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一个持续的“赶超”过程之后，特别是在中国年度国民 经济活动总量超过日本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便历史地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大超越”阶段。大超越需要以大转型为前提。大转型、大发展、大超越需要新载体。“新丝 绸之路”及其“经济带”等战略安排就是这类新载体之一。而处于新丝绸之路特定区位上的空港经济城便是中国经济大转型、大发展和最终实现大超越的“新支 点”。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寻求经济发展新模式，构造经济增长新载体，探索经济成长新支 点，实现中国经济大转型、大发展、大超越，已经历史地摆在了国人面前。西安西咸空港新城通过“功能整体构造，项目协同建设”，直接挺进第四代国际空港城， 实现城乡港社(城市、乡村、空港、社区)、产经商文(产业、经济、商务和文化)同时并举、快速高效发展，不仅成功地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丝绸之 路”战略要求，而且从一个侧面表明，以“新丝绸之路”为新载体、以类西咸空港新城的开发和建设为新支点，可能还是中国经济实现大转型、大发展并最终实现大 超越的必要选择和正确安排。

一、中国经济进入总量“大超越”的历史阶段

世界银行直属的全球统计比较项目（ICP）于2014年4月29日公布了一项于2011年完成的按PPP估算 的全球199个国家和地区GDP数据。其中，中国为13.5万亿美元，美国为15.5万亿美元，即2011年中国的GDP已相当于美国的87%。据此世行 报告认为，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从2011年到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将增长24%、美国将增长7.6%的估计，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于2014年底超过 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与世行过去曾经做出的相比，这个报告把中国年度经济活动总量超越美国的时间估计前移了6年。［1］

对世行报告所做这样一个“超越”的时间估计和预测，人们的看法多有不同。［2］ 熟知中国经济发展实绩的人大都客观地认为，世行报告所做上述估计和预测，实质是“捧杀”。这种“捧杀”不仅意在强使中国承担更多国际义务，而且意在借此干 扰甚至限制中国经济可能的和更大的发展。① 这就是说，此类“捧杀”与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本质如出一辙。

①在这方面《财经》杂志记者舒泰峰所著《中国大趋势3：中国拒绝捧杀》(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2011年版)一 书做过很好的诠释。科学的态度是冷静、客观地看待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既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年度经济活动总量仍将继续保持持续健康较快增长、 且越来越接近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现实，又要理性地看待和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很多方面还存在明显缺陷、还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以解 决。比方说，我国总体经济实力、国民财富总体水平和质量等等，都还存在众多缺陷和不足。再比方说，我国国民生活质量和生活理念以及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 力和影响力等等，也还仍然处于明显落后状态。这就是说，无论是从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文化、军事乃至国民素质等方面看，也无论是从当期流量角度还是从长期 存量角度看，与美国相比，我国还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并不像世行报告说的那样，到2014年底我国就会成为超过美国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即便是在年度国民经 济活动总量上实现了对美国的“超越”，真正实现更全面的超越，我国还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也正因如此，世行报告及其所依据的全球统计比较项目（ICP） 于2011年所做估计数据一经公布，便遭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质疑。大多数严肃的专家学者普遍认同的一点是，目前中国经济还未能实现对美国的超越，但是， 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中国经济社会就一定能够继续保持持续稳定健康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中国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就 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对美国的“超越”。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大超越”。它的实现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一旦实现，就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完成了第一步。根据英国当代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公元元年中国的GDP(按国际元计)曾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6.2%；公元1000年时约 占22.7%；随后一直处于20%以上水平并于1820年达到32.9%的最高点。此后开始出现持续下降，到1870年降至17.2%，1913年进一步 降至8.9%，1950年甚至降到了4.5%。［3］如果按1900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计，那么，在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上，我国“超 越”曾经占居世界第一达百年之久的美国，无论如何都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

回顾一下近30多年的发展实践，引人注目的“超越”主要发生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加入WTO之前，我国经济 发展的主轴是“追赶”，而不是“超越”。加入之后的前10年，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年均10.6%持续高增长，国民经济活动总量也因此迅速扩大，出现了一系 列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超越”：先是2001年对意大利的超越，成为世界第六；后是2005年对英法的超越，成为世界第四；再是2008年对德国的超越， 成为世界第三；接着是2010年第4季度对日本的超越，成为世界第二（日本曾于1968年超越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超越”便成为大家 公认的中国经济大发展、快发展实绩的代名词。不过，上述所有“超越”，都是一般性的“超越”，而非“大超越”。只有实现了对美国的“超越”，才是真正意义 上的“大超越”。

大致可以将中国对美国的超越过程分成前后衔接的三个或四个不同阶段：一是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的超越，二是年 度人均国民经济活动总量的超越，三是国民财富存量总量及其内在质量的超越。如果把考察的视阈放宽至社会文化素质等方面，则还可划分出一个以国民社会文化素 质等为主要标志的全面“大超越”阶段。

目前，人们普遍关心和直接关注的主要是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的“超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 教授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曾于2007年提出了一份涉及“超越”问题的研究报告。但遗憾的是，我们所见到的文本中没有中国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在哪一年超过美国的具体 说明，而是仅仅给出了“到2040年中国的市场规模将比美国、欧盟15国、印度和日本的之和还要大”的结论，指出了2040年中国的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 将从2000年占世界的11%上升至40%以上，达到123多万亿美元，美国所占比重则将从目前的22%降至14%（参见表1）。该报告认为，尽管到 2040年中美两国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出现了大颠倒，中国甚至成了那时的“超级富国”，但她却仍然“不能取代美国”［4］。

美国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曾修订其预测报告，认为中国将于2027年实现对美国的超越。这个修订后的预测，比其先前所做2035年 实现超越的预测提前了8年。［5］

表1福格尔预测 2040年各国家或地区GDP分布情况

地区或国家 人口 占全世界的 GDP（万亿 所占百分比

（单位：百万） 百分比 美元）（PPP）

美国 392 5 41.944 14

欧盟（EU 15） 376 4 15.040 5

印度 1，522 17 36.528 12

中国 1，455 17 123.675 40

日本 108 1 5.292 2

东南亚地区（SE6） 516 6 35.604 12

总计 4，369 50 258.083 85

世界其他地区 4，332 50 49.774 16

全世界 8，701 100 307.857 101

*注：GDP按2000年美元比价计，“总计”不等于100%是由于约数差异。美国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s）则于2010年1月20日做出了中国将于2020年实现对美国的超越的估计。［6］

我们曾在给定一系列假定前提条件下，做过一个中国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有可能在2022年超过美国的估计（参 见表2）。按同期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计算，到2022年底，中国的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将达到20.61万亿美元，美国为19.65万亿美元，超过美 国0.96万亿美元；此间中国的人均GDP是1.48万美元，美国是5.9万美元。中国的人均GDP超越美国的时间大约发生在2054年前后。届时，中国 人均GDP约为9.34万美元，美国约为9.25万美元，同期中国的年度经济活动总量将达到143万亿美元，美国为43万亿美元，是美国的3.3倍。

毫无疑问，即使到2054年前后我国人均GDP实现了对美国的超越，我国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超越，首先是年度人 均国民经济活动总量的超越，接着是国民财富存量及其质量的超越(包括拥有多少质量更好的城乡居民住房、更优质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更高的国民素质、更有 效的潜在可支配能力等等)。只有实现了这样两个方面的超越以后，中国对美国的超越才算是一次具有真正超越意义的“大超越”。目前，我国与美国相比，差距仍 然巨大，还需要继续经历一个持续健康和更好更快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和人均量以及国民财富累积存量实现对美国的超越以后，很可能还需要50年甚至100 年，即在对前述各个方面的不断改进完善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以社会文化素质为主要标志的超越之后，才能最终达到全面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有关中国超越美国的过高估计都是有失偏颇的。

表2中国GDP追赶和超越美国的时间及绝对值估算

(单位：万亿美元)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全国人口和GDP等有关数据，按如下三类不同假定前提条件分别计算得出上述预测值。

假定一：若2009～20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2021～2030年为7.5%，2031～2040 年为6.5%，2041年后为5.5%。美国GDP年均增长率，2020年前为3%，2021-2030年为2.5%，2031年后进一步降低为2%一直 稳定到中美两国人均GDP相等。假设人民币兑美元汇率2020年前年均升值3%，此后年份保持稳定。

假定二：若2035年后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等外币一次持续性贬值，假设人民币兑美元在2035～2040年年均贬值2%，尔后汇率保持稳定至2050年，然后又进入一下持续升值过程至2060年，年均升值2%，升值结束年再稳定至追赶和超越完成。其他条件同假定一相同。

假定三：中国目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06 ‰，2030年前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为3‰，之后进一步下降为2‰，美国上升并稳定在9 ‰上，其他条件同假定一和假定二相同。

二、“大超越”必须以“大转型”为前提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总量超越”的阶段和实践过程。中国经济发展能够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和过程，具有划时代意义。 如果不经历这样一个阶段，没有这样一个过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可设想的，中国梦的实现更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怎样才能实现对美国的“总量超越”？ 我的回答是：“总量大超越”的实现必须以“经济大转型”为前提。

这主要是因为，总量上实现对美国的超越，虽然不无机遇，但更多的是挑战。

1.来自国际方面的挑战

目前阶段，来自国际方面的挑战，主要是国际市场持续萎缩带来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出口持续高增长， 最高时达到过40%以上。然而，近年来却出现了持续下降，今年一季度更是出现了负增长。去年出口虽是正增长，但仅为6%。到今年年底我国出口能不能达到去 年的水平，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这种情况说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特别是外部需求已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

国际环境的其他方面，包括周边国家关系与争端，诸如钓鱼岛问题和越南发生打砸中资企业以及在西沙冲撞我渔船问题和钻井平台等等，均存在严峻挑战，更需要我们用实力和智慧去应对。

2.来自国内的挑战

当前，来自国内的挑战，主要是资源的结构性短缺、生态环境的约束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社会矛盾明显增加以及制度和体制机制弊端和缺陷仍然严重存在等带来的挑战。

这就要求我们对现行经济发展方式做出进一步反思：一是过去长期实行的拼资源、拼消耗、拼人力、拼投资、外延 型、粗放式发展与增长方式是不是已经全面走至尽头？必须明确，即便不考虑人均收入内在质量和结构性差距，仅就人均GDP达到7000多美元来说，我国也还 仍然属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实现更大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还会有一个资源大量消耗、投资必须保持较高增长、“外延”型拓展(当然要以 更有效为前提)同样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但是，要清醒地看到，过去那种过度依赖拼资源、拼消耗、拼人力的传统的粗放的外延型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为实 现更大更好的后续发展和增长，必须转向低消耗、高效率、高质量、高附加、集约型、内涵式发展和增长。西咸空港新城建设过程中，采取七大功能区整体构造、各 类项目协同建设的方针，新起点、大布局、高质量，建百年优质工程，树当代新城形象，做到了既有必要的“外延式”发展与建设，又全面坚持把扩大投资以及外延 式发展与建设确实建立在低消耗、高技术、高质量、高附加、集约化基础之上。

二是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已经出现持续下降，能不能在技术替代上做更大文章、实现更多替代？我国劳动成本已 经由原来的月人均400~800元发展到现在的2000~3000多元甚至更高了。与此相反，我国投资的边际产出率却出现了持续性下降。随着投资的边际产 出率的持续下降，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必然随之出现下降。与此相适应，综合要素生产率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经济增长率也必然随之出现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要 继续保持和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必须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出发，既充分肯定和正确把握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又要深刻认识和 科学把握技术创新需要更多资金的支持。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在国策上积极鼓励和着力推进技术对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又要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并用人力资本投资带动 物质资本投入，做到在上述两个方面互动过程中实现技术对资本和劳动的有效适度替代。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上述替代过程实际上很难实现。 这主要是因为实现替代的过程遇到了来自体制机制、政策及其落实以及思想认识等方方面面的障碍。传统的“设租”、“寻租”行为是其中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不 作为”甚至“尸位素餐”行为是另一种表现形式，浮躁、浮夸、做表面文章、搞面子工程是替代扭曲的重要表现，追求名利甚至道德失范则是妨碍替代实现的深层原 因。

3.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经济“大转型”

如前所述，由于各种原因，众多原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制度“红利”、体制机制“红利”以及市场“红利”，至今 远未得到应有释放和兑现。其中，以既得利益为主要根基的“利益固化的藩篱”是阻碍甚至扭曲各种改革“红利”释放与兑现的首要阻障。因为，任何体制机制的进 一步调整和变革，都必然或多或少触动甚至改变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深化改革，并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与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相适应 的体制机制，推动产业及其组织方式、企业管理及其运营方式的转型，带动产业和企业技术的升级和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等等，就成了一个充满挑战、迫切需要 推进和深化的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大发展”、“大超越”难于实现，甚至还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在这方面，阿根廷的教训值得汲取。早在 20世纪初，阿根廷就已经是全球人均收入前10位国家，1913年其人均收入曾达到3797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一半，高于德国和法 国、更高于日本同期达到的水平。到20世纪末，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曾达到8000多美元。但是，由于阿根廷制度和体制机制不健康、国内宏观调控和收入分配政 策失当等等，终于于1998年暴发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不仅致使阿根廷经济持续衰退(到2001年其人均收入几乎回到上个世纪初的人均3700多美元的水 平)，而且致使阿根廷国民倍受危机的磨难。［7］ 阿根廷经济的真正回升发生在中国大量进口其大豆等农产品之后。经过近十年的改革和发展，目前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才恢复到8000美元以上，算是大体走出“中 等收入陷阱”。当前我国人均收入7000多美元，恰处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期。我们要认真总结和汲取阿根廷教训，进一步大力度深化改革，以“冲破 利益固化的藩篱”［8］为主攻方向，以推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为工作重点，积极推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更大发展，最终实现更大超越。

第一，要大力度推进和实现我国生产方式的大转型。要努力使我国经济发展和增长从外延、粗放、高污染高消耗型的 生产方式，尽早全面转向内涵、集约、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实事求是地说，提出此类转换任务虽然已经多年，但真正实现此类转换还存在相当大的差 距，面临相当多的困难。

第二，要大力度推进和实现我国产业组织体制机制的大更新。传统的分散、孤立、单一和多有重复的产业组织方式，必须被集中、集聚、集群、协同、高效的组织方式所代替。要借鉴西咸空港新城的开发模式，制度先行、机制创新、整体设计、项目协同、城乡一体、协调发展。

第三，要大力度推进和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产业技术的大升级。要通过传统产业与现代技术的有机结合、社 会化生产与生产性服务的内在统一，大力度推进和全面实现产业结构大调整和产业技术的大升级。要充分认识生产性服务业是直接推动生产技术改进、高新技术孵化 和科学技术集约化发展的新兴产业，践行力推，促其更快更好更大发展。

第四，要大力度推进和实现不同产权分立的经济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大转变。混合所有制经济，首先表现为产权的混 合，同时还表现为经营权的混合，也表现为支配权和决策权的混合，更表现为支配权和收益权的混合。如果盲目地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鼓励国有经济吃掉 民营经济或者相反，那就大错特错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根本目的是资源更加有效的优化配置。在现代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内，起支配作用的是权力的平等与组织 的协调、经营的合作与利益的共赢，而非单纯的占有、单纯的支配与被支配甚至赤裸裸的剥削。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说：“权力不是来自‘生产资料’的 占有，而是‘组织手段’的控制。”［9］任何离开了这一基本点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都不符合我国国情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因此，都是不能成功甚至 原本就是不可行的。要着力于发展现代的有助于不同产权、不同理念、不同个人目标追求形成合力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大力度推进传统的以产权分立为基础的经济 关系向现代的具有利益共同体特征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转换。此类转换的实现过程，本质上就是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大转型、大发展和最终实现大超越的过程。

三、“大转型”需要以“新丝绸之路”为载体

经济结构大转型，经济发展方式大转变，需要众多载体和条件，“新丝绸之路”便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和条件。

“新丝绸之路”概念是由国际道路联盟于1999年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从中国东部的连云港开始，经陇海、兰新 铁路，沿“古丝绸之路”向西延伸，即可形成一条全长15000多公里的贯通中亚、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陆路贸易通道。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货物可以由此经哈萨 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运往波兰、德国、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等欧洲国家。［10］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 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政策”、“道路”、 “贸易”、“货币”、“民心”五通的战略构想，“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构建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连接欧亚、辐射40多 个国家、覆盖30多亿人口的地域辽阔、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的国际经济合作带。［11］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 讲，首次提出中国同东盟国家要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2］至此，一个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组成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框架”基本形成。去年11月和今年3月，这个战略框架正式分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加快同周 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它标志着“新丝绸之路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 略。

今年5月下旬，习近平出席上海亚信峰会期间又三次论及、谈及、讨论和阐述到“新丝绸之路”战略，得到与会大多数成员国的高度认同。［13］这种认同则标志着“新丝绸之路”已经从国家战略层面上升至国际发展层面，成为相关国家间国际安全与合作的战略性安排。

这样一项战略性安排意义尤为深远。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资源的短缺和不足，不仅土地和水资 源短缺和不足，尤其是矿产资源和原材料资源短缺和不足。我国目前有200多种工业产品持续稳居世界第一，堪称制造加工工业大国，但国内自有原材料等资源供 给严重不足，必须依靠进口。在这种情况下，“走出去”当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外的那些“中国威胁论”者曾就此大造舆论，甚至不惜谎称中国的“走出 去”战略或有“新殖民主义”之嫌，试图以此限制中国企业“走出去”平等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现平等发展。其用心险恶，一目了然。其实，中国作为经济大国，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是以合作共赢为基本出发点的。中国不侵略他国，更不会干预他国的内政外交，也不会谋求任何非市场性 收益。我国的“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核心是充分利用和发掘当地资源优势，促其与我国企业经济技术优势互补，友善交往，合作共赢。“新丝绸之路”及其 “经济带”就是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重要载体。

四、实现“大转型”、“大超越”的新支点

“新丝绸之路”是一个由陆路、海上、空中三条“丝路”组成的立体化的“新丝路”，具有明显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 略安排特征。其中，“空中丝绸之路”更是一条“新丝路”。“空中丝绸之路”与其他两条“丝绸之路”相比，特点鲜明、优势突出，包括物流速度快、附加价值 高、经济辐射面宽、市场幅射力强等，因此，只有在有了“空中丝绸之路”之后，“新丝绸之路”及其“经济带”才更完整和更具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意义。

在“新丝绸之路”发展与建设过程中，西安市西咸空港新城及其建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示范。从全国角度 看，西咸空港新城以及类似西咸空港新城的其他空港经济区的开发与建设，不仅开启了“空中新丝绸之路”建设的新范式，而且创造了通过“新丝绸之路”这个重要 载体，实现我国经济大转型、大发展和最终实现“大超越”的新支点。

这里，我们提出“类西咸空港新城”概念，主要是为了表明全国现有的70多个空港经济区、空港工业园，实际上均 带有“西咸空港新城”特征或趋于这种开发建设模式。70多个处于“新丝绸之路”特定区位上的空港经济城、空港经济区、空港工业园，实际上就是通过“空中丝 绸之路”建设和发展、实现中国经济大转型、大发展和最终实现大超越的70多个新支点和“新丝绸之路”及其“经济带”大发展的新亮点。

第一，类西咸空港新城的崛起和发展，有助于弥补陆路“丝绸之路”的不足。陆路运输，包括铁路和公路，虽然具有过货量大、速度比海运高的特点和优点，但相对于空运，其运输速度仍然偏慢。

第二，类西咸空港新城的崛起和发展，有助于拓宽“海上丝绸之路”。海上运输虽然可以做到体积更大、数量更多、 质量更重，具有大宗货物运输优势。但是，比起陆路运输来，其速度更慢。陆路运输可以用天计，海上运输则必须用月计，只有空中运输能够用时计。因此，空运是 唯一能够满足现代科技产品的生产加工和市场营销需求的物流方式。

第三，类西咸空港新城的崛起和发展，有助于强化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产业支撑和社会支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 作为空港城，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空港运输和物流集散地，也不再是一个一般性空港经济区或工业园(如北京顺义天竺空港工业区)，而是一个城市，是一个机场与社 会、机场与产业、机场与经济、机场与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结合、集群化、一体化和立体化的新的空港经济发展范式。因此，它的崛起和发展必然有助于推进、带动与 强化“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产业成长和社会文化发展，并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产业支撑和社会支持。

第四，类西咸空港新城的崛起和发展，有助于推进中国经济的大转型、大发展。西咸空港新城建设重点强调发展七大 产业基地，包括半导体（LED）产业基地、高新技术孵化和产业发展基地、航空运输与物流基地、高端服务业发展基地、西部飞机维修基地、国际文化及其产品交 易基地和临空现代农业创新基地等经济发展区和居民配套生活区。这既是一个与西安作为中国千年古都、传统文化和历史积淀深厚高度相关的战略安排，又是一个与 内陆空港辐射带动作用发挥高度相关的明智选择，还是实现空港、经济、社会、文化、城市与农村的现代立体化发展的科学安排。如果全国70多个空港或空港经济 区都能类西咸空港新城那样建设、崛起和发展，那么，它们对于中国经济“大转型”及其在“大转型”中实现大发展，在大发展中实现“大超越”具有新的支点意 义。

五、“新支点”建设要走专业化

规模化、集群化发展道路到目前为止，被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正式命名的空港城市仅有两个：一个是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一个是西安西咸新区空港新城暨西安国家航空城实验区。在全国范围内，未被赋予“空港城”之名，但实际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空港经济区、空港经济 开发区则有70多个，表明我国空港经济发展引力和潜力巨大。

郑州空港经济区和西咸空港新城，作为两个国家级空港经济实验区，共同特点是以航空运输与经济社会同步综合发展 为基点，以探索开发建设新型空港城，辐射和带动本地与周边经济发展，构建推进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新支点。与地处中原的郑州空港经济区相比，西咸空港新城 地处西部且起步建设虽然较晚，但后发优势明显。西咸空港新城实行统筹协调综合开发，“构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枢纽，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支点，建设成为 丝绸之路航空枢纽和内陆空港城市示范区”的功能特色突出。总结和推广现有空港新城建设和发展的经验，让更多的航空港、航空港经济区、航空港经济开发区成为 “新丝绸之路”建设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新支点”，并由此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大转型、大发展，实现“大超越”，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泛空港经济向空港都市经济跨越发展的新套路。西咸空港新城管委会主任王学东博士把全 球空港经济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代，很有启发性。根据他的划分：第一代空港经济是纯粹的机场经济，运人、运物是其主体业务和经济内涵；第二代空港经济是机 场+配套产业经济，重视实现运人、运物与相关配套产业的结合；第三代空港经济是机场+经济区，开始探索运人、运物与物流、经济流和产业配套深化发展的结 合；第四代空港经济是航空大都市，注重机场与配套产业、机场与经济区、机场与社会文化溶为一体、内在有机结合，而不再把空港作为一个从属于机场的单纯经济 区，更不是把它作为附加给机场的新“城区”。空港城与机场运营和发展一体化，空港城产业发展与机场发展内在融合、空港城社会文化建设与机场人流物流互联互 动、用空港城特色鲜明的成长点带动空港经济社会大发展，形成空港“大都会”，是把空港经济提升为空港都市经济的认识论核心与原动力。在中国经济大转型、大 发展过程中，通过着力推进空港经济城的发展与建设，并将其作为实现大超越的新支点，既是区域经济和空港经济融合发展在认识论上的一次新概括和新跨越，更是 区域经济和空港经济融合发展在实践论上的一次新思路和新探索，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第二，要研究和探索类西咸空港新城建设和产业发展的专业化、规模化、集群化。众所周知，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 初期阶段，确曾有过一个同质化、同构化的平面发展与粗放扩张过程。这是与各地既缺钱又缺技术、还缺市场和竞争这样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现在，我国经 济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发展阶段，钱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那么紧缺了，市场和竞争虽然还不够充分，但也不像过去那样那么严重残缺不全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 国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国的科学技术创新还很不够，还远未建成创新型国家，我国国民的心力与专功也迫切需要有一个更大提升，我 国的产业尤其需要进一步集聚和集中、深化和配套、转型和升级。其中，我国产业发展和各项服务功能体系的建设及其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群化发展水平尤显欠缺和 不足。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分工和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群化是生产效率提升、技术改进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同质化、同 构化带来的只能平面扩张、低水平重复和拼盘型、摊大饼式粗放发展，不会形成较大的市场，也不会带来较高的市场竞争力，更不会激活更高的经济发展力。在这方 面，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曾有过精彩的描述。在这本书中，他以自己见过的一家制针小厂为例，着重分析和阐释了分工与专业化对 于生产力提升的重要意义。［14］既然简单的劳动分工都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那么，一个产业、一个社区、一个城市等等，如果能够突出强调和实施专业化，其 生产力会产生多大程度的提升，当是不难想象的。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不仅用简约的文字重述了斯密的这段故事，并借古人之语高度评价专业化为 “文明的原动力”。［15］虽然他的这种评价充满了夸张，但分工和专业化确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现代经济社会的文明。

西咸空港新城的开发突出以高科技、高附加价值为核心的七大产业建设，强调重点发展半导体及与其高度相关的节能 新技术新产业，试图引导全球半导体制造商以及相关产品生产商来西咸专业化生产与流通，就是一种专业化、规模化、集群化的产业选择和政策安排。如果其他符合 本地经济、自然和文化资源禀赋要求的产业都做如是选择和安排，那么，不仅空港经济区获得更新更大发展，而且空港经济区还会进一步升级为空港经济城、空港大 都会，并最终形成一个主导产业突出、专业化特征明显的产业开发、经济协作、技术创新、生产加工、信息物流、科研发展以及社会文化内在紧密联系的规模化、集 群化的新型经济社会发展联合体。显而易见，由这样一个新型经济社会发展联合体即类现代空港经济城担当“新丝绸之路”建设的新支点，一定会更加有力地促进我 国经济大转型、大发展和最终实现大超越。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迫切需要“大转型”、“大升级”、“大超越”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既面临难得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甚至威胁。把建设和拓展陆路、海上和空中三线并举的“新丝绸之路”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大转型、 大发展、大超越的新载体，把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类西咸空港新城建设和发展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大转型、大发展、大超越的新支点，是一个既有助于练好内功又能够保 证更好“走出去”的重要战略选择。

［参考文献］

［1］ 代颖.世行：中国今年可能超过美国成全球最大经济体［EB/OL］.腾讯财经,2014-4-30.

［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宏观趋势跟踪［R］.2014,(34).

［3］［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 施发启（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表B-20.

［4］李彦松（译）.罗伯特?W?福格尔.2040年中国经济规模预测［N］.中国证券 报,2007-7-18 (A31)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宏观趋势跟踪.2007.52.诺奖得主福格尔.2040年中、印、美、欧、日经济预 测.

［5］高盛预测.2027年中国大陆GDP将超美国［EB/OL］.http://www.news315.com.cn/hxjrw/2008/0401/164309.html.

［6］普华永道.中国大陆或最早于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EB/OL］.http://www.cs.com.cn/xwzx/04/201001/t20100121_2325172. htm.

［7］阿根廷债务危机［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8］卢丽涛.习近平广东调研：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N］.第一财经日报，2012－12－12.

［9］［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译本［M］.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3.110.

［10］新丝绸之路［EB/OL］.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11］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9-8.

［12］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的演讲: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3-10-4.

［13］2014-05-20人民日报相关报道［N］.

［14］［英］亚当?斯密.国富论.杨敬年（译）［M］.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8～9.

［15］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译本［M］.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3.97.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