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我国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就不可谓不大。但是必须看到，实现一个更加长期的平稳较快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仍然面临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难题和挑战，包括国民文化水平和素质提高问题、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技术创新能力及其水平问题、社会管理及其自我调节问题、经济社会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体制机制问题、政府进行宏观管理与调控的水平和质量问题以及我国参与和驾驶国际事务能力问题，等等。显然，不可设想，在我国国民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还普遍较低、经济社会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体制机制还未全面建立、政府与市场有机组合和有效整合内外资源的体制机制也未形成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能够继续保持长期稳定较快发展并顺利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强国。总之，越是向前看，越是从大国战略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就越是感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越多、挑战越大：生产力水平及其科技含量总体上还不高，国民文化素质还普遍较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仍然很不平衡，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同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日趋突出，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广泛存在，如此等等。为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和国际竞争力，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必须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这就是说，在上述背景下，集中力量抓紧对我国的大国发展战略及其实施要点进行深入分析的阐释，揭示存在的不足并加以纠正和修补，总结成功之道以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发现失败之由以进一步总结和汲取教训，进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我国大国发展战略及其实现路径，已经历史地提到了我们的工作日程、摆在了全国人民的实践面前。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和探索诸如人的进一步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教育进一步加大问题、自主创新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引进与消化问题、保增长保就业改善国民福利与低碳经济发展问题、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问题、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条件下我国和平崛起面临的他国挑战问题等等，均迫切需要我们抓紧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提出更为深刻和行之有效的对策建议。
一、要围绕提升我国经济技术创新力和形成全球经济技术领导力，深化经济技术创新及其路径的研究
着力提升我国经济技术创新力，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巨大挑战的迫切要求。特别是在我国成为世界性经济大国以后，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面临的挑战必然日趋突出，对经济技术创新力的要求必然更为迫切。虽然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中，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不断加大的，但必须看到，未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也必将是我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一条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如何在顺利实现新的绿色革命的同时实现国民财富的大幅度增加和国民生活质量与福祉的大幅度改善，就成了一件具有重要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大幅度提升我国经济技术创新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必然成为我国大国战略的一个核心内容和重要支点。
研究表明，未来10年，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主要矛盾仍将是高储蓄率下的产能持续增长与内需相对不足、国民福祉改善相对滞后的矛盾。过去那种通过外需补充内需的思路和实践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必须尽早寻求新的出路。在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和大背景下，一个较为现实和可行的选择就是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革命、实现科学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走出一条通过对现有产业进行一次全新改造，探索一种或多种能够与碳减排有机结合的产业更快发展、产能有效扩张、储蓄有效消化、国内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新型发展道路。这既是我国经济实现长期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我国在全球碳减排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必然要求。
在现阶段，进一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革命，是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助推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环境有效改善的客观需要。当前，世界各国已经开始将发展的目光聚焦于气候变化、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的研究、开发与使用。特别是发达国家力推的环保运动开始上升为“环保主义”大背景下，作为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大国，我国必然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揣度甚至挑战。能否在环保、节能减排等问题上做出成就，不仅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更是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应对国际事务能力面临的巨大挑战。有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整体生产能力所占用的资本量大约是同期GDP的2?5倍。如果其中一半产能可以通过更新改造、转型换代变得更加“绿色”和更加有效，就意味着我国将面临一个相当于同期GDP的1?25倍的技术改进投资规模。如果这样一场经济转型和绿色革命的过程持续10年，则意味着我国平均每年至少要对同期GDP的 10%的产能进行一次以绿色化为目标的更新改造。这种更新改造和产能绿色化无疑会在较大程度上替代外部市场需求，在实现产业技术能力提升的同时改善我国国内需求结构，进而更好地解决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并由此实现我国内外需求相对平衡。
达到上述目标的前提是，我国必须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着力解决来自微观层面的挑战，又要着力解决来自宏观层面的挑战。因为，在发展中寻求节能减排、走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不仅需要优化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能源结构，而且需要大量使用节能技术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微观层面上，我们不仅首先要搞清楚节能减排对企业成本的影响及其在技术上提出的最新要求，还要搞清楚节能减排对城乡居民生活与习惯的影响及其在技术上提出的特别要求。在宏观层面上，我们则必须首先搞清楚哪种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是有助于促进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的，哪种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是无助于促进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的，还要切实搞清楚国家参与和应对全球气候谈判以及签订各类协约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应有的策略。实践证明，上述几个层面均要求先进技术的支持。而要实现有效的和先进的技术支持，基础是建立创新型国家，关键是进一步发展教育和提升全民文化素质，核心是提升国民经济技术创新力，最终目标则是形成我国的全球经济技术创新领导力。
一要围绕碳减排所需经济技术开展调查研究。可以通过对我国“十一五”期间及此前企业在节能减排成效、成本和技术变革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展开调研，揭示我国企业节能减排的成本曲线及其技术改造路线，探讨企业如何能够从主要依靠数量扩张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提高、从粗放型增长转向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论证和揭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的不同企业在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革命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经验和规律。
二要围绕我国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及其机制抓紧开展调查研究。重点是分析和阐述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及其政策选择效果，核心是借鉴国际GTAP模型分析和阐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模型(CGE)，研究和阐明在我国开征碳排放税、能源税以及国内和国际碳排放交易的必要性、现实性及其政策，从而论证和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对我国经济、贸易的影响以及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对消费、投资、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提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及节能减排的政策建议。
三要围绕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革命的技术支撑系统和经济技术创新力开展调查与研究。要着重分析和阐明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是教育，重点是国民素质教育和全民创新力的提升，方法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总结和探索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教育的成功经验及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分析和阐明提升国家经济技术创新力特别是提升国家经济技术原始创新力的体制机制，从而逐步形成我国的全球经济技术创新领导力，为使我国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实现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新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超越提供强大国民文化素质、创新型人才和人力资本支持。
二、要围绕提升内外需求协调力和国民经济国际竞争力，探索内外需求协调的体制机制选择与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上实行的是面向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且行之有效的开放战略，并由此达到了有效利用发达国家资金与技术和发展中国家市场、提升我国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加快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建设从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较快发展的目的。2008年发生的那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抑制作用。严峻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从国家经济长期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深入探索和提出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和策略，从而有效提升我国内外需求的协调能力和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一要总结开放经验，实施对外大开放战略。要着力研究和阐明如何从主要面向发达国家的开放转而面向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并举的全面开放战略。首先是分析和阐明如何处理好我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和欧盟成员国间的经贸关系，分析和阐明如何充分利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及其资源进而实现双赢和多赢的思路，探索和说明有助于提升内外需求协调力和促进内外需求有机结合和相互推进的体制机制。其次是总结开放条件下我国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解决好如何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和促进已经开办的经济特区、开发区先行先试先发展等问题，重点是解决好已设立的经济特区、开发区如何“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按照国家发展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等问题，特别是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如何更加“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在扩大开放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等问题，创造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在新时期、新阶段实现新发展的新优势，形成促进和带动内外需求相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体制机制。
二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全面推进内外需求协调发展。“走出去”的早期形态是对外贸易、市场营销。虽然到目前为止，这种形态的“走出去”仍具有重要意义，但已经开始让位于新的“走出去”形态。大量企业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在海外开工设厂等方式实践企业“走出去”战略，且“走出去”的重点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目标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条件下，这种“走出去”形态将使我国企业在技术、管理和生产经营成本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加上我国有充裕的外汇储备基础，新的我国企业的“走出去”形态及其竞争优势将越来越明显。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设厂、开办矿山等等，既有助于我国企业及时获得国外资源供给和市场支撑，又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抵御全球经济波动风险的能力。就现状而言，我国多数企业把东南亚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走出去”的投资目标，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和比较劳动生产率原则。总结此间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探索其发展规律，对于指导我国企业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我国内外需求协调力和国民经济国际竞争力，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重大实践价值，需要我们认真做好。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社会出现了不少害怕甚至抵制我国经济更快发展的言论和思潮。近期泛起的所谓“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这种思潮的典型表现。这种情况表明，深入分析、研究和探索新时期、新阶段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有效实践好“走出去”战略，其意义重要而意义深远，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当前，我们既要重视、鼓励和促进国有企业“走出去”，更要重视、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要深入研究和探讨通过鼓励我国更多企业甚至个人“走出去”，同时要更好地促进内外需求的协调，更有力地提升内外需求协调力和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以此来有效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
三要认真总结、分析和阐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可持续性问题。这是一个直接涉及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长期发展战略和策略的大问题。目前，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国外贸出口中的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已经很大。在这种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能否继续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产生持续的溢出效应，能否持续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面临的新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适应期结束以后，外资并购行为频发、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逐渐显现的情况下，此类问题更显得重要而紧迫。因此，深入分析和研究影响和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论证和阐明“外资企业的示范效应(或内资企业的学习效应)”、“内外资企业的竞争效应”、内外资企业“人员流动效应”以及“产业内企业关联效应”等问题，探讨和揭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及其可持续机理，必然会成为我国从经济大国转向经济强国过程中必须抓紧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不仅需要我们首先把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区分为“积聚性溢出效应”和“效率性溢出效应”，而且需要我们把企业的行业分布特征(如高低端行业)、集中度以及企业的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等问题都纳入分析框架，从而进一步阐明它们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可持续性的影响。
三、要围绕形成和提升国家财富管理与掌控力、驾驭国际事务领导力，探索国家财富管理的战略与策略
传统经济学认为，国家不需要拥有财富，政府的财力来自于企业和国民，只要企业和国民拥有财富，政府就拥有必要的代理国家职能的财力。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先后爆发后，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凡是政府不拥有财富或财力不足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遭到的危机冲击也往往最严重，而这类国家摆脱危机、实现国民经济恢复的过程也最艰辛。最近发生的希腊主权财富降级及其债务危机以及英国等欧洲国家面临同样压力的现实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主权政府需要拥有和控制一定数量的国家财富。香港回归祖国后从容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实现特区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关键的一条就是特区政府拥有一定的财富和财富支配力。同样，正是由于持有大量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拥有较多国家财富和财富支配力，我国政府才有能力在选择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顺利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实现国民经济长达30多年的持续健康较快发展。
但现在的问题是，虽然政府需要拥有国家财富，但其拥有财富有无边界，如果有，其边界在哪里?如何对政府掌握的国家财富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怎样提升政府的国家财富管理与掌控能力并通过科学管理来实现国民财富的较快增长和国民生活质量及其福祉的更大程度的改善?经济发展的现实不仅对传统公共财政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和修正要求，而且对我国政府的国家财富管理理念和实践提出了严峻挑战和更新的修正要求，特别是在实体经济迅速增长、虚拟经济急剧扩大、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开展这项研究，大幅度提升我国国家财富管理能力和驾驭国际事务能力，形成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国家财富管理的战略和策略，并由此成功构造我国驾驭国际事务的领导力，已经迫在眉睫。
一是国家财富的科学内涵及其边界的确定。这里的所谓国家财富，不仅包括国家外汇储备、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而且包括国家财政收入、各类国民资产以及国有企业和国土、矿产等自然资源。国家财富管理的水平和质量直接关系国家利益、发展模式、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国计民生。研究“国家财富管理的战略和策略”，首要和关键的一条就是要科学区分和确定国家财富的范围和政府管控的边界，并由此实现对国家财富的科学有效管理，包括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最优税率和税额、最优国债规模和赤字水平、国有土地的合理有序开发与有效利用及其与居民住房改善要求的协调、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占全社会企业的比重及其适度规模、国有资产收益的收缴及其分配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的注入与管理、国家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决策与经营管理、外汇储备的规模与结构、我国政府持有外国政府债券的规模、结构与收益，等等。
二是国家外汇规模及其管理模式与机制的揭示。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清楚地告诉我们，与黄金(或白银)不挂钩的任何一种主权货币，其国际储备货币功能都必然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是带有欺骗性的。美元亦同样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定的外汇储备，就不能适应国际贸易和应对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但是，过多的外汇储备，必然给本国经济发展带来无法自控的外部风险。因此，在黄金非货币化的现代社会里，一个经济强国所追求的不应是拥有更多的外汇储备，而是拥有更多的能够被作为国际结算手段的主权货币和实际国民财富。虽然从人均角度和国民文化素质角度看我国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但是，为了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科学认识和处理国家外汇储备的规模、管理方式、运营体制机制、外汇储备资产分类及其地区分布策略、外汇储备资产使用及其效率评价与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结构及战略性资产安排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分析和阐述，必须考虑国际关系，必须将其与开放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必须由此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财富管理战略以及有效提升我国国家财富的管理、控制和促其扩大的能力。
三是人民币国际化和我国成功驾驭国际事务能力与领导力的研究。我们必须从经济全球化高度进一步探索国家长期发展的大目标和大战略，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们要从大国战略的角度和高度，进一步拓展对外关系，积极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路径、新机制、新条件、新基础和新机理。要积极利用我国已经成长为世界重要工业大国和国际贸易大国、“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支撑元素这个现实，大力推进“货币互换”，抓紧实现从边境小额贸易结算和人民币跨境结算向更大范围人民币结算关系的转变，要尽快使人民币成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往来关系中的另一种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并由此大幅度提升我国驾驭国际事务的能力及其领导力。在这些方面，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才刚刚起步，必须抓紧推进。
四、要围绕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感召力和领导力，深化包括文化体制在内的经济社会体制深层改革与发展的研究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精神力量，更是我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和良好国民素质条件。广义文化是国民受教育水平、国民文化修养和素质、国民文明程度及国民精神追求与国家凝聚力在内的一个大概念。培养和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核心也在于此。如果仅仅从狭义角度看待和处理文化及其发展问题，虽然不无积极意义，但一定不能适应我国大国发展需要，从而不能使文化担当起促进和推动我国从经济大国顺利走向经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历史重任。
鸦片战争前，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唐王朝开始直到19世纪初，长达千余年，我国不仅一直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且一直是一个文化大国，并且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由文化大国支撑的经济强国。但是，正如有专家分析指出的，进入19世纪后，由于我国文化的封闭性和制度的落后性，我国国民经济也开始迅速走向没落。以至原本一个十分富足强大的东方大国，竟经不住西方列强区区一点儿“鸦片”的攻击而迅速倒下，并逐渐成为“东亚病夫”和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历史能够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除了基本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外，一旦人们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并成为某种社会风气，一旦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脱离民族之魂这一基本并出现严重扭曲，那么，其他一切，包括技术上的创新、学术上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包括人们的是非观、正误观、真假观、美丑观、善恶观等等，均会以“病态”的方式演变、甚至在“恶化”中走向“反面”。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即便再大，也不会真强，反而还会不可扼制地转向贫弱。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曾经有过的历史记录，其教训不可不认真汲取。
这就是说，经济大国只有与文化大国同时并举、共同发展，才能健康和顺利地成长为经济强国。这就要求我们从大国发展战略的高度，进一步深入开展文化软实力的研究。要从教育入手，特别是要从娃娃的教育抓起。要以全民文化知识普及教育和道德观念教育为基础，以国民国家意识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为重点，以高端专门教育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龙头，以深化包括文化体制在内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为保证，大力发掘、发扬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认真总结、弘扬和推广现代先进文化，积极借鉴、提炼和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通过广泛而深入、系统而全面、普遍而持久地开展文明礼貌教育、道德修养教育、爱国卫生教育、国民文化素质教育、国家意识教育、大国理念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等等，持续和大幅度地提升我国广义文化的软实力及其对内对外的影响力、感召力和领导力，以此来有力支撑我国经济从世界性大国顺利走向世界性强国。
除了以上提及的4个方面迫切需要从经济学角度展开深入调查与研究外，我国参介入国际事务和协调与驾驭国际关系能力及其领导力问题、我国国土安全和国防安全及其能力水平等等，同样需要作为大国战略研究的重要方面和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与研究。
总之，在源自美国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旧的国际分工与货币体系以及世界市场竞争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必须进行新的调整与重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必然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因此，从大国战略的高度全面审视我国已经制订和正在实施的国家中长期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科学分析、论证和阐明涉及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大趋势和大战略，并由此阐明支撑我国经济大发展的新的理论观点和思路，得出促进我国经济实现更大发展的新的逻辑结论和政策建议，对于加速推进我国从经济大国顺利转向经济强国、国民福祉的进一步提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等，均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需要各界、各方面的积极参与和深入系统的研究。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