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学术界公认减少贫困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看待不平等问题，我认为并没有一致观点，因为不平等问题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等话题。不平等问题比贫穷问题更为重要，但是作为研究主题，贫穷问题得到一致认可，不平等问题却因政治敏感性而争论纷纷。历史上，在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存在的社会条件下，贫穷问题也获得过解决。比如，中国帝制时代出现的财政拨款，以及全球的募捐、慈善捐款、贫民救济、施舍等。这是因为减少贫困不涉及特权问题，但减少不平等就会有所涉及。在政策层面，国际机构只是一味地致力于贫穷问题的解决。我们可以看一下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贫穷工作指南（2000）》的解释：“减少不平等可以直接通过财产如土地、收入的再分配实现。这样的再分配从政治角度来讲是有困难的，有可能影响到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间接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如增加穷人的收入、提高他们参与经济增长的能力。”
关于全球化与不平等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期：全球化是否加剧了不平等？胡安·索马维亚（JuanSomavía）认为：“我们不能假定全球化与此无关了。结果就在这了，是全球化出了差错，引起了不平等。”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穆罕穆德（Mahathir Mohamad）指出全球化就是再度殖民。21世纪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说明全球化减少了全球的不平等。
事实上，不平等问题所涉及的政策与结果，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甚至国家内部也不尽相同。在南美，巴西和哥斯达黎加同是中等收入国家，但哥斯达黎加的不平等情况不是那么明显，而巴西则位列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方。在南亚，斯里兰卡的人类发展指数(0.715,2012)接近于富裕的沙特阿拉伯(0.782)，孟加拉的人类发展指数、受教育程度都比它的邻国印度要高。在印度，喀拉拉、泰米尔纳德邦、卡纳塔克邦等邦的人类发展指数、受教育程度、妇女劳动力的参与程度都较高。美国的人均GDP位居世界榜首，但它的不平等、贫穷状况和罗马尼亚相当。
所以，不能将贫穷和不平等一一对应，而是应当用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不平等。多视角的方法途径有助于解释这种差异，这种差异的形成是因为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受到了政策不同程度的影响。
不平等问题的研究视角：亚非拉
在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不平等被人们广泛接受，而贫困则相反。印度的地区、宗教、文化多样性，再加上种姓等问题，使印度人认为不平等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不产生决定性影响。但贫穷有损于民族自豪感，不利于国家发展。孟加拉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其多项人类发展指标都高于印度。实际上，以人为本的发展途径是孟加拉的发展政策，并且非政府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一定作用。此外，孟加拉实行的小额信贷等政策也都有利于它的发展。它的精英阶层也刚形成不久，所以他们从来不会指责、看不起穷人，相反，他们认为贫困是国家在发展中带来的问题。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和中国，相比其他亚洲国家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人类发展指数和平均寿命。东南亚国家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主要是受到封建残余以及传统世袭制，尤其是土地所有制及治理模式和殖民时期的影响，还有各国文化的多样性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情况比较复杂。菲律宾从来没有走出过殖民时代，统治者利用殖民者离开后产生的真空状态，在机构制度薄弱的社会环境中成为商业巨头。以跨国公司的外来直接投资为主的新加坡工业化模式意味着东盟在亚洲外的价值增长。
把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进行比较，东北亚的基尼系数，如日本（0.25）、韩国（0.32）、台湾地区（0.24），与北欧相当。实际上，挪威和瑞典都是0.25、比利时是0.28，荷兰是0.30。而东南亚地区，如马来西亚的基尼系数为0.39。这些差异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东北亚国家与地区虽然不是福利体制，但遵循的是日本模式，如土地改革、采用发展型国家的工业政策以及重工业投资等等，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多，甚至接受美国的直接投资。
以韩国为例，韩国经历了从发展型国家到后发展型国家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后则出现新自由主义转向。韩国的大财阀压制了竞争，使得中小企业都受到挤压。韩国正式工和合同工之间的差异，导致了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家认为，1980年代韩国社会福利的增长，与劳工组织的力量和影响力息息相关。
总体来说，东北亚地区经济增长比较稳定，人类发展指数比较高，基尼系数比较低，但也呈现出慢慢攀升的趋势。中国经济正在高增长，人类发展指数在提升，基尼系数也呈现上升势头。东南亚地区采用了类似于中国沿海的发展模式，采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手段、以出口为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根据2013人类发展报告，自2000年以来，拉美收入不平衡有所缓解，但仍然是分配最不公的地区。古巴基尼系数为0.30，最顶端10%的收入者占据了国家收入的19.7%。巴西的基尼系数是0.547，巴西的精英阶层反对分配的重新调整，认为经济增长应是巴西解决社会短缺问题的策略，不应该对富人不利，只有约10%的精英人士赞同通过累进税收调整分配。2009年的报告显示，智利的基尼系数为0.521，几乎和巴西一样高。智利虽然经济在增长，但存在着不小的社会问题，造成2012年的学生抗议活动。于是，在2014年，他们提出了税收的全面改革，主要是为了资助免费教育而提出的税收改革。
非洲是所有新兴地区人口总数中中产阶级最少的。过去十年中经济增长速度接近6%，每天收入为10-20美元的中上层阶级增长的幅度不足2%。尼日利亚就是这样的典型例证。安哥拉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两极分化。南非曾经因为种族隔离政策位处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其2009年的基尼系数是0.63，高于巴西(0.54)和海地(0.59)，全国最顶端10%的收入者占据了国家收入的一半。精英人士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他们否认贫穷的状况，尤其是乡村贫穷的现象。黑人经济振兴政策则扩大了黑人社区内部的不平等。
不平等问题的研究视角：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例如，发达国家存在三种主要的经济模式，首先是自由式市场经济（LME），以市场力量为主导，其次是协调式市场经济（CME），指的是政府与其他股东共同协作，最后就是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1970年代以来，自由式市场经济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不平等问题都在急剧上升——对经济的撤销管制，趋向管理化、金融化，以及CEO的天价工资等综合问题，导致国内大部分人的收入是停滞的。不平等问题在美国国内是加剧的，情况非常严重，布什曾有削减富人税收的举动，被称为是蓄意制造不平等。
1980年代以来，自由市场的观点处于主导地位。其中提到了不平等是必然现象，而且让人欣然接受，这里我们要引用一句撒切尔夫人的话：“我们以不平等为荣，这符合大家的利益，大家各尽其能各尽其才。”根据有效市场假设，不平等是激励机制的一部分，促进创新和进取。灵活的劳动市场维持着低标准的工资率。再分配意味着干扰市场机制，应该避免。这其中的态度就被有意地纳入华盛顿共识，成为其中一部分。
不平等和贫困问题在美国是被普遍接受的。由于城市隔离的政策和模式，贫穷大部分被隐藏起来。媒体日益集中化，再加上2013年最高法院的裁决取消了富人竞选捐款的上限，“寡头政治”的倾向愈演愈烈。最上层大富豪们通过收购报纸、电视或资助政治竞选，操纵话语权。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认为，美国现在需要力量来抗衡这种财阀的权利，如工会、民众团体、社会运动、公共论坛等等。但过去几十年内这些力量被逐渐削弱。抗衡力量的削弱使得日益提高的生产力带来的利益，只惠及财阀和股东，工人的利益并未提高。1980年代有一个盛行的口号“贪婪是好的”，这种社会风气造成“精英偏差行为”或“法人犯罪”。1990年代芭芭拉·埃亨莱希（Barbara Ehrenreich）在《担心坠落》（Fearof Falling）中写道：“中产阶级担心这种经济的下滑，确实表明他们身处的环境十分不稳定”。当时的口号为是“为低工资工作”。15%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收入停滞、税收上升，公司精英把生产收益饱入私囊、透支过剩，全球化、私有化、劳动力市场浮动，这一切改变了美国中产阶级本有的生活，产生了“后工业时期的农民”，靠劳役还债。2014年曼哈顿的基尼系数是0.60，21.4%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46%的人生活贫困或近乎贫困。
在德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日本，贫困和不平等都是不能被接受的。1970年代以来，自由化蔓延、移民人数上升、社会契约弱化，这些国家因此将福利和“公民融入计划”相结合，使得享受福利的条件也有更严格的限制。结果，越来越多的移民加入了“不稳定无产者”的行列。新加坡、香港、日本、海湾君主国对外来移民、务工人员也都实行双重标准。尽管有新自由化和紧缩政策的控制，许多社会体制仍然生机勃勃。2014年欧盟两位财政部长指出，欧洲只有世界7%多一点人口，但社会福利开支占了全球50%，当然他们不是在表扬自己，而是在抱怨，因此改革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全球化需要具体解析
全球化在不同的背景下表现不同。那些对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全球化、科技变革等问题的流行见解，容易把正在运行的趋势误作为决定性的趋势。在股东资本主义（自由式市场经济）模式中，全球化意味着对外投资，对内去工业化。利益相关者的资本主义（协调式市场经济）模式中，是通过对内工厂投资、发展科技和渐进性创新来平衡对外投资。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丰田和大众分别是世界前两大汽车销售商。
19-20世纪的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无政府主义等依然通过全球化表现出来。因此阐释全球化时，应当注意到它在不同的语域中意义不同。自由全球化就不同于社会民主全球化，前者指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后者强调公平。具体而言，对达沃斯精英和跨国公司来说，全球化意味着自由；对新兴经济体和高技能劳工，其意味着机遇；对最不发达国家则意味着风险和边缘化；对低技能的阶层意味着外包或被社会排斥。因此，对全球化的解析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自由全球化导致了不平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如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利益，在国际体制中如何存在。
我认为可以将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称之为“打嗝”——全球化只是临时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说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出现停滞；新兴经济体中，中产阶级在增长；自由市场经济体中，中产阶层在缩小。在发达国家，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归咎于全球化与科技发展；在新兴经济体中，经济增长与人民脱贫也归功于全球化与科技发展；在最不发达国家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与边缘化问题也都归咎于全球发展与科技发展。
也可以用“布鲁斯”来比喻全球化。全球化中“扁平的世界”和“尖顶的世界”同时并存，让人担忧。一方面，发展与科技变革使得低工资国家形成技术等级和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其也给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共同带来新的财富和机遇。全球富豪集团与贫民窟阶层同是全球性相互作用的力量。一些富豪集团常常会进行慈善行为，而这实则是富豪集团作秀的表现，慈善行为不等同于各种机制的改革，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公司首先应该给公司的职工增加工资。
不平等制度的多样性中也体现着共性：无论在哪里，不平等问题都日益严重，包括在中等收入国家；无论在哪里，治理总是和科技集聚的能力不相匹配。因此，有人用全球性的“中世纪体系”来描述我们现在的全球化状况——纷杂的体系中，有着纵横交错的管辖区、权威体系、条约、国际贸易规则、地区群体与利益团体。
近年来不平等问题已跃为主要议程
近年来不平等问题已跃为主要议程，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都认为不平等问题是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甚至《华尔街日报》都特别提到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财富日益增长，但是经济并未增长，因为大部分财富都流向了富有的储户。
新兴经济体中抗议的浪潮风起云涌，日益增高的期望与政府的无能兑现公共服务与腐败形成鲜明的对比，食品价格、治理危机等问题日益加剧了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发达国家的抗议浪潮也愈演愈烈，紧缩政策、对银行数百亿美元的救助、不均衡的发展以及不稳定的劳资关系导致了不平等问题的增长。
为什么现在不平等状况如此突出？自由市场经济体自1980年代以来取消调控的累积效应、狭隘的增长途径、2008年信贷梦的破灭，协调市场经济体的紧缩政策（蔓延的新自由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里发展不平衡与2008年危机以后经济迟缓发展的累积效应，都是不平等问题如此突出的原因。
根据国际乐施会2014报告，世界的财富分了两半：一半几乎去了1%最富有的人手中，另一半在剩余99%的人中。世界近乎一半的财富为1%的人口占有。这1%人口的财富高达110万亿美元，是其他一半人口财富总和的65倍。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拥有世界一半人口的财富。1980-2012年，根据26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其中24个国家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份额都有所增加。2013世界经济论坛提出，不平等问题影响着国家的社会稳定，威胁着全球范围内的安全。
经济学家用“权贵（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描述新兴经济体中的富豪阶层，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世界产量的42%，但其中65%是来自权贵资本（裙带资本）。香港和新加坡的权贵资本主义指数最高。这也掩盖了美国市场受操纵的程度，其权贵资本主义已然制度化，如大而不倒的银行、大型石油、制药、农用工业、军事工业集团、国会游说团体。这使得政治挟持的问题似乎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仅是边缘性问题而已。世界上最富有的卡洛斯·斯利姆近乎完全垄断墨西哥的固网服务、移动和宽带通讯服务，泰国的亿万富翁他信·西那瓦、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也都是垄断电信。他们都是反竞争，调控失利的例证。
上述情形的共同点都在于体制薄弱。香港和新加坡处于治理过渡期，在一些国家则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涉，如美国的里根革命、俄罗斯的市场休克疗法，此外还有政治欺诈的因素。政治学家认为近年来美国的不平等问题一直与国会政策操控有关。政府的政治联盟使得银行业发展为寻租、诈骗的行当。但是媒体和电影中反映的这种恶行都将其视为个人的疯狂行径，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制度问题。
美国自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一直实施经济调控。自1980年代以来，金融银行界投入上百万美元解除了调控。撤销调控有两大后果：金融银行界的公司高管异常富有，全球市场风险增多，最终爆发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美国金融界的撤销管制与经济不平等问题有直接关联。然而2008年危机并未改变形势，还有一些监管机构受到监管对象的挟持，还有像2010年美国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方案长达2139页，却被很多人称为“律师–咨询师充分就业法案”。乐施会，这一国际发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组织，认为目前的体制“过于复杂，其中的漏洞难以发现，因此改革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内部人士能够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来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政治体制不受约束会被削弱，政府绝大部分是服务于经济精英人士的利益，对普通民众造成危害”。
全球化与公民组织及劳工实力等因素相关，不平等问题不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而是一个政治的产物。国家可以改变市场经济，而民主社会可以改变国家发展。工人组织、工人联盟是国家权力的一大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些组织也在不断变化。政策和政治往往被利益集团所绑架，导致政策最终会发生错误，产生不平等问题。比如说泰国的红衫军和黄衫军和解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政府仍然是一个国家具体如何发展的主要因素。
让·皮埃特斯（Jan Nederveen Pieterse）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全球学与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全球化、发展研究和文化人类学。曾执教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海牙社会科学研究院、加纳海岸角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目前主要从事21世纪全球化新趋势以及经济危机含义的研究。为Clarity Press、《全球学与电子全球》杂志编委，《欧洲社会理论、种族划分与第三文本》以及《社会事务》杂志副主编，编辑出版多部关于新兴社会、全球化新趋势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