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屎溺”，这是《庄子·知北游》里说的话。便溺是身体的一个基本机能，关于便溺的那些事儿，虽然谈的人不是很多，但确实构成一个独特的领域，还可以折射出社会的千姿百态。
如厕与“平等”
“人生而平等”是支撑近代社会的基本理念之一。所有人都要上厕所，所以“如厕”倒容易成为平等的象征。人生自古谁无屎，吃喝然后拉撒，是每个人每天都在干的事儿。正如那副有名的厕所楹联所说的：“天下英雄豪杰到此俯首称臣；世界贞节烈女进来宽衣解带。”如厕是一件上不了台面的俗事，但这俗事却是无论贵贱人人免不了的。无论你是贵族权要、绅士淑女，或是草根市民、贩夫走卒，吃完东西，都要脱下裙裤去拉屎。不论本来是珍馐百味，还是粗茶淡饭，被人消化之后也都统统变成排泄物。于是，如厕是对“高贵”、“等级”的祛魅，厕所是实现平等的最佳所在。新社会礼遇掏粪工人时传祥，曾经是社会主义追求平等价值的符号性象征，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对时传祥说：“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句话，抹灭了高低贵贱。
戴高乐在其阐述领导艺术的著作《剑刃》中曾经提到，领导者保证自己权威的一项基本技艺，就是和下属保持一定距离，让人过近接触，就没有神秘感，也就没有权威了。戴高乐可谓深谙权术（不过原先法国人并不遵守这一点，富兰克林——他曾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有句评论：不独自小便，是法兰西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俗话说：“仆人面前无伟人”，就是因为仆人是亲密接触伟人的吃喝拉撒的。厕所里一脱下裤子，自然人人平等了。有个笑话，有下属在厕所里偶遇领导，立即毕恭毕敬恭维：“啊，您亲自来上厕所啦！”领导可以让人代劳的事情很多，但上厕所自然是要“亲自”的。这可谓：厕所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人生而平等”说的是“应然”而不是“实然”。南朝的范缜曾经对当时的贵族萧子良说：
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梁书·儒林传》）
“飘茵落溷”，说的正是人生而不平等。《史记·李斯列传》的开篇也讲了个厕所寓言：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人生如鼠呵！不在仓就在厕，多么不平等呀。从以上两则故事可见，厕所不仅是对“高贵”的祛魅，同时也可以是“低贱”的隐喻。
便溺与官位
毛泽东词“粪土当年万户侯”，以粪土来喻公卿，书生意气，令人感慨。不过，在另一些极端的例子里，这两类事物则是另外一种关系。《新唐书》载，武则天时，张易之深得女皇的宠爱，宋之问、阎朝隐等人便竭力巴结，为其撰诗写文，甚至“为易之奉溺器”，以献媚邀宠，结果是加官晋爵。比之宋之问，明代顾可学的显达更是和尿屎密不可分，时嘉靖帝信奉道教，梦想长生不老。顾可学“自言能炼童男女溲为秋石，服之延年”（《明史·佞幸列传》），取童男童女小便炼制秋石，进献给嘉靖皇帝。嘉靖服用后认为有些效验，对他优礼有加。顾可学后来竟官至礼部尚书，当时有传言：“千场万场尿，换得一尚书。”顾可学亦被人称为“炼尿尚书”。
有人因便溺的事儿求官，有人则以便溺的事儿辞官。嵇康的名文《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列举了不愿做官的理由，其中之一就是自己性格“疏懒”，而“疏懒”的例子，就是自己晚上睡觉，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指膀胱）中略转，乃起耳。
嵇康以忍小便辞官，有人则因忍不住小便丢官。《汉书》载东方朔因醉后“小遗殿上”，被“免为庶人”；《后汉书》载大司徒张湛“至朝堂，遗失溲便”，“自陈疾笃”——大小便失禁，可见身体差，刘秀就免了他的官；更有人因为被诬陷憋不住小便而失去出仕机会。辛弃疾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有一句：“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感慨的是廉颇的事情。战国时秦攻赵，赵王想起用老将廉颇，先派使者探望。廉颇为了显示自己尚能为国效力，一顿饭吃斗米、十斤肉，上马奔驰。但是使者受了贿赂，却汇报说：廉颇饭量不错，不过和我共坐了一会儿就上了三次厕所，结果廉颇未被任用。
以如厕的事情辞官，最怪异的还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嵇康辞的是副部级的吏部侍郎，而吴稚晖辞的是国家元首。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蒋介石邀请吴稚晖继任。对蒋的意图，吴稚晖心下了然：老蒋是想自己当的。于是，吴稚晖说了条空前绝后的拒当国家元首的理由：我最好拉野屎。当了国家元首之后，这个爱好就不能保持了。既然是国民政府主席，出门拉个屎，必有警卫随伺站岗，前呼后拥。此事若传将出去，有损国体！——老蒋一听忍俊不禁，吴稚晖顺势劝进：“现在抗战时期，最好是党、政、军统一于一个领袖，使事权更能集中，我看还是由蒋先生兼任最宜。”后来就由吴稚晖在中常会提出，由蒋介石兼任了国府主席。
自由的野屎、威风的便溺
“万事莫如拉野屎”，乃吴稚晖的名言。重庆时期，吴稚晖著有《斗室铭》一篇，便说到了拉野屎这个癖好：
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厌浊，有矾即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耸臀草际白，粪臭夜来腾。无丝竹之悦耳，有汽车之闹声。南堆交通（部）煤，东倾扫荡（报）盆。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亦大中华之大国民。
吴稚晖的文字直白而滑稽，而李商隐则有一首词采华丽而语意迷离的诗，据朱彝尊解释就是描写晚上拉野屎：
郁金堂北画楼东，换骨神方上药通。
露气暗连青桂苑，风声偏猎紫兰丛。
长筹未必输孙皓，香枣何劳问石崇。
忆事怀人兼得句，翠衾归卧绣帘中。
起笔先叙地点：“郁金堂北画楼东”；“露气暗连青桂苑，风声偏猎紫兰丛”则是描写环境，说的是夜凉了，身体的裸露部位风吹露侵，笔触细腻；“长筹未必输孙皓，香枣何劳问石崇”是两个关于厕所的典故，表明室内条件再好，也比不上野外作业；“忆事怀人兼得句”，说的是同时进行的思维活动；“翠衾归卧绣帘中”则是说屎拉完、诗写完后欣欣然回去睡觉了。
野屎之乐，何乐之有？《英国俗语大辞典》中有一则英国俚语。原文是：“Every little helps,as the old lady said,when she pissed in the sea．”钱钟书翻译为：“老妪小遗于大海中，自语曰：‘不无小补?’”同时引用田艺蘅《玉笑零音》句“海为地之肾，故水咸”，称撒尿于海，正如叶落归根。野屎给人的乐趣，大概就是融入自然的那种“叶落归根”式的归属感。
但社会的发展却逐步取消了野屎的乐趣。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称“古不厕遗应有罚”，既然有惩罚，反之就有反抗，随地便溺有时便承载“蔑视”权威等内容。《左传·襄公十五年》就记载了这样一次非暴力抵抗活动，不过这次不在野外，而在庙堂之上：师慧过宋朝，将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慧曰：“必无人焉。若犹有人，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矇？必无人焉故也。”
师慧是个盲人，在上朝的时候想就地方便，旁人赶紧说：“这是政府大楼！”师慧答：“这里没‘人’，没关系”。朝廷怎么没人？——师慧的意思是，这些家伙都算不得人。把各位高官讽刺了一番。
其实以小便来表达对权威的蔑视，每个人小时候都干过。“毫无疑问，对于儿童们来说，排泄功能，尤其是排尿功能，是十分有趣的。”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尿床常常是对父母明显偏爱另一个孩子的一种抗议形式。”
另外一些时候，便溺不是表达自下而上的抗议，而是凸显自上而下的威风。刘邦逼视知识分子，“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中国现代电影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便溺，也同样撒得气势熏灼。电影《红高粱》中，张艺谋刻意表现“我爷爷”抖威风式地对着酒篓撒尿，因为这一原始的示威，既是用没遮拦的阳物重申对“我奶奶”的占有权，还是对各位男性伙计强调自己生物性的优势。而后来罗汉大爷偶然发现“我爷爷”的小便使高粱酒更醇美，则更使得便溺的威风得以戏剧性升华。
文学史上威武壮观的小便还真不少，例如，《巨人传》中庞大固埃以尿为武器，水淹七军，使得“周围十法里以内也发起了一场特大的洪水”；而《格列佛游记》中，格列佛在利立浦特（小人国）皇宫火灾之时，一泡尿就灭了火。这里，撒尿成了凸现“大小”不平等的夸诞象征。
羞耻心的历史
吴稚晖推崇的“拉野屎”的那份自由，原始人类自然是个个拥有的。然而，随着社会的“进化”，这份自由逐渐丧失了，这首先是因为“卫生”的要求，其次是这种要求内化为人类的“羞耻心”，由内而外规训了人的行为。
在“固定地点排泄”显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厕所最早当出现在大量人群聚居和集中行动之处，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发布的第一条禁令就是“掩埋好你们的排泄物”；中国最早的公共厕所当在军营或城池中，《墨子》一书中，《备城门》、《旗帜》、《号令》等篇详细记载了城市防御工程中对厕所建筑的要求，如“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圂”，而且还有厕所管理制度，如：“之厕者不得操”（上厕所的人禁止挟带器具）；“请有罪过而可无断者，令杼厕利之”（如果有犯罪而可以不判刑的，就命令他们清扫厕所）等。
文明进步的一个“函数”是城市化，事实上城市化有两个重要社会后果：一是集聚了知识分子，二则是聚积了粪便（这样并列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列宁曾经对高尔基有句很不客气的名言：知识分子不是劳动人民的大脑，而是人民的粪便）。首先，城市化把聪明人、知识分子聚到一起，使他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冷纳曾经计算，全社会人口的百分之十达到城市化时就突破了一个临界点，智识就开始扩充；其次，城市化还聚积了粪便，显然这里也有一个临界点，当全社会人口的一定比例聚居在一起的时候，人类就不得不来一个卫生革命。我们知道，像中世纪的巴黎，人们是当街倾倒隔夜粪便的，但是工业革命后城市的迅速扩张，自然使得人们无法继续保持这一习惯了。
现代化的进程伴随着对人类身体的控制，其一就是“便溺自由”的逐步丧失，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羞耻心”的规训。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记载，在中世纪的欧洲，一般情况下，人们大小便并不特意避人。1530年，埃拉斯穆斯·封·鹿特丹在《男孩的礼貌教育》中写道：“在别人正在大小便时向他打招呼是不礼貌的。”“在隐蔽的地方解手是合乎规矩的。”
那么，“羞耻心”首先在哪里萌芽呢？埃利亚斯称，羞耻感是一种社会功能，它折射着社会等级。在一些人面前人们会感到羞耻，在另一些人面前则不会。《汉书·汲黠传》载：大将军卫青侍中，“上踞厕视之”。（此处“踞厕”的厕是否厕所的意思，有异说。见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8页）。习惯在“便厕椅上会客”的贵人在西方也很常见，最闻名的莫过法王路易十四。这样的接见，不合我们上文所引戴高乐的领导秘诀，但却象征了自高临下的权威。
而“在隐蔽的地方大小便”这一“文明礼貌”的规范形成，也与社会等级有关。埃利亚斯称，社会等级高的人会要求社会等级低的人抑止其本能。“避人方便”的规范较早出现在“宫廷规矩”中，如1570年《韦尔尼格罗德的宫廷规矩》：“不能像那些从未到过宫廷、从未接触过有德行、有教养人士的农民那样，粗野地、毫不害臊、全无羞耻地当着妇人之面，或在门窗洞开的宫廷居室和其他房间内解手，而应该时时处处在言行中体现出有理智、有教养和令人尊敬的风度。”还有1589年《不伦瑞克的宫廷规矩》：“每一个人，无论是谁，白天黑夜、餐前餐后或就餐期间，都不能在走廊里、居室内、楼梯上或螺旋形的石阶上随便解手或乱丢污秽之物，而应该到合适的、规定的地点去方便。”这类规范最早出现在宫廷之中，它是包含等级意味的。宫廷是一个贵贱杂处的场所，其中上流阶层要规范下层仆人们的行为。所以，如厕文明规范的形成与社会等级是密切相关的。而其得以出宫门而广泛传播，自然也与精英阶层的社会影响力有关。
厕所与黄金
造成人间不平等的，一是权，一是财。上文讲了如厕与官位，这里接着再讲讲厕所与黄金。把粪便与黄金比类，倒不仅仅因为颜色，更是因为两者之一极端贵重，另一个则极端微末，于是，没有比拿黄金来装饰厕所更能夸耀财富的事了，而另一方面，也没有比以厕所来隐喻黄金更能贱视财富的办法了。
黄金与粪土的并举当然不是逻辑而只是比喻。逻辑学家金岳霖最初的专业是政治学（他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对逻辑最初发生兴趣，据说是因为发现以下两句话不能同时成立：一是“金钱如粪土”，二是“朋友值千金”，因为这可以推导出“朋友如粪土”。逻辑学者的思路真是中规中矩，而“说梦者”弗洛伊德的思维却是跳跃式的，《梦的解析》中举过一个梦：一位因为肠胃疾患受治疗的妇人梦见一个人在一间看来像是乡村户外厕所的小木屋附近埋藏着宝藏，梦的第二部分则显示她正在抹净她那刚拉完大便的小女孩的臀部。弗洛伊德认为这证实了社会人类学常提到的金子和粪便之间的关联。
据说古罗马，一种财富象征是拥有便壶的数量和质量。讽刺诗人马蒂亚尔有一天早晨去看他富有的庇护者之一时这样抱怨道：“巴索斯，他蹲在一只金制便壶上接见了我。这个蠢人，他花在腾空大肠上的钱，远远多于让我一年吃饱肚子的钱。”英皇詹姆士二世拥有镶金的坐厕，以显身份不凡。而托马斯·莫尔描绘的乌托邦人，为了叫人贱视黄金，把金子做成尿壶。这个想法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之一，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写道：“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8页）
有趣的是，这后来倒是在中国香港实现了。2001年，香港商人林世荣耗费巨资建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金厕所。厕所以古罗马风格设计，墙身及配套设施全部镶有纯金和珍珠宝石，整项工程共镶了一万二千一百六十两黄金、六千二百枚宝石及珍珠。这座金厕所更拥有“世界最豪华洗手间”及“世界最昂贵坐厕”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精明的资本家把该项创意归之于列宁。所以该厕所外面煞有介事地放了套《列宁全集》，并将前述那段列宁语录全段引出，显眼地挂到墙上。列宁本意是叫人贱视黄金，而这个金厕所是盖在一家黄金商店里的，它成功吸引人们眼球的同时，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也给商人带来滚滚财源。
一个社会要实现平等，最根本是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1945年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与英国外相、工人活动家恩内斯特贝文在厕所中相遇，据斯大林的翻译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回忆，恩内斯特贝文开过这样一个玩笑，道出了劳动人民不能平等地享有黄金之根本原因：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厕所是唯一的地方，只有这里劳动人民可以双手掌握到生产资料。
“站着撒尿和蹲着撒尿”的社会后果
社会的平等问题，除了阶级统治，还有男权统治，而这亦可溯源至厕所之中。
弗洛伊德曾经说：“早熟的撒尿便畅者野心勃勃。尿床与野心的性格特征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撒尿可以成就野心等雄性气质，撒尿还可以成就男人。“阴茎嫉妒”理论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中的一个主要理论。它的观点是，女性在幼年期，在偶然观看男孩小便中发现自己没有阴茎，于是对男性的阴茎产生嫉妒心理，而这种心理在女性主体的形成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男女小便方式的不同，女孩开始认识是男性女性器官的不同，并产生了强烈的阴茎羡慕和阴茎忌妒。由于缺少男性生殖器官使她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们会由此发展出永久性的自卑感和低劣感。女性成年以后的许多心理特点都是阴茎忌妒的直接后果，如女性的嫉妒心、缺乏公正性（由嫉妒男性而导致的）、虚荣心（对性器官劣势的补偿）、羞怯心（对性器官缺陷的掩饰）等等。
弗洛伊德这个说法后来引起了包括阿德勒等学者在内的激烈争论。特别在一些女权主义者中，这个理论受到了很多的关注。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经引用一个叫弗洛莉的女孩的自述，这个女孩认为：“两性的最明显界线，两性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男孩子可以站着撒尿，而女孩子则必须蹲着撒尿。”
阴茎嫉妒理论实际上是在暗示：女性所拥有的只是一个“缺失”、“萎缩”和“衰退”的性器官，只有阴茎才是唯一有价值的性器官。波伏娃提到，阴茎的优越似乎首先通过排尿的方式体现出来。阴茎“自由自在，突于身体之外，就像个天然的小玩物和小木偶似的”。大人们通过赋予阴茎以价值，提高男孩子的身价，好像站着撒尿比蹲着是有天然的优越。
拥有阴茎对男孩而言是一种特权，特别是在儿童对它的排泄功能失去兴趣前。男孩子得到的主要好处是，由于有一个既能看得见又能抓得住的器官，他至少可以用它部分地确认他自己。因为有一个可以看到的第二自我，小男孩可以大胆表明主观态度。而那个他把自身投射进去的客体，则变成了自主、超越和权力的象征。但是，小女孩身上的任何部位都不可能成为她自己的化身。就这样，在童年时代，女性就开始被塑造成“第二性”了。
《第二性》提到过，和小伙伴们比赛谁尿得更远，是男人的游戏，女孩只能在一边羡慕。而男人老去的表征，也正在于这个功能的丧失，一句流行的网络签名档曾经写道：当年迎风尿千丈，而今顺风打湿鞋！
搞笑之中，流露英雄落寞的苍凉，与众芳芜秽、美人迟暮，同样令人唏嘘。
女性平等如厕权
女人在男权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当然不仅仅体现在与生俱来的方便姿势上，更多的是社会方面的原因。女士排队如厕，是现代都市闹市区常见一景，很多媒体都对此有过报道。女厕拥堵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女性如厕比男性更加费时，但男女厕所容量却男多女少。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周华山作过测算，男女耗时比例是一比三左右，但由于男厕有小便器，使得男厕的容量远大于女厕，而大部分公共男女厕所的面积却相等，这一形式上的相等，却遮蔽了男女如厕权实质的不平等。
其实，除常常要排队等候之外，女性如厕的困难还有很多。《上海宝贝》是一本引起过不少争议的小说，出自所谓的“美女作家”之手，这自然是一本很“女性”的小说。小说里，主角是这样如厕的：
走进洗手间，在镜子里看到一个苍白的自己。我跨在抽水马桶上方，像男人那样小便，在公共厕所我总是这样解决问题。马桶圈垫被数不清的人使用过，有数不清的体液、细菌、气息、回忆、见证和历史。这马桶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洁白的苍蝇，哀而不怨地栖息在各色女人的胯下。
现代坐便器的发明，本是基于人体科学原理，使人得以在轻松舒适状态下方便。但是，由于公共厕所的卫生原因，在女性如厕时，坐便器往往成为负累。
男女关系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关系。公共厕所是一个以性别划分的公共空间。厕所以其独特的方式折射着社会男女关系的状况。我们看到，厕所设计有意无意以男性经验为依归，漠视女性的入厕频率、入厕方式和入厕用时、生理结构等等有异于男性的因素，而缺少对女性的人本关怀，这些，都体现着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支配与抑压。
叶兆言有一中篇先锋小说《关于厕所》，说的是一群工人到上海游玩，其中一个漂亮的姑娘因为一直找不到厕所，在一个大百货公司里当众尿了裤子，从而在一天之间改变了性格，活泼开朗的她变得自闭起来。看来，憋尿和堵车、等电梯一样，都是现代都市人的典型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