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并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开创性阐述，已经引起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重要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引发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对这个创新性概念及其内涵，我们需要做深入辨析和思考。

一、“新型大国关系”概念辨析

“新型大国关系”概念首先是个战略概念，因而所需的辨析、理解和设想首先应当是战略性的。“新型大国关系”一语内有两个关键词：“新型”和“大国”。这两个关键词都含有深意，中国政府在公开宣讲和提倡中侧重“新型”，同时实际上也蕴示“大国”。“新型”和“大国”这两个关键词既密切相联，不可分割，又各具相对独立的含义。其一，要争取且须大力争取的是新型的大国关系。作为两个大国，彼此尊重对方作为不仅是一般的主权民族国家，而且是国际社会内少有和特殊的大国拥有的利益和尊严，尤其是紧要利益和基本尊严，彼此合理地对待双方必有的歧异甚或局部对立或竞争，真正不搞对抗地长久和平相处，进而多方扩展共同利益，多面从事双边、多边甚至全球范围的“选择性”合作，以便真正历史性地为彼此和世界造福避害。其二，两大国之间未来的长期历史性关系应当如同上述所说是新型的，特别是大不同于人类政治史上屡见不鲜的“伯罗奔尼撒式陷阱”，还有此类陷阱引发和加剧的恶性竞争、对抗乃至大规模甚或全面冲突，更大不同于认知不免浅狭但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以致被尤其是美国和西方很多人世代相信的大国间冲突性“权势对比变迁铁律”。

就中美关系而言，“大国关系”首先意味着美国真正地将中国作为“大国”来对待和尊重，而且，这里的“大国”不是抽象静止的，而是具体能动的。作为现今大国的中国不是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的中国，而是综合实力已经比先前那时大幅度增强的中国，也是人民的自信自尊、民族抱负和国家的国际影响、世界作用更为显著增进了的中国。不仅如此，与美国相对而言，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和国际影响差距在多个重大的功能领域和某些地理区域已经比先前显著缩小，中国应有但还未有的合理“权利空间”需要相应扩展。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只要目前的基本趋势没有变更，上面说的增强和增进就必将继续下去，迟早会接近甚或达到在若干重大甚至关键领域的中美“权势转移”或“力量对比变更”。因而，承认和接受中美之间的此类变迁，将中国真正当作与美国在“权力分享”意义上的平等大国进行尊重对待，就会成为对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的严峻考验。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状分析

宏观看来，当前中美关系既非真正的新型关系，亦非真正的大国关系。特别就严格意义上的战略问题而言，美国总统及其政府从未将巨型中国当作“战略世界”的大国和强国对待，或者说从未承认中国是或可以是“战略世界”（无论是就东亚和西太平洋还是就其他区域甚或全球而言）的大国强国。尽管美国总统及其政府在言行两方面已经承认中国是“经济总量世界”和“贸易世界”里的这类角色，在“金融世界”和“外交世界”里的相应承认程度也有显著增进。或者说，美国政府现在有个想要中国相信的“幻象”：中国已经是大国强国——美国总统或国务卿等几乎每周都挂在嘴上说的大国强国，虽然美国无论实际上还是口头上都不给中国应有的“战略空间”，尤其是与作为一个强国的巨型中国相称的“战略空间”。

如果借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术语说，作为战略性概念，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首先是现实主义的，要争取美国承认中国在包括“战略世界”的各大功能领域内的真正大国地位，并且据此予以尊重。与此同时，中国当然承认和尊重美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及其正当的紧要利益。不仅如此，这个概念也部分地是自由国际主义的，甚而比自由国际主义的内涵更多更丰富，因为它追求如上所述的新型关系。就此而言，它甚至可以说包含“自由国际主义现实政治战略”，因为通过争取这样的新型关系，更不用说如果实现了这样的新型关系，中国就能以相反情况下不可能的、低廉得多的综合成本和稳固得多的持久效益，接近或实现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的前景。因而，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着伟大的战略意义。

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终点和战略途径

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有一种关于战略终点和战略途径的设想。它从“现实政治”的视野来看较为传统，因而较有可能实现，同时它仍确实是“新型”的，至少中美之间从未有过如下所述那样的充分和平和非对抗性的大国关系。

关于战略终点可说的是，在巨型中国的和平腾升在未来仍将长久持续的根本前提之下，美国将认真得多地考虑中国不但在经济甚而金融世界、也在外交进而战略世界的一流地位，并且可能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段内最终采取一种和平的“最终解决”。这将要求美国均衡地理解不同的功能领域和地理区域内的实力对比和影响力对比，并且采取一种“选择性优势”而非“全面优势”、“优势分配”而非“优势垄断”理念。这不仅意味着美国接受中国未来可能在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总量和在亚洲的外交、经济影响这几大方面的领先地位，还接受中美之间互相的战略威慑——既在核威慑也在常规威慑方面——连同作为相邻两强的和平并存，它们由某些军备控制和地缘战略利益互认互尊协议得到正式规制。这将包括中国在本国近岸海区或洋区拥有对美军事边际优势，也将包括中国在西太平洋的一个非同小可的洋域“战略空间”，并且相应地规制美国在东北亚的同盟体系（特别是美日同盟），使之不那么军事化，不那么以中国为钳制和对抗目标。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接受下，美国将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它在世界总的军事优势，特别是在冲绳和关岛以东的西太平洋东部及中太平洋的军事优势。美国还将确信，中国将坚持排除用战争作为工具去解决与邻国之间的重大争端（如果邻国也这么做），从而保证美国的两项紧要利益——亚太的基本和平和美国亚太盟国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接受下，还将拥有在某些地理区域相对于中国的外交优势，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在世界金融和安全的体制性安排中，中美两大国的正式影响或权势分配将大致符合这两大国在相关功能领域内各自拥有的实力和各自作出的贡献，这也意味着中国的贡献相应于中国增长了的实力而增进，美国的相对权势则相对有所缩减。上述一切将使中美之间的权势分享、密切协商和显著增进了的选择性合作成为必要和必然，也将要求美国接受一个和平与建设性的中国为世界强国，同时尊重美国或许仍是头号世界强国的紧要利益和正当国际关切。

战略途径问题就是如何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便达到上述战略终点或中美之间或可涵盖数十年和平的“最终解决”。大略地说，首先中美两国的政治领导人或最高决策者应当改变过去数年在彼此间交往中常有的几种外交国务做法，即少索取少给予、少索取不给予、甚或在美国方面较多见的多索取不给予，改而尽可能排除国内外多种干扰，积极尝试践行战略性的多索取多给予，那是历史上强国之间如要达成颇长历史时期内基本稳定的“最终解决”，就多半要采取的。这样的战略性尝试当然有其限度，即不仅以不倾覆本国的真正的核心利益为限，并且要获得国内各主要力量的大致允许或基本支持，连同国外相关的紧要盟国或友国的起码接受或“首肯”，以防国内外强有力的制约性力量消极抵制或积极损坏两大强国的有关磋商和安排尝试。还必须指出，这种“最终解决”少有可能是某种战略性的一蹴而就的结果，但也不可能通过完全累积性的许多零碎安排去实现。

某种意义上也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持之以恒地以坚决有力而不失审慎的“战略推压”，步步劝使甚而迫使美国退让，从而经一段历史时期去实现上述和平的“最终解决”。然而，不确定的要素首先在于能否持之以恒地恰当处理中国对外政策势将经久的根本两难：一是不同类的国家战略需要互相间常见的抵牾或两难，特别是国家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战略需要和国家在外交方面的战略需要之间的矛盾；二是甚至比这更重要和更难办的，国家战略需要本身和种种国内制约和国外刺激之间的矛盾。此外，非常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本身的战略才干和战略耐久性，中国大多数人民对国家战略经久的赞同和支持，中国军队和其他“战略部门”对国家战略的忠诚贯彻和互相协调。还有十分重要的就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在未来十年甚或几十年的可持续的较强劲发展。

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周边战略

周边战略和周边外交对巨型中国永远紧要，无论古代、现代、当代和未来都如此。这是中国对外事务的重中之重。当代中国是个有多方面对外基本需要的巨型国家，对外政治、战略、外交关系决不能只有对美这一个重中之重，而是必须有对周边和对美两个重中之重，否则中国对外政策和战略就会在“内外兼顾”之外缺乏根本的平衡。

而且，就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言，完全可以说周边关系不能大致地搞好，对美关系就没有大致搞好的希望。不仅如此，从战略上说，争取中国在“大小”周边有愈益增多的友国、战略中立国甚或严格意义的战略伙伴，同时愈益减少或克服紧邻中国的战略对手或美国的战略附庸，有助于中国的旨在劝使和迫使美国退让的经久努力。

为此，中国要持之以恒地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明确认识周边对我国极重要的战略意义，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认真经久地贯彻习总书记强调的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即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这是中国的长远大计，也是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所必需。

总体看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个创新性的、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概念，可以经充分考虑、阐发和认真谋划，将它适当和有机地扩展到中国与所有其他大国的关系上。这方面最重要的大概是要按照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具体历史、具体现状、具体需要和具体愿景，确立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基本内涵、战略终点、战略途径和策略选择，既不生搬硬套，也不千篇一律，既不过分笼统含糊，也不“一窝蜂”一起上。它们的统一主题，应当是在中国的大国关系方面搞全方位外交，既可有轻重缓急次序，又需总的来说“平衡与各大国的关系”，并且为此努力指引和协调“顶层设计”、政府工作、部门作用和中国国内舆论，以便从根本上进一步优化中国全方位对外战略的政策制定和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