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世纪到19世纪看，好像是两个故事，18世纪的故事是中国成功的故事，19世纪是中国失败的故事，这种差异不是一个错误，而是视角和观点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费正清为什么认为19世纪中国是落后、传统的？这个故事不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本杰明·艾尔曼

“我们很尊敬费正清那一代学者，但作为他们的学生，我们在中国史研究上一定会超过他们。”普林斯顿大学本杰明·艾尔曼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说。由艾尔曼参与编写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近期将在中国出版。

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经历了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列文森的“传统与现在”，现在美国史学流行的是“中国中心观”。从费正清算起，艾尔曼是第三代学者。

费正清是上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当时中国发生了很多旱灾水灾，生活水平很低，就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以前伟大繁荣的中国，汉朝宋朝明朝是世界的中心，如今怎么这样穷？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是共产党成功？在国民党失败以后，大陆是共产党领导，那个时候共产党是美国的敌人，尤其到了朝鲜战争的时候，所以美国政府要从政治、经济上分析中国，要和中国打交道，《剑桥中国史》的诞生跟这个背景也有关系。”艾尔曼说。

而列文森那个时代呢，中国没有对外开放，他们看的都是台湾地区、日本、美国的资料。“他的研究有完整的内在逻辑，但是我们发现中国人不是按他总结的答案那样想的，列文森研究的中国人是他发明的中国人，不是真正的中国人。”

艾尔曼1岁时从德国移民美国，曾在夏威夷大学学习中文。中美冷战期间，艾尔曼加入美国对华研究计划，并于1973年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学习，1984年他在那里找到了现在的妻子。两年后他转到日本学习。后来，艾尔曼师从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席文教授，1980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东方学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中国科技史、科举史和清史的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初，艾尔曼先后到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当访问学者。艾尔曼的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中国史研究，也改变了《剑桥中国史》的研究方法和面貌，影响了美国汉学界的中国史观。

“我们不是把以前的传统打破了，而是把那个时代研究的传统方法打破了。”艾尔曼说。

18世纪全球化的中心是中国和印度

到了19世纪的时候，人口已经成为最大的问题了。

南方周末：你在《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里为什么说中国在18世纪很成功？

艾尔曼：这本书讨论中国18世纪政治、经济、学术方面的成功。当时，中国有很多方面是西方人学习模仿的。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已经养成了下午两三点喝茶的习惯。他们模仿中国人品茶的方式，花钱买了很多瓷器、茶和丝绸。当时的中国人已经把政治和贸易联系在一起；有的时候是贡赐关系。无论日本还是俄国、英国，都需要向中国进贡，当时的中国是世界贸易市场里最大的经济体，生产出大量消费品。

也可以说，全球化在那个时候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的，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很富足，却不生产什么吸引其他国家的东西。在书里，我们还通过分析中国为什么是世界贸易中心，当时士大夫的角色和用处，社会是怎么样的，大众文化是怎么样的，妇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来提出看待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看法：中国的18世纪不是失败的，而是成功的、领先的。

南方周末：中国为什么会从18世纪的成功走向19世纪的失败？

艾尔曼：满洲人要统治新疆、西藏、蒙古，都是靠汉人的支持，他们派军队到敦煌、喀什，而在那边打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所以当时清朝在政治体制和农业生产上采取了很多创新，社会稳定了，也出现了人口和税收增长。皇帝可以派兵到西藏、新疆、蒙古，士大夫和耶稣会传教士跟着他们，给他们画像画地图，扩大土地。

到19世纪，人口已经成为最大的问题。乾隆时代已经有3亿人口，到了太平天国时代，人口已接近4.5亿，人这么多，但是农业生产还是原始和传统的，于是解决温饱的压力非常大，这是在唐、宋、明朝都未曾遇到过的问题。用传统的政治、经济方式解决不了这一问题，朝廷意识到，需要新的生产方式了，中国的士大夫们于是开始学习西方科技。在这方面，中国和日本一样，开始政治改良。

南方周末：你的结论会引发争论，人口成为当时中国的负担?

艾尔曼：确实如此。中国种植业产量一直非常高，粮食、茶、药都很多，但产量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大家得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少，生活水准越来越低。乾隆年间，有识之士提出过这个问题，有些县有二十万人口，各种资源逐渐不够分配，但没有人听他们的意见。当时中国的生活水准应该和西方差不了多少，但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和欧洲比起来越来越低，穷人越来越多了——这在十八世纪还不明显。现在来看，西方和中国的发展产生差距，主要是在十九世纪。而人口问题在其中是很重要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你认为中国衰落的转折点是太平天国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

艾尔曼：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有问题的？很多学者认为是鸦片战争造成的，但是我们认为不是，我们觉得是太平天国造成的。鸦片战争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它对中国国内影响不是太大，只限于广东一带，当时最根本的问题是太平天国，大概几百万中国人死去，中国的经济中心江南一带都乱了，上海、苏州、杭州、扬州，被双方几度占领，把清朝的元气消耗得很厉害，导致国力衰减。太平天国之后，无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清朝朝廷，意识到要改善政治体制，洋务运动就开始了。

当时中国的工业革命已经起步了，1865年到1890年间，上海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南京建立了金陵机器制造局，开办了洋学堂。后来，兰州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京师大学堂设立，各省也开办了洋学堂。再后来，海军衙门设立，购置军舰，设立南北电报局、开平矿务局和湖北汉阳枪炮厂，国家开始步上机械化和工业化的轨道，整个国家的发展态势良好，洋务运动非常成功。到了1890年代以后，中国碰到一个钉子，就是它和日本的甲午战争。

“中国落后”的故事是日本人造出来的

甲午战争之后，汉人革命家需要一个落后的中国，然后他们才可以革命。但是如果甲午战争中国胜利的话，历史将完全和现在不一样。

西方人都以为中国会赢，因为中国海军军力是日本的两倍，但问题是中国的海军分成了四部分，分散在北洋、南洋、上海、福州，他们没有配合起来作战。中法战争的时候，北洋海军没有来支持福州的海军，甲午战争的时候，福州海军没有去帮李鸿章。如果中国海军抱成一团的话，日本人是不敢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海军的大炮居然是哑炮，点不着火，这样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它真实发生了。

甲午战争不是两个落后的国家打仗，那个时候中国有65艘战舰，海军排名世界第八，日本只有32艘战舰，海军排名世界第11名，双方的战舰都很现代，都是蒸汽动力船。

当时全世界都很关注这场战争，这是第一次现代化的海军作战，之前从未有过先例。日本的战舰很轻，速度较快，机动性强，放炮比较快；中国的战舰很重，速度比较慢，放炮也比日本战舰慢，当时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意识到，战舰的速度快比较好，船应该比较轻一点，这直接影响了他们海军的建设。

甲午战争之后，历史家、革命家便说，中国的落后是从汉朝、唐朝、明朝就开始的，是程朱思想的问题，还有其他林林总总的原因。日本则觉得它是第二个中华帝国，是东亚最强的国家了。日本上台，中国下台，这些故事都是配合的，当时这方面的评论非常有意思，日本人从那时开始说，中国之所以腐败、落后，是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国家。那时候很多中国人开始去日本留学，比如鲁迅这些人，他们都学会这个新看法，以日本明治当作表率，认为中国是落后的。那时候的汉人革命家需要一个落后的中国，然后他们才可以革命。但是如果甲午战争中国胜利的话，历史将完全和现在不一样。

南方周末：费正清的剑桥史和你们的观点和结论有很多不同。

艾尔曼：费正清在1950、60年代研究中国，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落后和没有前途来做研究。这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中国的看法。

从18世纪到19世纪看，好像是两个故事，18世纪的故事是中国成功的故事，19世纪是中国失败的故事，这种差异不是一个错误，而是视角和观点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费正清为什么认为19世纪中国是落后、传统的？这个故事不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明朝末年，日本要占领朝鲜，明朝就支持朝鲜，打败了日本人，结果日本人就没办法了，回国了。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认为自己超过中国，他们的学生到西方去学习，日本是东亚西化最成功的国家，然后中国的学生又到日本去学习了。

费正清的历史研究里也持这样的观点：中国很落后，日本很先进。日本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和影响力非常大，他们了解中国字、中国历史、中国的艺术、文化，比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要深刻得多。我现在研究的是18世纪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那时候是中国强日本弱，到了19世纪，就变成了日本强中国弱。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开始制造这样的观点和论据。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都到日本去看资料。他们研究中国已经几百年了，有很多史料。所以在中国开放以前，汉学上日本对西方汉学的影响很大。日本的京都学派最近做的一个新中国史，它的论述是说中国宋朝了不起，从宋朝国力开始衰落，到了清朝就没办法了。我们现在不这样看，我们是根据历史材料，客观研究，以新的态度修正以前的历史学。

现在的问题是，21世纪，国家主义和民族意识强化了，韩国、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历史上与中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家，都在发现自己民族的个性、特点，强调自己是真正的中国。韩国人说，他们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他们做的传统菜比中国人还多。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这些历史上受中国影响的国家都很害怕，开始强调自己独特和不同。

大陆扩张与海洋扩张

甲午战争让中国失去了旅顺这一当时亚洲的海洋军事制高点，如果旅顺和威海卫仍然还属于中国，一切都会不同。

南方周末：中国十八世纪是在陆地扩张，西方许多国家走海上扩张之路，你怎么看两者的不同？

艾尔曼：中国当时的西部疆域包括新疆等地，其经济水平并不发达。而英国在远东的扩张以印度为主，得到了印度全部的生产力，势力渗透入中国，虽然无法占领中国，但还是在上海、广州等地利用中国的生产力，打开中国的市场。英国因为靠海，自然通过海洋扩张，中国虽有海岸线，但对海外扩张并不感兴趣。

西方的每个国家都相对较小，而中国是一个大国，政府的主要收入是来自国内经济，所谓“租庸调”等赋税。而西方国家经济总量小，外来的经济变动影响就很大。例如福建的大小与英国差不多，福建一省得到的贸易好处对省内来说的确重要，但放到中国全国的范围来看，就不那么明显了。全国有三亿多人口，百分之九十五是农民，农民是国家的基础。而英国当时虽然也重视农业，但外贸的影响更大。

南方周末：过去中国学者反思中国的落后，是以海洋扩张为坐标的，大陆文明在遭遇海洋文明时失败了，你怎样看这个成败？

艾尔曼：失败的是中国当时的海军。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海军一蹶不振。但现在中国的海军又重新恢复起来了。如果中国在甲午战争成功的话，没有那些赔款的负累，那么海军可以一直发展。而日本在打败中国之后，开始了控制太平洋的野心。若非如此，中国应该能在太平洋的西部产生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对其他国家形成威胁，其海军规模从世界第11跃居了世界第三四位，这使英国也开始考虑是否与日本建立同盟，在远东地区对付其他国家。战争让中国失去了旅顺这一当时亚洲的海洋军事制高点，如果旅顺和威海卫仍然还属于中国，一切都会不同。

虽然洋务运动暂时失败了，但对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民国的时候，江南制造局仍然在制造飞机。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外来的威胁，内部的问题还是可以克服的。两者共同作用下，局面就变得尤其困难了。

耶稣会传教士改了中国日历

耶稣会传教士17世纪比较先进，到了18世纪则比较落后，他们也不知道微分积分怎么回事。一直要等到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教士们才到中国来，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科技知识。

南方周末：你觉得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什么？

艾尔曼：首先是对日历的影响。16世纪明朝末年，利玛窦和他的老师克拉维（Christoph Clavius，欧洲著名的数学家，在罗马大学研究算学）等人被派到中国，他们发现当时中国的日历比罗马的日历迟了10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因为耶稣会传教士是专门来传教的，但是传教要中国人的同意。

他们认为，帮助中国人会给自己传教提供便利。这是耶稣会传教士很妙的地方，他们在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做。除了改革明朝末年的历法，他们还可以帮助当时的朝廷提升科技知识水平，建设天文台，还带来了天文学、数学方面的书籍。他们学中文，会读写，像中国人一样，他们把一些东西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比如他们最高的学问是sciencia，怎么翻成中文呢，利玛窦问李之藻和徐光启，他们就告诉他这个跟我们格物致知之学相差不多，于是利玛窦便把它当作“格致学”了。当时“格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它事实上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很有关系。

南方周末：西方传教士介绍的科学落后于当时欧洲最前沿的成果，为什么有这样的时间差？

艾尔曼：16、17世纪中国和西方的科学差别不大。那时候西方和中国都受阿拉伯影响，中国人发现，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数学（代数）解根方和宋朝的天文书四元数差不多。中国人明朝初年就有这些计算方法，可是没什么用，太复杂了。明朝末年他们发现，西方人用解根方来解决很多天文学和数学问题，中国人可以学习西方恢复自己的天文书四元数。

耶稣会传教士是以古学，即希腊古典的亚里士多德的四因性思想为主，中国人依赖五行的思想，都不是现代科学。到了18世纪，数学和工业开始有分不开的关系，还有牛顿、莱布尼茨发明出来微分积分。耶稣会传教士17世纪比较先进，18世纪则比较落后，他们可以造房子，但不用微分积分解决问题，所以微分积分没有传到中国。

18世纪到中国来的都是耶稣会传教士，像欧洲南部的罗马一样在微积分方面的知识不发达。后来耶稣会传教士在欧洲被批评了，到了乾隆时代，耶稣会传教士就不来中国了，中国人对于西方的窗户就没有了，所以牛顿时代的新的科学、物理学没有传到中国来。

南方周末：后来就是基督教传教士来中国了。

艾尔曼：一直要等到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教士们才到中国来，但当时的清朝国家局势不稳，还有太平天国导致的战争影响了中国受西方的影响。那个时候中国的武器还是冷兵器时代的，西方的武器已是工业化的产物了。

鸦片战争后，傅兰雅把微积分翻译成中文，新的工程学资料开始运往中国。中国开始由手工业向工业化的转变。基督教传教士办了医院、学校，引进了现代建筑、城市规划等知识，对中国科学的影响比较大。

（经艾尔曼教授审阅，由新泽西州州立大学博士陆海默女士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