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以其民主制度为工具，大肆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妄图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利益。一些陷入发展困境的国家也病急乱投医，对西式民主顶礼膜拜，却深陷泥潭不能自拔，成为西式民主的牺牲品。为此，有必要让人们看清西式民主的真实面目，从而坚定走自己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转型社会西式民主化进程乱象丛生

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由威权型社会向民主化社会过渡的进程中呈现出诸多乱象。在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埃及选民用选票把穆兄会成员穆尔西推上总统宝座，这位按西方民选方式上台的总统一年后即被军方废黜，穆兄会被国家宣布为恐怖组织，其不少成员受到审判并被判刑。乌克兰是苏联解体的产物，独立以后，民主化进程经历了不少波折，亲欧美和亲俄总统候选人无论谁上台，都难以在亲欧美和亲俄民众中凝聚起足够的共识，大规模长时间示威、暴力冲突、国家分裂等乱象始终伴随着其民主化进程。我国台湾在国民党威权统治结束以后，实现了西方式的政党轮替。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也充满了波折，执政党和在野党在立法机构中民意代表之间屡见不鲜的出格打斗、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枪击事件等，无不影响着人们对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观感。那么，为什么被西方鼓吹的“灵丹妙药”会落得个“狗皮膏药”的下场？

究其缘由，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不是内源型的，而是移植型的，并且尚处于民主化进程的学习期、模仿期和幼稚期。如果不是抱着某些固定的意识形态偏见，人们应该承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民主化进程的典型案例来看，民主化的成功推进的确是需要某些条件的。美国学者卡尔·科恩在其专著《论民主》中分析了实行民主的条件，认为民主体制的成功运作，至少需要一些必要的物质条件、法制条件、智力条件、心理条件，以及其他的保护性条件。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中，实际情况可能要比卡尔·科恩考虑的因素更为复杂，但他的“条件论”仍然颇具启发意义——“移植型”“模仿型”民主化国家和地区并不具备，或基本上不具备欧美发达国家民主体制成功运作所拥有的综合条件。这是造成转型国家和地区在民主化运作中乱象频现的根本原因。

西式民主体制决不具有普适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民主的代表自居，向世界推销其民主价值观，甚至安倍这样的右翼政客也都敢以民主的代表自居，开展所谓价值观外交，意图用加大援助的方式，拉拢东南亚尤其同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国家，建立一个所谓的民主之弧包围圈，对我国进行战略围堵。在西方国家的主流认知中，西式民主体制具有普适性，不照搬西方的民主体制，就是反民主的国家。这是何等的自大专横！

要知道，就民主理想和民主性质而言，中西方的取向是存在本质差异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最终要实现的民主是建立在公有制、按劳分配等制度安排之上，从而消除阶级差别的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即广泛的、真实的人民民主。而多年来西方主流政治家和理论家所推崇的民主，其本质则是建立在私有制、按资分配基础之上，从而保留阶级差别的前社会主义阶段的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历程还相对短暂，还不够完善，但其民主理想在性质上是高于西方主流政治家和理论家所推崇的民主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一方面肯定当今西式民主成果相对于封建专制制度，是一个历史进步；但另一方面，认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西式的、有限的民主，还存在很大局限，必然会被更高的社会主义民主所扬弃或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也有一些学者对美式民主的“金权属性”或“资本属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如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2014年4月6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以“美国民主只为1%人口服务”为题，对美国民主的不良发展动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开始赋予公司与公民一样的言论自由。不久的将来，美国最高法院可能废除“水门事件”之后对竞选资金所作限制的仅存部分，将可能取消个人向候选人和政党捐款的最高限额。他认为，在一个顶层1%人口占据全国财富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体里，这么做会侵蚀共和体制，人们对美国的“1%经济”感到担心，但更应担心美国出现“1%民主”，即美国民主只为处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服务，使“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变成“一元一票”，变成“金权民主”。这是西式民主体制内人士的深刻洞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式民主的根本局限。为此，笔者认为，无论是在民主的性质上，还是在民主的形式上，我们都应勇于扬弃和超越西式民主，坚定地走符合马克思主义民主精神、适合中国国情的有别于西方的民主化道路。西方在民主议题上需要谦虚地同中国进行理性平等的对话，交流互鉴、取长补短，而不是居高临下地进行无端指责和空洞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