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及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深入，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逐渐从认识论和政治哲学视角转向从文化学、符号学、社会学等多视角研究意识形态。
一、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文化学转向
当代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初期，由于生产方式及体现这种生产方式的政治因素对社会运行和发展起主导作用，因此人们多从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随着工业资本主义逐步走向成熟，尤其是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生产方式及其体现的阶级因素对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影响力减弱，而文化逐渐成为对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起支配性和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基于这样的认识，当代西方一些学者如格尔茨、汤普森、詹姆逊等，开始从文化学视角关照意识形态问题。
格尔茨从分析原有意识形态研究存在的缺陷出发，提出从文化视角研究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视作一种“文化体系”。格尔茨认为，以往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有两种取向，即非价值取向(客观中立性的)和价值取向；两种理论，即利益论和张力论。非价值取向表现为从认识论的角度，打着科学的旗号对意识形态进行客观的研究，然而这种研究取向由于意识形态理论主题本身就承载着价值，必将影响人们对其进行客观研究。此外，由于意识形态本身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以及对既得利益群体自身利益的影响，也难以对其作出科学分析。而价值取向的研究模式，或者无法揭示意识形态的本质，或者具有二元论的、教条的、专制的特征，或者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该种研究取向缺陷更加明显。利益论认为，意识形态受到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的影响，是不同社会利益的表达，是不同阶级追逐政治权力的工具；张力论认为，意识形态是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处方，是人们逃离心理焦虑的手段。这两种理论的缺陷在于：利益论强调社会系统的分析，张力论则强调人格系统的分析，是一种“社会系统—人格系统”分析框架，实质上它们都忽略了文化系统。基于以往意识形态研究的这些缺陷，格尔茨认为要摆脱意识形态研究的窠臼，就要将文化体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理解，这是意识形态研究的新路径。在格尔茨看来，文化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他将文化界说为“意义模式”或“意义结构”，认为文化是公共性的心智活动，即文化既有社会性，又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人格，也是认知结构。这样，文化就将社会、人格联系起来，赋予社会、心理以意义。作为文化系统的意识形态是人们建构起来的意义系统，不是对社会现实和人的心理的简单表达，但它可以引导人们理解社会现实和人的心理。格尔茨认为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文化体系，可以对意识形态进行修辞学分析，将科学与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与科学不同，意识形态可以更多地使用隐喻、讽刺、双关、歧义等各类修辞，赋予社会形式以意义，表达原来所不能表达的意义。在格尔茨看来，意识形态与社会、人的心理存在复杂的修辞关系，不能简单地运用颠倒的意识、虚假的反映等来认识意识形态。格尔茨高度重视作为文化体系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符号有着内在的双重型塑性：一方面它们按照现实来塑造自身；另一方面也按照自身来塑造现实。格尔茨把文化与社会或社会结构区别开来，将二者视为两个独立变化但又互相依存的因素，认为社会变化的主要推动力是文化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即指引人们行动的意义构架与社会组织结构之间的矛盾。格尔茨用理解文化的方式来研究意识形态，形成了其意识形态理论。
汤普森从现代文化视角出发，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研究。他认为，文化是体现于象征形式(包括行动、语言和各种有意义的物品)中的意义形式，或者说是象征形式所体现的意义特征。文化分析就是要阐明这些意义的形式，对体现于象征形式中的意义加以阐释。首先，汤普森虽然从文化视角研究意识形态，但是他认为象征形式本身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只有把象征现象置于它们能否用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社会—历史背景之内，才能分析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现象就是只有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有意义的象征现象”。[1](P62－63)意识形态分析首先要关心的是象征形式与权力关系交叉的方式，“研究意识形态就是研究意义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方式”。[1](P62)从这一认识出发，汤普森将意识形态的运行分为五种一般模式：合法化、虚饰化、统一化、分散化和具体化，分析了象征形式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具体方式，即象征建构谋略：
(1)通过合理化、普遍化和叙事化等，把统治关系描述为合法的，从而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
(2)通过掩饰、否认、美化和含糊其辞等语言、文字修辞手法，创立、支撑和再现统治关系。
(3)通过标准化和统一象征化使人们克服分歧和差异，确认一种集体认同感，团结一致，从而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
(4)通过分化和排他，将那些可能对统治集团构成挑战的人和集团分离出去，阻止他们对现有统治关系构成挑战，将其描写为邪恶的、有害的和可怕的，从而使人们一起抵制和排除他们。
(5)通过自然化和永恒化，将某一历史现象、事态描述为自然的和永久性的、不受时间限制的，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
其次，汤普森将现代文化的特点与意识形态相联系。汤普森提出了“现代文化的传媒化”的论点。他认为，大众传播已成为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运作的一种主要媒介，它的发展对于意识形态影响巨大，大众传播使意识形态第一次成为一种群众现象，意识形态具有了群众性。他对意识形态与大众传播之间的关系作出详尽的阐释，主张根据大众传播的发展重新思考意识形态理论。汤普森从文化视角研究意识形态，必然注重研究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因为，在现代，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汤普森强调在研究意识形态时，对日常生活背景的关注与对组成狭义政治领域的具体机构的关注并重。汤普森从文化视角研究意识形态，揭示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及统治关系的建立、维持和再造之间的关系，阐释了现代文化借助于大众传播作用于意识形态及社会关系创造的方式，建立了以文化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詹姆逊也从文化学特别是大众文化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他从广义上理解意识形态，将其看作是一种贯穿了某种思想体系的文化现象。他认为，人们生活在一个文化起作用的时代，文化是人们关注的中心，电影、电视、书刊等都是大众消费品，属于大众文化。詹姆逊从文化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源于其对社会结构的看法。他认为，社会是一个由生产方式构成的结构，这个结构包括了生产关系、生产力、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司法等层面。由于这些层面都是生产方式的表现，因此具有同构性。这种同构性为从文化视角分析意识形态提供了可能。基于这种认识，他以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为基础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他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以系统的理论形态存在着，而且在文学、艺术、宗教，在日常生活、消费过程、经济活动中都存在着意识形态。他分析了七种文化形式的意识形态，即作为错误意识的意识形态、作为领导权或阶级合法化的意识形态、作为物化的意识形态、作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作为支配权的意识形态、作为语言异化的意识形态。詹姆逊通过对这些意识形态特点、作用的分析，认为它们都是有道理的，因此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分析问题。他还认为，在各种意识形态理论中，马克思主义能够吸纳其他各种不同意识形态体系中的东西，而且提供了一个有待思考的问题域。所以，他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其他意识形态来分析各种文化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并不认为经济是文化的决定性因素，也反对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他认为，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已不同于过去显义的意识形态，是隐义的。“任何社会都没有像我们自己的社会这样在如此众多的方面被神秘化，像它这样渗透着情报和信息，这些都是神秘化的工具。如果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任何意识形态都是不可能的了，任何统治也是不可能的了：这显然不是我们所处的境遇。”[2](P49)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渗透于文化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人们很难发现它，但又在无意识中接受着其影响。詹姆逊称这种现象为政治无意识，基于此，他认为文化现象就是被思想体系中介了的意识形态。
二、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符号学转向
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的符号学转向，虽与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有一定渊源，但根本原因在于后工业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或者说是以符号的生产和消费为核心的社会，传统的将意识形态简单等同于阶级意识的观点需要修正，意识形态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还以符号形式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这一认识出发，一些学者从符号学视角来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的学者就开始从符号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在近些年，西方的一些学者更是热衷于意识形态的符号学研究。哲学家巴赫金、福柯，社会学家布迪厄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家鲍德里亚等人是意识形态符号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们认为意识形态与符号具有天然联系，意识形态就是隐藏着各种不同意义的符号系统，应将意识形态作为符号体系来理解。
“符号”是从符号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概念。“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3]它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类，语言、话语是最常用的符号。符号不仅具有物质性，而且具有社会性和意识性，所以，学者们将符号与意识形态相联系，从符号学视角来研究意识形态现象。
20世纪20年代，俄国哲学家巴赫金最早阐释了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提出了“意识形态符号”的概念。巴赫金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意识形态问题的。首先，他认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意识形态领域与符号领域是一致的；意识形态与符号是相互依存的。他指出：“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ЗНаК)。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哪里有符号，哪里就有意识形态。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态。”[4](P349－350)其次，意识形态符号具有现实性，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是由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决定的。他指出：“任何意识形态的符号不仅是一种反映，一个现实的影子，而且还是这一现实的本身的物质的一部分。”[4](P350)据此，巴赫金提出了“符号＝社会的相互关系与交往＝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公式。再次，意识形态符号具有历史性。巴赫金认为，意识形态符号是活生生的、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源于符号所折射的社会现实的变化。此外，在巴赫金看来，话语和语言都是典型的符号，都具有意识形态性，或者说都是充满意识形态内容的载体，“在话语里实现着浸透了社会交际的所有方面的无数意识形态的联系。”[4](P359－360)巴赫金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意识形态，奠定了意识形态研究的符号学转向的基础。
在意识形态研究的符号学转向过程中，法国哲学家福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福柯将语言、话语甚至身体等都看作是符号。福柯独到之处在于探讨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认为话语是人们斗争的手段与目的，话语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赋予权力”，甚至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权力压制、操控着人们对知识和真理的理解，即凭借真理(知识)的名义，权力拥有者可以支配、压制人们的思想，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实现意识形态的功能。而权力运作的场所，一个是语言符号，一个是身体的符号。语言符号通过给身体命名、划界、打上印记而使其适应权力、压制的需要：“凡是不允许的性行为就被贴上‘不正当’的标签，而为常规所不能接受的知觉形式就被标上‘癫狂’的名号，会动摇社会制度的行为则被标记为‘犯罪’，那些不属于种族霸权范围的人被标记为是‘堕落的’。”[5](P127)可见，语言符号是权力的媒介，符号使权力完美地实现了它的欲望。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对意识形态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使意识形态研究的符号学转向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布迪厄更为详尽地从符号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他直接将意识形态称为“符号权力”或“符号暴力”。“符号权力”或“符号暴力”在他那儿成了意识形态的代名词。布迪厄认为，“符号权力”是通过言语构建给定事物的能力，是人们视而可见和闻而可信的权力。当符号进入政治领域即关涉政治生活或政治信息时，就成为政治符号，成为政治权力。政治符号具有传递政治信息、表达政治情感、获取政治权力、推动政治合法化、影响政治互动过程等功能。所以，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符号统治发挥着政治统治的功能，通过符号权力可以达到维持政治权力的目的。而且这种统治有时胜过暴力统治，因为“符号权力”是一种隐形的权力，是一种软暴力，它弥漫在社会空间，隐含在日常生活中。因此“意识形态权力就是符号暴力(正统)”，是“协助政治暴力(支配)的重要方面”。[6](P164)他认为，符号权力具有塑造社会结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秩序的功能，符号是社会整合的最好工具。“符号权力”可以使被统治者在无意识中认同统治者的统治，统治者依靠符号系统可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所以，符号权力“几乎是一种魔术的权力，借助特殊动员手段，它可以使人获得那种只有通过强力(无论这种强力是身体的还是经济的)才可以获得之物的等价物。”[7](P170)而“符号权力”功能的发挥依赖于人们对它的共识，“共识”是“符号权力”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和机理。但布迪厄认为这种“共识”其实是一种“误识”(misrecognize)。“符号权力”被误认为是一种权力，从而使人们认同了其合法性。他还提出“符号资本”的概念来揭示“误识”产生的过程，认为“符号资本是一种信誉”，是一种认同层面上的资本，一种转化了的、伪装了的物质的经济资本形式。而“符号资本”的拥有者拥有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表达传递给弱势群体的力量，这就是符号权力，它误导了人们的认识，使人们产生“误识”。
鲍德里亚的符号学意识形态研究则另辟蹊径，从消费物符号分析意识形态问题。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消费社会以符号的生产和消费为核心，消费社会中一切都以符号为中介并受其统治，符号化的消费物掩藏着严密的社会等级。因此，传统的研究视角已难以对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必须运用符号学的分析方法才能解码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他认为，在消费社会，意识形态已渗透到一切领域，消费物被赋予了某种文化符号的意义，符号操控着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他指出这种符号形式通过多种途径渗透到社会及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构筑起了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要对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必须揭示消费物符号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首先，通过消费物符号化隐藏社会等级和阶级差别，实现着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在他看来，在消费社会，人们通过符号消费显示自身价值、身份等，符号消费操控着人们的经济文化诉求，符号物背后隐藏着严密的社会等级和阶级差别，消费成为了个体社会身份、地位的排序和确立过程。人们在认同符号物差异的同时，也就在无意识中认同了符号物所标示的身份、地位、等级的差别。其次，广告等大众传媒隐含着政治意图，成为消费物符号化进行意识形态操控的主要途径。他指出，广告构建了一个符号意义世界，以意象的形式表征着某消费物的消费意义，说服人们相信某种消费物的消费意义，使人们在对意义的消费过程中内化社会规范，实现对社会的认同，从而以隐性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的操控。
三、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社会学转向
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可以追溯到马克思。虽然马克思主要是从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意识形态的，但他同时也注意到了从社会学视角关照意识形态问题。他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8](P32)一些西方学者汲取了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但在意识形态研究方面，力图避开意识形态的浓厚政治色彩，把研究视野聚焦于社会实践领域，以“社会事实”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的社会学研究主要从知识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研究意识形态问题，其代表人物和学派有社会学家韦伯、曼海姆、法兰克福学派等。
韦伯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韦伯提到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作为上层建筑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不能仅从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来解释，还应看到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9](P49)在此，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扩张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虽然韦伯得出的结论存在诸多问题，但他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方法，为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曼海姆则从知识社会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阐述了知识社会学关于意识形态的新见解。在他看来，知识社会学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方法。作为理论，它试图分析知识、思想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而作为方法，它试图追溯这种关系在人类学术发展史上已经采取的各种形式的轨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研究区分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他认为意识形态不是虚假意识，而是一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必须从社会的各个方面考察意识形态。他提出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即“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总体性的意识形态观念”。“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在纯粹心理学层面上，用个人心理动机解释人们的意识形态；“总体性的意识形态观念”则是对论敌总体世界观表示怀疑，对在不同社会背景上发生作用的精神结构进行客观描述，而不考虑心理动机。他主张意识形态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分析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在于对总体性意识形态的研究，这样，意识形态研究就由心理分析上升到社会分析。曼海姆认为，总体性意识形态的一般系统表述表明，意识形态是受到社会历史情境制约的，研究意识形态就要将它与其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相联系。这样的研究就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曼海姆主张意识形态研究应当走向“总体”、“整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同一个问题进行更加清楚的理论性系统表述，要意识到每一种观点所具有的局限性，要吸收不同视角的研究成果，并根据社会的变化不断修正已有的研究。他指出，只有我们意识到每一种观点具有的局限性的时候，我们才能踏上理解整体之路；只有当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吸收有分歧的观点的时候，它才会变得具有更多的综合性。曼海姆从知识社会学研究意识形态，主张“价值中立”原则，要求对意识形态研究只作客观描述，避免任何价值观的涉入，使意识形态由政党、阶级的思想武器变为对社会学和思想史进行一般性研究的方法。
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的研究由知识社会学转向批判社会学。该学派运用批判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意识形态，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社会学的主要功能是“批判”，即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其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多种社会现象如消费、大众文化、工具理性、科学技术等进行批判，揭露这些现象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外在的、强制的、显性的压迫已经通过消费、大众文化、科学技术等转化为对大众的精神奴役，使其成为单向度的人，阻碍了他们的自由发展，使大众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认同资本主义制度，失去反抗意识。法兰克福学派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的外延相当广泛，消费、大众文化、工具理性、科学技术等等都成为了意识形态。他们认为，只要麻痹大众思想意识，起到为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进行辩护，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统治工具的东西，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都可以作批判社会学分析。这充分显示了其有别于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社会学旨趣。
从总体上看，意识形态的社会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重视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的研究，强调社会存在对知识、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其次，在对意识形态外延的理解方面，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外延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不能仅从思想意识的角度来考察意识形态问题，那些以非意识形式存在的东西也是意识形态的，这样他们就将丰富的社会生活形式纳入了意识形态概念之中。再次，在意识形态的研究对象方面，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学者们关注更多的是社会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对意识形态进行纯理论的思辨。最后，在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方面，意识形态的社会学研究坚持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注重整体、系统、全面地分析意识形态问题。当然，在意识形态研究的某些方面，知识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的观点也存在分歧。例如，在意识形态研究立场与价值取向方面，知识社会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主张避免任何主观的价值涉入，以中性态度看待意识形态问题；而批判社会学则明确主张意识形态研究的价值涉入。再如，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只重视知识的社会决定，忽视知识的社会影响，而批判社会学不仅重视知识的社会决定，而且重视知识的社会影响，将成为资本主义统治工具的知识统统视为意识形态。
四、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转向的启示
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文化学、符号学、社会学转向，对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首先，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转向，拓展了意识形态研究的视野，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过去我们多从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视角相对单一。当代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审视意识形态问题，认识到意识形态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而且体现于日常生活领域，从多维度分析意识形态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在坚持运用传统视角的同时，须拓展研究视角，重视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多样性，批判地借鉴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合理因素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应重视对意识形态的整体把握，因为实际的社会生活是综合性的、整体性的，作为对实际社会生活反映形式的意识形态也应是总体性的、综合性的，只有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总体分析中才能完整地把握意识形态。
其次，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转向，揭示了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某种联系。这启示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要联系现实，关注生活实践。当代西方学者意识形态研究的文化学、符号学、社会学转向，都将目光聚焦于日常生活，关注当下的社会实践，关注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及时对社会变化作出理论回应，以期意识形态研究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借鉴这一思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关注点，应由注重纯理论研究向关注理论与生活实践结合转向，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适应性、时代性和说服力；意识形态研究与建设，既要关注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关注宏观问题，也应关注微观的日常生活，要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日常生活，使其潜移默化地对大众发挥影响作用；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不能固守于已经得出的研究结论，应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生活出发，深化意识形态研究。
再次，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转向，阐释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符号及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这启示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注重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和大众的认同与接受。文化学视角的意识形态研究，揭示了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联系。社会学视角的意识形态研究表明，在当代，意识形态更多的是通过消费生活、娱乐等途径传播，使人们在无意识中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意识形态作用方式更具隐蔽性。符号学视角的意识形态研究，强调了符号(语言、话语等)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联系，阐释了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机理在于人们对符号与特定意义之间联系的“共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不断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和途径，尤其应注重发挥现代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应注重通过形式多样的符号，如行动、形象、语言、广告与文本等承载意识形态信息，以隐蔽的方式阐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发挥意识形态对大众的影响作用，避免生硬灌输导致的一些人的拒斥心理；应注重话语表达机制的优化和创新，善于把握话语时机和话语导向，采用新的话语形式，运用具有时代感、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话语，以生动活泼、朴实亲切、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意识形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当然，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转向，其研究方法和结论也存在不少明显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和建设应引以为戒。首先，当代西方学者从文化学、符号学、社会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存在意识形态泛化的倾向。从文化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的一些学者，将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甚至将文化看作是与经济并行的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的一些学者，将日常生活本身也看作意识形态。这样，意识形态就几乎变成了无所不包的东西。其次，注重意识形态形式，忽视意识形态内容，忽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政治性。从文化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有的偏重于学术独白和机械的文化概念阐释，存在形式主义的研究倾向，片面夸大文化作用，削弱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意识形态的符号学研究在强调意识形态语言形式、符号形式的同时，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忽视了“谁”在生产和运用、操控符号这一根本性问题；把意识形态仅仅归结为符号，弱化了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和阶级性，使得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阶级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再次，存在价值中立倾向。运用上述视角研究意识形态的一些西方学者，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出发研究意识形态，试图避开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在目前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的情况下，任何意识形态都是某一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反映和代表特定阶级的利益诉求，漠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试图以“中立”态度研究意识形态是不可取的，试图建立超越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的转向，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研究范式；拓展了意识形态研究视野，使意识形态研究由政治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和从总体上把握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思路。借鉴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的视角、范式和方法，有助于开辟我国意识形态研究和建设的新的理论空间和实践路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我们必须看到西方意识形态研究视角转向，所得出的结论中存在许多明显的不足，甚至是错误。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评析西方意识形态研究及其结论，坚持吸取其精华、去除其糟粕，以西方意识形态研究和建设经验为鉴戒，提升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和建设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化、大众化、现实化，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参考文献：
[1]［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2]［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吴玉军．符号、话语与国家认同[J].学术论坛，2010, [12].
[4]［苏］巴赫金全集[M].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6]贺照田．学术思想评论[M].第五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7]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Polity Press, 199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
(作者单位：范树成，河北师范大学；李海，石家庄经济学院）
来源:《教学与研究》2014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