加了一句：“我看形势是要收了。”潘光旦先生住在我隔壁，他一听我转述了那位朋友的话，就说：“这可怪了。我在城里也听到有人说起毛主席召集过一次谈话，不是收，而是放呀。”这一下我们弄糊涂了。
……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那天上午，我把“早春”送出去了。那天因为有外宾来参观，要我招待，我又不知道毛主席要讲话，所以没有进城开会。晚上潘光旦先生听了讲话回来，兴冲冲地来找我，揭开了谜底。
下一天一早起来拿出底稿，把后半篇重写了一遍。从修正稿送去到文章见报，又是两个多星期……当这篇收收放放的“早春”出世，早春却是已过了时了……我想迟乎早乎都不是偶然的，既反映了天气，也反映了体质，我原本是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的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罢了，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
文章中所说潘先生揭开的“谜底”，就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在讲话里，他对“收”“放”问题明确表示要“放”。在这“放”声中，叔叔把文章送了出去。
潘先生哪里知道，就在他兴冲冲“揭开谜底”后不到三个月，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已经改变主意，下了反击右派的决心。
如果从5月4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算起，到5月15日他写《事情正在起变化》，前后仅隔11天！在这短短的11天里，毛泽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孝通叔叔终于落入“陷阱”，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中，老账新账一起算，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
当了右派以后，父亲和叔叔受到降职降薪的处罚，撤销了所有职务，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改造。说到降薪，还有这样一段小插曲：1952年大学里搞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了。这个时候，教育部正在给大学教授们定级。清华大学的钱伟长定了一级教授，按道理费孝通也应该一样，可是上面有人说搞社会学的不能给一级，所以将费孝通定成了二级教授。1958年受罚，降到四级。1980年费孝通在政治上得到平反，统战部有意趁这个机会把职称也一并改正过来。叔叔知道后说：算了吧，这个旧案就不要翻了。二级很好，外国人看了会说中国水平高啊，像我这样的只是个二级教授，不挺好吗？所以费孝通一直是个“二级教授”。
本文摘自费皖著《我的叔叔费孝通》（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