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朋友，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到天则所来开这样一个会。没想到我是第一个发言，心里有点紧张。好在我提前准备了一个发言提纲，这里简单汇报一下。

首先，我们都知道“文化”这个词的含义是说不清楚的，这个概念含义太多，定义太多，理解千差万别，甚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人们进行东亚文化研究的时候，采取过很多重要的视角，但是有一个视角可能遭到了忽视，那就是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研究。西方有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偏重于把文化当成是一群人的生活方式。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又兴起了文化心理学这个学科，文化心理学家中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以荷兰学者霍夫斯坦德（Geert Hofstede）、美国学者特里安德斯（H. C. Triandis）及心理学家李斯普特（Richard Nisbett）等人为领袖，他们对东亚文化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对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国家代表的东亚文化有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这种研究偏重于揭示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深层心理结构上的异同。

这里介绍两个常有意思的实验。一个实验是让参与者通过抽签方式决定是否必须喝一种苦味饮料，参与实验的人可以用两种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第一种方式是自己抽四次签，每支签上都有个数字，由四支签上的数字总和来决定是不是喝这个饮料。第二种方式是选择四个人一组共同抽签，每人只抽一次，同样由四支签上的数字之和来决定喝不喝苦味饮料。韩国人多数选择四个人一组抽签，美国人多数选择一个人单独抽签。实际结果证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四个人一起抽的机率更大，还是一个人单独抽四次的几率更大。但是东亚人都倾向于四个人一起抽，这就说明东亚文化的团体主义的倾向。  

另一个实验是李斯普特做的，他给大家播放一个海底视频，里面展示许多东西，包括游动的鱼，大鱼、小鱼、植物、石块、泡沫等等。让一些美国学生和日本京都大学学生同时看视频两次，每次20秒，然后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您刚才看到了什么？”日本京都大学生所看到的东西多于美国学生看到的东西三分之一以上。同样是视频，为什么日本学生比美国学生看到的更多？李斯普特说这反映了东亚文化的处境思维（contextual thinking）。东亚人比西方人更倾向于把对象放在整个背景或处境中来看。

此外还有好多类似的实验，这里无暇介绍。但我想这类研究说明了东亚文化的两个特点：一是团体主义（collectivism），二是关系本位。这两个特点在中国文化中表现得很清楚。所谓团体主义，是说东亚人倾向于在一个比较大的集体里面才能找到自身的安全感，所以在东亚国家民族主义情绪都是非常强烈。比如一场战争的失败（象甲午战争），可以在一个民族历史上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反复不断地被说，说明它对这个民族心灵造成的伤痛之深，这在很多西方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它恰恰说明东亚文化非常强烈的团体主义，这个团体主义在现代可以演变为民族主义，甚至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我认为有时代表一种很疯狂的、与种族中心主义相关的文化集体无意识。

再看关系本位。几乎在东亚所有文化当中，人们都倾向于在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当中找到自身的安全感。我想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即中国人从不能真正相信死后世界的真实性，此生此世就是中国人的唯一家园。中国人的世界是以天地为范围的，中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品质是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同德。这种以天地为框架、且为模范的世界观早在古希腊就被哲学家否定了，西方人认为天地或者中国人所谓的“六合”，都属于可感世界（即感官所及的世界），超越可感世界才是哲学家的真正目标。基督教强化了西方人对于超越可感世界的彼岸的追求。正是这种世界观的差异，导致中西方人价值取向上的重大差异。中国人既然心中只有这一个世界（this world），“天人合一”自然就成了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了；另一个后果就是导致中国人追求“和”，这种“求和”的文化，其内在精神是以“和谐”来摆脱自己对生命不安全感的恐惧。因为人一旦跟身边的人、物、世界发生了冲突，其人身安全感就崩溃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这个世界（天地或六合）本身是虚幻的，随时可能因为耶稣的下一次降临而化为乌有，那么征服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们和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和谐，也就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

因此，正是中国文化的此岸取向，导致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如果说西方人认为最有意义的关系是人与神的关系，中国人认为最有意义的关系是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梁启超发现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个永恒的问题，即私德和公德的矛盾。中国千百年来相信的都是私德而不是公德。所谓私德就是私人情感，这种私人情感可以凌驾于一切公平和正义之上。虽然我们每天都高谈公平正义，但一遇到了麻烦，首先想到的还是找人来解决。虽然我们人人都讨厌腐败，但决不可能以腐败为由拒绝给亲人办事，否则就是六亲不认、没有人情、甚至没有人性。这就是说，中国人真正相信的是私人关系和私人情感，而不是公共的福祉。这是关系本位的负面因素。

中国文化中过去的一系列价值观，以及一系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思想，都是由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决由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带来的心理上的安全感需要。让我们先谈价值观问题。

比如说我们讲核心价值，前两天还有一家杂志请我谈对核心价值的看法。我跟他们讲，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是在过去几千年历史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不是思想家在书斋里根据纯粹理论演绎的逻辑人为地设计勾画出来的。就拿中国来说，中国古代思想家曾提出过许多美好的价值，远不止于“三纲五常”，还有“天人合一”啦，“温良恭俭让”啦，“孝悌忠信”啦，“礼义廉耻”啦，“和而不同”啦，等等。为什么汉代以后，自从董仲舒提出了“三纲”和“五常”以来，“三纲五常”就成为中国2000多年的核心价值，几乎历代儒生无不称羡和赞美。有那么多美好的价值，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三纲五常”？这不是哪个帝王或大儒的私人偏好所致，而是由于“三纲五常”针对中国文化的团体主义和关系本位带来的根深蒂固的问题而来，更加具有针对性。“三纲”的问题很复杂，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这里不可能展开讲。但是我想“三纲”和“五常”的精神实质在于确立好的人和人之间关系，满足了团体主义和关系本位下人的心理需要，又能解决此文化中人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  

具体来说，中国文化中的团体主义和关系本位导致中国人在集体生活中向心与离心的张力非常强烈。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中，小团体主义、帮派主义非常盛行，地方主义则是其衍生物。因为中国人只有在非常可靠的私人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私人团体里才能找到自身的安全感，而对一个抽象的国家概念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亲切感的。小团体、帮派当然比国家来得可靠。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强大的离心倾向。这导致中国文化中“合久必分”。但是另一方面，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符号，毕竟可以成为个人的保护伞。国家越是强大，人们也越是感觉安全感越强。所以中国人倾向于国家越大越好。另外，当分裂加剧时，中国人不习惯于在无数分裂的邦国中共存（象希腊城邦世界及欧洲封建时期那样），而是相互觊觎、吞并不断，长年的勾心斗角把大家的安全感彻底毁灭，导致所有人最终都认识到只有统一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所以这个民族总是“必久必合”。孔子为什么会提出后来称为“君为臣纲”的东西来？就因为他看透了天下大乱的根源在于地方主义。我曾经说过这种“三纲”思想在未来中国实行民主化过程中依然很重要，因为我们将会遇到和春秋时代同样的地方主义问题。这说明“三纲”之“君为臣纲”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

再来看“五常”中的“仁”。为什么中国人讲“仁爱”而不讲“博爱”？难道真是因为仁爱一定比博爱更合理吗？如果这样的话怎么理解基督教博爱精神在西方的成功呢？这里面还是有文化心理基础因素。仁爱的实质在于强调“爱有差等”。爱有差等，就是我不能对所有人以同样的方式去爱。为什么在中国要特别讲这一点呢？因为中国人的关系是有差等的，即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人与人关系的差序格局，是由人与人关系亲疏远近不同所必然地决定的，很正常、自然；然而从基督教人人皆是上帝儿女、个个一律平等的角度看就不正常了。这就说明，一个不真正相信死后世界的文化中，仁爱比博爱、兼爱更加现实、更加有效。

从上述角度讲，我一直说民主政治在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那就是它很容易由于党派政治的需要，和中国文化当中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帮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地方主义紧密结合到一起来。党争可能导致执政党名义上是国家最高利益代表，但是实际上只代表某一个集团的利益，他背后有一批财团和特权势力。党争在中国文化当中之所以几千年来被称之为不合理的东西，遭到痛斥和贬低，是与这个文化自身的内在习性有关联的。当然我并不是要反对民主政治，我能理解，也许民主政治今天作为一种“荒谬”我们不得不接受。就像现在的香港政改，很多香港人希望按照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来搞，觉得只有那样做他们的尊严才得到了尊重。所以民主政治现在是一种潮流，无法抗拒，在五大洲正在被无数人崇拜。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民主政治一旦和东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团体主义、帮派主义以及人际关系当中的勾心斗角结合到一起，可能导致的问题就是把这个社会的人情彻底撕裂，导致种族和帮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到头来，也许民主实践导致一场欢喜一场空。这个问题不研究，不能盲目地提倡民主。

关系本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人情和面子是人际关系最有效的运作机制。一旦人情和面子被毁掉，人和人之间就永远没有妥协的余地，只有你死我活的较量。这导致“人权”在中国文化中的效用有限。梁漱溟先生在30年代在山东邹平县搞乡村建设的时候，发现国民党政府在村里推行民主选举，搞得轰轰烈烈，但是最后还是原来那些地方老大当选。更重要的是，同一个村落、同一个地域的人们在民主竞选过程中，为了政治利益需要，被国民党鼓励相互揭发、相互检举，导致乡土社会的人情撕裂，人和人之间的仇恨难以化解。到最后投票选举都变成了走过场，也为老百姓们所唾弃。梁先生的意思是，这种按照西方民主政治模式推行的地方政治改革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源就是中国文化不适合于让人和人之间去斗、去争，因为争和斗在中国文化中不一定能达成妥协和一致，形成集体的效率，反而可能导致共同体内部秩序瓦解。所以，他提出要建设新礼俗，这是乡村社会也是中国社会重建秩序的起点。 

我并不否认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是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但是我想说普世价值和核心价值是有区别的。如今我们谈核心价值时，时常把普世价值和核心价值混为一谈。普世价值是人类所有民族共同接受的价值，比如真、善、美肯定是普世价值，但是真、善、美并不是所有民族的核心价值，西方文化没有把真、善、美当做核心价值，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也没有把真、善、美当做核心价值，但是世界上所有人，包括中国人和西方人，东亚人和非东亚人都在追求真善美。我想说的是，普世价值是针对普遍人性的，超越种族、国别的界限。而核心价值则不然，它应当整合一个民族心灵的创伤，针对一个民族文化心理当中集体无意识的误区，让一个民族走出他自身思维方式的陷阱，从而实现有效的自我整合。“三纲五常”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2000多年的核心价值，原因在于它针对中国文化当中根深蒂固的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其中包括崇尚私德而不重公德，小团体主义盛行，人情面子吃香等文化习性的弊端，是针对这些问题而采取的办法。前面我说过“三纲”是针对帮派主义和地方主义的，“仁”则是针对私恩盛行而来的，要人们走出私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因此，未来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不是完全可由思想家在书斋里设计出来的。找几本最优秀的经典，搜罗一堆最美好的价值，然后进行筛选，拣出最好的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这种思维方式是绝对错误的。核心价值绝不是思想家在书斋里的发明，也不能可由于政治的力量强加给一个民族而能成功的，他是基于历史而形成的，背后有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思想家所做的工作是对基于历史上形成的有效的价值观在理论上加以完善，从而对社会生活进行引导。思想家固然是有用的，没有董仲舒、《白虎通》，也许“三纲五常”没有那么快成为人们正式接受的核心价值。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些价值是董仲舒、《白虎通》创造出来的。恰恰相反，从孔子到董仲舒、《白虎通》，其间有五、六百年的漫长时间，这是一个缓慢的形成的过程。同样的，在西方，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也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经过好几个世纪才逐渐形成的，它们在西方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土壤，而不是一群提倡它们的思想家强加给西方的。 

今天中国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找不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一方面中国几千年来的核心价值被毁灭，另一方面西方的普世价值（如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被当成中国人的核心价值，其实它们不一定能整治中华民族的心理问题，不一定能引导中国人走出几千年来的集体无意识陷阱。如果我们不认识普世价值和核心价值的区别，不认识核心价值背后存在的、一个民族深层的集体无意识，盲目地空谈中国今日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是不会有多大成效的。

最后简单说一点东亚文化内部的差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恂（Lucian Pye）认为，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是非常重视关系，但是日本文化中的人际关系由on-giri支配，它是一种由情面、负疚等构成的机制。由此导致日本文化中的人和人关系一旦建立起来以后比较稳定，容易利用和操作。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当中人和人关系的不确定性远远超过日本，我和你的关系不能仅仅由于我们是同门、同乡或者是同一个阶层就能够简单确定一套稳定的规则。所以中国文化当中处理人和人关系的成本远远高于日本文化，中国文化中人和人之间关系勾心斗角的成分特别严重，人和人关系不稳定性程度很高，导致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消耗成本甚高，人很容易为人际关系所累，这也是道家和佛教等出世的宗教在中国文化当中有很深基础的重要原因（按照我的理解，这不是白鲁恂的观点）。而日本人因为关系机制比较稳定，一旦形成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强大的集团效应，集团内部人和人高度一致，所以日本文化中团体主义比中国更加强烈，但个人的创造力不强。我想中国文化中个人创造力可能比日本大。  

最后，我今天的发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比较文化的时候，能不能多关注一下文化心理的问题，包括文化心理机制或者说文化无意识的问题，我想不能简单地把文化当做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或价值体系。如果我们讨论这些价值体系和概念的时候，看一下他们和文化心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更有意义。

[ 方朝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9月11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新浪博客共同主办的「东亚文化异同与价值标准」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2014-9-15

中评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