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投资是一种剥削吗？

      ----再谈《21世纪资本论》

资本投资是一种剥削吗？显然不是，资本投资是就业率与政府财税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反之如果资本投资萎缩与停滞，那么自然将导致经济增长的下滑，失业率的上升与政府财税的减少。这在当今中国已经是一种常识，而这也导致了中国与西方社会对托马斯 皮克提《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不同反应，即西方热中国冷，其原因在于与其说目前西方社会的不平等源于资本投资以及经济增长，不如更正确地讲是源于西方资本投资的萎缩与经济增长的停滞，后者无疑是导致目前西方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的根源。最后由此不同认识自然产生不同的解决方案。

《21世纪资本论》的“定海神针”可以说是大数据，但是问题是没有分析数据变化的背后原因，特别是没有说明为何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恶化。一般来讲，经济增长源于资本投资，并由此推动社会就业与政府财税收入，社会结构趋于菱形模式，即贫富两头人数缩小，中间中产阶级人数膨胀。反之如果资本投资萎缩，自然导致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与政府财税收入减少，社会结构趋于哑铃型模式，即中产阶级人数减少，贫富两极分化加剧。所以，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是紧密相连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反应。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一个月内发表四篇书评，盛赞皮克提建立了经济学的“统一场论”，即把经济增长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统一起来，而这正是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理想。从西方近现代发展来看，整个社会结构不断趋于菱形模式发展，其基础正是源于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曲线，如《21世纪资本论》书中图10.6显示的：1810年时，欧洲最富裕的10%人群占社会总财富的80%，最富裕的1%人群则掌控社会总财富的50%，这一状况大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1910年到1970年间这一比率则大幅下降，但1970年后至今这一比率又开始回升。同时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不平等的轨迹和趋势与欧洲大致相同：1810年美国最富裕10%人口掌握社会总财富的比重接近60%，最富裕1%人口则拥有总财富的25%左右。这是因为作为新大陆，美国资本积累和社会分化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展现出来。从1910年到1970年，美国的不平等也呈现下降趋势，而不平等从1970年代开始又开始加剧。从以上数据变化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将西方社会发展以1970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在1970年前西方社会总财富分配是不断趋于平等化，特别是在二战后到1970年的30年中西方社会的福利化，民主化与平等化发展达到了顶峰，而基础无非一是经济的不断增长，特别是二战后西方经济增长的黄金30年。二是民主化与政府的进步运动。那么，为何在1970年以后西方社会财富不平等现象整体出现恶化了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的25年中西方社会最终陷入目前的经济与政治困境之中？事实上，我们只要看一下1970年以后在西方发生了什么，就不难理解其原因。首先，在1970年以后西方经济增长趋于下滑并处于长期低增长或停滞状态。其次，经济增长的下滑与停滞源于国内资本投资的萎缩与海外投资的加速发展，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西方国家资本与产业的外包与转移，由此导致西方国家产业空洞化以及社会失业率的高居不下和政府财政收入的锐减，以至于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体制难以为继。其三，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分配失去了来源基础，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自然因为工作机会的流失而趋于贫困化，对于富人来讲财富主要来源于海外投资利润或者遗产继承，坐享继承的财富将比努力工作对年轻人更具吸引力（如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所生动描绘的），这也就是皮克提所谓的“拼爹资本主义”（ patrimonial capitalism）的重现。从皮克提书中的图表可以看出，富裕国家资本收入在1970年占国民收入的15%到25%，而在2000—2010年这一比例提到高了30%。最后，导致西方社会资本投资萎缩与转移的原因一般归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归于由于发展导致利润的下降与投资机会的枯竭。但是，正如经济学家哈耶克讲的“所谓投资枯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推行一种有效地排除了私人资本也许可以获利的广大的冒险领域的财政政策，这可能是这一说法的真正症结所在。”其中特别是累进税阻挡了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由此阻挡了经济进步，导致了社会僵化与资本的出逃。

现代经济与社会是建立在私人投资基础上的，而私人投资是建立在利润驱动基础上的，没有预期利润就没有私人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经济就衰退，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就会激化。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成本在不断提高，预期利润在不断下降，由此结果是私人投资的停滞，显然这是现代经济与社会陷入困境的根源。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我们所了解的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正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制约，人们已经不再能够驾驭，而这种结构性的制约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全世界的非农村化的结果，这是非常超前的现象，将可能在今后的25年中大体完成。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成本在全部创造价值中的比重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二是成本外化的长期后果，这导致了生态的枯竭，这就使投入到全部创造价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三是世界民主化的结果，它对公共开支不断提出更大需求，用在教育，卫生保健和终身收入的保障上，这就使税收开支在全部创造价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以上三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大规模的长期的对生产利润的结构性压缩，而且使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赢利。由于资本的无限积累是定义资本主义作为历史体系的特征，但是以上三种制约使这一体系的最初动力不再起作用，所以资本主义面临结构性的危机。那么，对此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其一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显然这与《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不同方向的。其二，就是启动公共投资，从长期来看预期利润不可避免地将表现为递减的趋势，由此私人投资将越来越趋于不稳定，唯一的方法只能是以公共投资填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对此别无选择。由此我们也将看到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基础将不可避免地从私人投资转向公共投资或者趋于一种混合投资体制，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事实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自由主义理论以及后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和熊彼特的分析，他们早就预见到并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财富，它的驱动力就是不断追求利润，但是一旦利润趋于零，资本主义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私人投资将被代之以公共投资，因为利润如果为零，私人资本就不会再投资，社会发展由此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而目前西方社会的迷失与焦虑正是源于这种结构性转变的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