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一桩发生在河北大学校内的交通事故，让“我爸是李刚”这条短句红遍网络。与此同时，“富二代”、“官二代”作为一个群体，成为了中国社会分化日趋严重的一个重要证据，并正式进入大众批评的视野。

事实上，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即为社会学领域的代际流动问题。对于代际流动的研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即开始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当时，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在《美国职业结构》中即提出了“地位获得”范式（布劳-邓肯模型），来描绘和解释工业化发展下，西方社会代际流动正发生的改变。该模型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代际流动度较高（即子代职业与父代职业关系不紧密），而影响这种代际流动的主要因素在于子代受教育的程度。受这样的观点影响，当时社会学理论普遍认为，伴随着现代工业社会对于效率的追求，教育已成为代际流动的重要桥梁，家庭出身因素的影响作用则已经越来越小。

或许是对工业化背景下的代际流动过于乐观，布劳-邓肯模型在上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受到广泛批评，实际上它忽视了很重要的“社会藩篱”的存在，因此得出的观点无法还原和解释社会的真实情况。此后，许多社会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地证实该模型的错误。其中，英国学者保罗·威利斯1977年在《学做工》中展示的观点，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与布劳、邓肯不同，威利斯在《学做工》中的分析和研究，没有建立在模型假设之上，而是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威利斯在《学做工》的第一部分中进行了民族志的深度描写。他通过对生活在英格兰传统工业镇——汉默镇的12位中学男生的密集采访和观察，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工人阶级代际流动的画卷。借助作者民族志的描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父辈观念和学校教育的冲突作用中，工人阶级子弟是如何在反抗学校正统文化的同时，却再一次地走上了父辈们的老路。

威利斯通过民族志视角观察到的这一结果，首先可以看做是对布劳-邓肯模型的有力反驳，其次也是敏锐地察觉到了文化在塑造“社会藩篱”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中，威利斯即围绕“文化”这一核心，详细分析和推导了这种现象产生的过程。威利斯指出，文化的自主性，及其对社会结构发生的重要影响，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他表示，文化“也许不仅在结构和结构性决定因素方面是相对自主的，而且有时候针对具体的个人也是如此”。在这样的自主性作用下，试图通过宣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思想，来削弱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学校教育，却反而强化了工人阶级内部的自我意识，这种讽刺性的结果导致了官方教育在代际流动问题上的失效。

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威利斯本身就是工人阶级的后代，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身份，这或许是他能敏锐触及到工人阶级代际流动真实面貌的根本原因。也因此，他在进行民族志撰写时，也能更加准确地搜集到有价值的信息和数据。然而，我们在《学做工》中能明显辨别出，威利斯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不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于作者的理论框架来说，是比任何经典理论都更为重要的研究方法。正如威利斯自己提到的，“如果你相信马克思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那么你就不必烦心去做田野调查。如果你相信关于孩子们所作所为的制度性的或意识形态上的解释，那你也不必操心去做田野调查。”与一切经典理论比较起来，威利斯显然更加相信通过田野调查而得到的答案。

这样来看，对于当下社会分化亦处于一个高峰时期的中国来说，威利斯的这部著作显然就有了重要的启示意义。在结构极为复杂的当代中国社会面前，任何经典理论恐怕都会有苍白无力的时候。只有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真实的数据和信息，或许才有可能帮助我们找到理解和解释现实困境的路径。另外，尽管我们可能还无法证实汉默镇曾经发生过的场景，目前正在中国的大小城镇中重演，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同阶层间的文化冲突，一定已在对当下的社会分化起着某种重要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