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玉:走进约翰·杜威的心路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5 次 更新时间:2014-10-17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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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玉  

《杜威传》(修订版)一书向人们揭示了杜威的心路历程。从1859年10月20日在美国佛蒙特州柏灵顿出生到1952年6月1日在纽约去世,约翰·杜威走过了93年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他从哲学转向教育,并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探索现代教育,构建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综观杜威的心路历程,他对社会生活的变迁是敏感的,他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是深远的,他对教育革新的态度是热情的,他的教育理论基础是广泛的,他的教育思想体系是庞大的,他对美国和世界教育的影响是深刻的。美国塞顿·霍尔大学教授培里曾这样指出:在杜威的漫长一生中,“从19世纪80年代初期起,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0年的门徒身份,10年的摆脱影响和渐露头角,其后50年杜威成了杜威。”

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杜威十分喜爱读书和户外活动,但对采取死记硬背方法的传统学校教育却感到厌烦。因此,在他所受到的中小学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课堂外面获得的。但是,在解读杜威漫长的心路历程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探索现代教育的整个生涯中,在他学术研究走向成熟的道路上,在他构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的过程中,他的大学时代和教授生涯起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大学包括:佛蒙特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密执安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杜威在学术研究上逐步走向成熟,不仅表现在哲学上,而且表现在教育上。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杜威由美国走向世界,不仅成为美国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成为世界著名的教育家。

一直到去世前,杜威从没有停止过对“现代教育”的探索。在杜威的整个心路历程中,他追求一种理想的教育。因此,在他的九十岁生日庆典上,杜威自己仍深信这个庆典活动的意义并不在于重温过去的岁月,而是放眼未来的工作。

作为当代西方教育思想大师,杜威的教育思想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就对世界教育的广泛影响而言,几乎很少有教育家能与杜威相提并论。杜威曾先后赴一些国家访问讲学和考察,其中包括日本 (1919)、中国 (1919—1921)、土耳其 (1924)、墨西哥 (1926) 和苏联 (1928)等。特别是在中国的访问,对杜威自己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印象。自1900年杜威的教育著作在国外翻译出版后,至少已被译成35种文字。在世界上,确实很少有一位教育家能像杜威那样,有那么多著作被译成那么多种文字出版。

人们普遍承认,杜威是20世纪以来美国乃至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位教育家,他给教育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使得教育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1949年杜威的九十岁生日庆典上,美国的教师代表在贺词中说杜威使他们深信可以并且必须在学校里做得更多和更好;学生代表在贺词中说杜威使得他们的学习不再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过程,以及学校的课程计划更丰富和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更深远。时隔45年之后,1990年,美国《生活》杂志又把杜威称为“20世纪100个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1991年,美国学者洛克菲勒曾这样写道:“在20世纪前几十年里,杜威正处于他的生涯的顶峰……然而到50年代,对他的著作早期的广泛的兴趣却在衰退。但是,一种对杜威的更广泛的学术理解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80年代里,人们重新意识到经典的美国哲学传统的价值,包括对杜威的学术成就的肯定。”2001年,在英国德拉姆大学教授帕尔默主编的《五十位主要思想家论教育:从孔子到杜威》一书中,美国教育学者阿普尔在“杜威”一章中也这样写道:“约翰·杜威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教育家。在其跨越70年 (他的全集共37卷) 富有创造力的事业中,杜威的视线聚焦于范围广阔的问题,主要是在哲学、教育和政治方面。”尽管对他有批评,但“杜威仍然作为美国教育、哲学和政治的一个主要人物高耸着,他是一个巍然屹立的人物。”

作为当代西方教育思想大师,杜威的心路历程是值得了解的,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值得研究的。正如英国教育家彼得斯在《对约翰·杜威的反思》一书中所写的:“杜威对仍在学校中继续存在的形式主义的反对是贴切的。”我国著名的教育史学家赵祥麟先生也指出;“只要旧学校里空洞的形式主义存在下去,杜威的教育理论就将依旧保持生命力,并继续起作用。”

《杜威传》(修订版)一书无疑将有助于人们对杜威心路历程的了解。全书共分6编,以及附录。除保留原来的主体传记资料外,又从传记的角度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使整本书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在“第一编:杜威传记”中,包括杜威女儿简·M·杜威的《约翰·杜威传》以及杜威本人的自传性提纲《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等。在“第二编:杜威实验学校”中,包括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教育学者有关杜威实验学校的分析。在“第三编:杜威与美国教育”中,包括有关杜威在中学任教以及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况、杜威与进步教育以及杜威的教育思想和影响的论述。在“第四编:杜威与世界教育”中,包括有关杜威对世界教育的影响、杜威与苏联的交往、杜威与对土耳其的交往、杜威与墨西哥的交往、杜威与日本的交往的分析。在“第五编:杜威与中国教育”中,既有杜威夫妇寄自中国的十封书信以及美国学者对杜威的中国之行和杜威对中国的影响的论述,又有我国近代教育家对杜威来华访学的记述和分析。在“第六编:杜威生日庆典”中,包括有关杜威六十岁生日庆典和杜威九十岁生日庆典的记述。在最后的“附录”中,包括杜威生平年表和杜威生平示意图,以及杜威在华活动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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