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农村支教的我们是为了什么呢？每一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想改变农村，有的看到可爱或可怜的小孩就同情，有的想做一个有爱心的人，有的寻找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有的想加什么分，有的喜欢跟学生做事情，而有的仅仅是喜欢在农村的生活。

到了农村之后，我们往往会发现：由于我们不熟悉这个地方，由于这个地方没有给外来人准备的设置，我们就不懂得如何在当地的条件下找可吃的东西，找木柴弄些吃的。反而，农村的小学生都会自己来解决吃饭等问题，我们不必担心他们的生存。所以往往是当地的学生可怜我们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问题，并不是我们帮助他们的。只有通过很漫长的过程，这种谁帮谁的关系才会倒过来。所以，我们也用不上什么高尚的理想或精神，去农村根本不需要这些。短期来说还是我们自己得到的更多。

偏远山区的小学生有 80% 至 90% 是留守儿童。他们最少是几个月，最多是 4、 5 年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作为他们支教老师的我们需要代替他们的家长，需要给他们一个稳定、有一定规律的家，否则他们新一代人会成长得比旧时代的人还要野。这并不是我们顺便就能做的事。

如果在暑假等时间去农村“支教”，我们给放假的学校带来的首先不是帮助，而是麻烦。学校不仅要想办法解决我们的生活，还要安排在学校承担责任的老师。我们在一个暑假之内能做的也只有：利用学校的名义跟学生去玩。如果我们想支教，我们就不选择暑假等时间，而且要对得起学校对教学质量和教学稳定的需要。

如果“寻找一个自己成长的机会”来作为我们支教的动机，这就不够了，不够专业了。自己的成长是当然的，是应该的，但如果进入学校的课堂，我们就必须有专业的水平，否则是害学生的。

农村不需要有目标的人

来自城市的人会带着很多如何改变当地情况的想法，但到了之后就会发现：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为什么？城市人很喜欢做各种各样的计划，喜欢策划。但在农村，如果思考的太多，人就会很难受，因为在农村，人的身体需要劳动，需要行动，而在行动的同时去思考是很难受的。难受是因为有意识的思考与无意识的行动是两种对立的状态。反正，让农村小孩通过智力和思考去学习是很痛苦的，反而让他们通过行动来完成任务是很愉快的，除非我们让思考来引导行动。

到农村支教的我们并不需要做什么大事情，仅仅去过自己愿意的一种生活就已经能起到作用。有时最好可以起到作用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接受当地的生活条件和当地做事情的条件，来实践一种与当地人不同的生活，让当地人看到如何能自己来改变自己。最有价值的也就是我们自己去生活的心态。别的方式只会让他们想：那是城市人有条件才能带来的生活。

留守教育也如此。留守儿童寻找的是一个能给他们带来追求的权威。他们并不需要一个完美但虚拟的远程老师，也不需要自己永远追求不上的录音教材，而是需要一个在他们身边活着的、有自己追求和缺点的真人。我们能否作为这个权威，需要通过他们对我们的很多考验来证明，通过生活来证明。这是在挑战我们的承受能力，不是挑战我们做策划的能力。

没有什么“应该”的事

到了农村学校，我们可能会发现：当地的学生无法满足我们的期待，而过了一段时间，这种无法满足还会变成一种无法合作。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学生有期待、愿望或者“他们应该是怎样的人”这种想法，我们这种想法就会像一面隔墙一样站在我们和学生的之间。只要我们放弃来自城市不适合农村的想法，放弃我们对“什么是好的”这种想法，我们就会发现：什么都行，学生什么都能做到。

不管我们跟农村的小学生做什么，学生最需要的、最盼望的是：我们在他们的身边做为真实的自己。他们不会要求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人，但他们需要我们做真实的自己。这并不是说我们是一个依赖情绪不关心责任的人，而是一个珍重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认识和自己追求的人。这样来做，学生也才能信任我们。

我们只属于自己的学生

如果在同一个学校的外地志愿者太多，这也会有一定的问题，因为外地志愿者很容易变成一伙人，以外地的眼光来看当地人。这样的话，他们一方面只感受自己与自己人的事情，感受不到当地人的生活情况，另一方面还会发挥一种排斥当地人的心态，很难变成一个属于当地的人。 不如我们跟当地人一起来看外面的世界。 如果我们在村里感到孤单，就是存在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身边的学生那么多，如果我们属于他们，我们怎么可能感到孤独。

只有我们的感觉是属于当地的，当地才会接受我们的。在这个地方改变我们的同时，我们才有了改变当地的机会，因为起到改变作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变化和理解。只有我们被当地学生改变，我们才能去影响和改变他们的特点。

所以，在来到贫困山区之前，每一个志愿者需要问自己这一个问题：“是什么让我想去这个地方？”如果是当地的小学生或者这个地方本身，那就应该来。但如果是这个地方已有的从外地来的志愿者，那就不应该来。成功与失败也就取决于这个问题。只有我们放弃所有自己特殊的与当地人不同的生活条件，放弃自己特殊的地位，我们做出来的与当地人不同的事情才可能被他们接受，而起到作用的不是我们给他们说的话，更是我们在当地的生活本身。如果我们保持与他们不同的条件，他们就永远会说，我们所做的都是因为我们的条件不同才能做出来的，他们自己不可能一样。

卢安克，于1968年出生在德国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他中学毕业后做过帆船厂的工人、帆船教练，当过兵，后进入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从1997年开始，他在中国广西的大山里待了十多年，辗转多处山村，过着简陋的生活，不计酬劳，完全以义务的方式在中国农村宣传和推广他所认同的教育理念。2009年12月，第一次接受《面对面》的采访，让他受到公众关注。虽然随后加诸于他身上的有“洋雷锋”、“圣徒”等多种称号，但他始终强调，自己“仅仅是一名教育研究爱好者”，并且“只是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

（注：《农村支教指南》是卢安克从自身在农村十几年的乡村教育研究的经验，曾作为乡村支教志愿者的专用培训教材。本文选摘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