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共识网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大学之外：通识教育为什么重要？》的译文，原文作者是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内尔森（Christopher B. Nelson），评论的是威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校长迈克尔·罗斯（Michael S. Roth）的同名新书Beyond the University: 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耶鲁大学出版社，2014）。译者把“liberal education”译成“通识教育”，这是值得商榷的。

国内教育和知识界人士常有将“通识教育”误以为就是“人文教育”的，这可能是因为谈论“通识教育”的人士自己并没有从事人文教育的实际经验，只是在理论层面上随意发挥。其实，在美国大学的实际课程设置和教学目标中，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和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两种不同的课程。

当然，这是一般而言的，因为美国大学或学院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和与之配合的课程设置。但就教学目标而言，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区别则是相当明显的。我本人从事人文教育20多年，也教授通识教育的课程，仅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谈谈这两种课程的关系与区别。

在我所任教的大学里，人文教育的所有课程都是每个学生必修的；通识教育课程包括人文教育课程和其他课程，其他各种课程则是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一定范围内选择的。人文教育包括两种核心课程，共6门：经典阅读讨论（Seminar）和写作(Composition)。经典阅读是两学年（4学期各一门）的课程，写作是一学年（2学期各一门）的课程。

教育的目标不能脱离具体的学生结构、受教育年限、可操作的课程设置、师资条件、知识性质和活动范围，人文教育也是如此。人文教育课上的知识不是专门的学科知识（subject knowledge），而是普通知识。我所任教的大学为全体学生提供人文教育，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以后也会从事各自的专门职业。尽管学生们的专业有文、理之别，但是，人文教育的6门课程是每个学生必修的。此外，每个学生还必须修满8门“通识教育”的课程。其中，宗教研究2门；数学1门；自然科学：生物、化学、物理与天文、环境与地球科学中选1门；人文学科：艺术史、传媒、英语文学、外语、神学中选2门；社会科学：人类学、经济学、伦理学、历史、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选2门。我本人有时在英语系开一门“文学阅读”，这是一门英语专业学生必修和其他专业学生都可以选修的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的目的是拓宽学生们的知识面，它的课程有专门的“领域知识”，由专业老师来传授。例如，数学是数学课的领域知识，必须由数学教授授课，对修这门课的英文专业学生（通识课）和数学专业学生（专业课）的专门知识要求是一样的。

与通识教育的专业课程不同，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经典阅读和写作）没有专门的领域知识，而是有自己的三个主要特点：一，它强调的是以思考（thinking）、理智（reason）、判断（judgment）能力为主要特征的智识，不是某种领域知识；二，它要求于学生进行以常识(common sense)和普通知识（common knowledge）为本，以亲近智慧为目标的知识活动，不以积累和提高专门知识为目的；三，它的“知识”产生于对话，而不是传授，在运用知识时重在说服的过程，而不是最后的真理，因此特别与公共说理有关。经典阅读比写作更能体现人文教育课的这三个特点，经典阅读的任课教授来自各个系科（都接受过上这门课的统一训练），完全不受各自专业背景的限制，充分体现了人文教育无知识边界的理念。

罗斯在评估美国高等教育现状时，特别强调大学的人文教育理念，如内尔森所说，“他在约翰·杜威（John Dewey）、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和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杰出思想家那里找到了对高等学校作用新观念的支持：高等教育必须超越‘大学校园’，显示自己是最高使命的教育——即为人的一生塑造完整人格”。这个理念主要是在人文教育课程，而不是在一些通识教育的专业课程（如初级的数学、物理、外语）中被充分体现的。通识教育不能代替人文教育，这是因为，人文教育的重点不是单纯的专门知识传授或灌输，而是基于独立思考、判断、价值认可、尊严意识的，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讨论、说理和对话能力的全面培养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