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要真刀真枪推进改革，为今后几年改革开好头。
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增大，同时面临结构调整的难题，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正因为问题艰巨，才更需要把改革的任务做实。在此过程中，改革也需要群策群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历史性文件中，有来自各方的书面意见和建议，其中就包括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的内部重大课题成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建议》。近期，CF40“山东论坛”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重点领域”内部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来自人民银行、山东省政府、证监会、外管局、上海金融办等政府部门，国研中心、财科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术机构，国开行、中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参与了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现阶段可以大体维持中央、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划分，继续发挥地方改革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目前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应该重点着眼于寻找新的机遇，扩大开放，提高标准，以开放促改革。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偏低，而“沪港通”则为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提供了试验田。依照现有的国情，我国在养老保障体制上很难实现财务平衡，因此需要推动养老保障的待遇标准从受益基准制转向供款基准制。在医疗体制方面，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扩大市场准入，同时发挥商业保险的功能。
构建鼓励地方改革创新的中央地方关系
“沪港通”：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试验田
目前，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程度偏低，造成我国金融市场相对封闭，不利于金融机构摆脱惰性，影响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正在筹备中的“沪港通”，不但是了解境内、境外资本流动的一个绝佳观察口，也可以作为稳定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一个试验田。资本市场对信息的反应最为敏感，能够最先反映出投资者信心的变化，“沪港通”的资金走向基本代表境内外基金的配置倾向，因此可以成为跟踪资本跨境流动的重要指引，也是理解境内、境外资本流动的观察口。与二级市场相关的跨境资金流动只是资本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沪港通”的初期规模不是很大，而且确定是以券商通道投向股市，所以对汇率的影响有限，因此不会失控。
推动养老保障的待遇标准从受益基准制转向供款基准制
当前庞大的养老金缺口既可能对未来的财政可持续构成严峻挑战，又深度影响当前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根据初步测算，现行职工养老保险体系近期会出现大量资金缺口，其后不断攀升，考虑已有的资金积累并维持现有占GDP0.5%的力度的财政补贴，到2050年累计的资金缺口将占当年GDP的42%。
目前养老保障制度碎片化严重，可携带性不足。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存在分人群、分区域式的制度碎片化现象，这既无法满足公平和效率的要求，也阻碍了人们的择业自由，不利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和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因此，现在需要建立的是跨地区的养老金可携带政策，只要养老金可以跨地区携带，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并不特别迫切。中央应该鼓励不同的地方根据自己的特色，选择不同的政策，然后中央在跨地区可携带性方面推出一些协调性政策，既保证劳动力的流动，又给地方一个创新的空间。
当前，需要推动养老保障体制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养老保障的待遇标准从受益基准制向供款基准制转变；二是养老保障的资金来源从现收现付制向预筹积累制转变；三是养老金个人账户安排从名义个人账户向做实个人账户转变。只有这三个转变才能实现养老体制的财务可持续性。其中，待遇标准的转变更为关键：供款基准制使得权责的联系更加紧密，有助于解决财务不可持续的问题；这种转变使得政府和个人的责任划分更明确，如果政府对特定的群体在个人账户供款方面给予补助，再分配同样可以通过个人账户实现。此外，在处理财务不平衡时，必须将其写入顶层改革方案，引起更多的重视。
在事权上，不应急于改变中央地方之间现有的事权划分，继续发挥地方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除了推动司法权“去地方化”之外，其他地方事权目前可继续由地方掌握。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土地、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模式等领域，应该允许各地方根据中央确定的原则和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探索不同的改革方案，这有利于地方发现各方案的优劣，比较竞争，最终优化趋同。财权上，在地方仍然承担较多事权的前提下，需要赋予其相应的财权，包括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由于近期面临“营改增”改革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的矛盾，可以通过加大现有主要税种地方占比等方式，适当弥补和扩大地方财力，比如，增大地方在增值税中的分成比例。
为了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巨大需求与阳光融资渠道极为有限的矛盾，应该逐步建立一个以市政债为基础的地方政府融资体制。反对地方政府发债的主要依据是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很难硬化，但是，一方面，当前基本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的做法基本无效，因为已经有为数众多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因此更应该强调新的约束机制。另一方面，地方债的硬化约束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比如，可以设定债务上限，试编并公布各省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还可以加强对债务可持续性的管理，虽然现在中央和地方都在做滚动预算，但没有在滚动预算的基础上做中长期债务可持续性预测。此外，地方的行政领导频繁更换，也是导致市政债的约束机制失效的原因之一，因此需要改革干部的管理体制。
发挥市场作用 推动医疗保障体制改革
医疗保障改革的核心是发挥市场的作用。首先，放开医疗市场准入，包括中心城市和小城镇的医疗服务准入，推动形成多元办医、有序竞争、分层合作的格局。适度放松对医疗服务价格的管制，鼓励民办医疗和外资参与的医疗机构的发展；按照统一标准实施行业监管和医保政策，营造公立和民营医疗机构的公平竞争环境；加强城镇社区医疗诊所和农村地区中心卫生院的建设，建立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其次，充分发挥商业性医疗保险功能，满足包括大病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在内的多样化需求，减少居民对社会化基本医疗保险的过度依赖。医疗体制涉及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例如，有关药物、诊断技术的信息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有明显的不对称，其难点在于在其他领域非常有效的市场机制，到医疗领域有可能会无效。而商业保险的信息中介优势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相应的配套措施如税收、补贴、人事政策必须到位。并不是放开准入就会一劳永逸，当前社会资本投资的医疗机构都是按照盈利机构来纳税，另外公立医院得到多种补助，因此这是不公平的竞争。除此之外，医疗卫生部门的人事制度也阻碍了医生的自由流动。当前优质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医院，一般的乡镇卫生院尽管有一定的设备基础，但人才严重不足。因此应该设计合理的制度，使得更多的专业人才参与到各种医疗机构。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