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疆治安再次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惹人注目。7月28日，莎车县数百蒙面暴徒手持刀斧袭击西湖镇政府、派出所，又在公路上设置路障，拦截打砸车辆，终至民众被杀死37人、杀伤13人，打砸31辆车(其中6辆被烧毁)。当局击毙暴徒59人，抓捕215人，缴获“圣战”旗帜及刀、斧作案工具。
7月30日晨，三名宗教极端分子在喀什市艾提尕尔清真寺杀害了大毛拉(大教长)，并持刀斧拒捕，两人被击毙，一人被捕。这位大毛拉素持稳健观点，享有崇高的声望，却在新疆最大的清真寺内被残忍杀害，自然对当地维稳工作造成负面的影响。
近年新疆暴恐分子滥杀无辜，肆意冲撞文明底线。暴恐活动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新疆幅员辽阔，多民族居住。此类活动很少发生在哈萨克族、蒙古族地区，却集中在维族地区;二是暴恐活动日趋频繁，周期缩短，手段之凶残，后果之严重，举国震惊。
新疆蒙古族仍然信仰藏传佛教，斗争性不强。而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哈萨克族人口之多仅次于维族，也是信仰伊斯兰教，却在传统上多赖游牧为生，流动性强，固定的清真寺不多，也不执着于宗教仪式，出于宗教而激起的斗争性并不强。
民国初年，新疆都督杨增新主政长达十七年，依靠由哈萨克族组成的“五营马队”，机动性强，手段果断，震慑全境，维持了新疆的平定。在民族、宗教政策上，杨採用了分而治之的怀柔政策，在不干涉宗教活动的同时，加强了政府对清真寺和经学院的管理，以宗教协助维持社会秩序，防止外来的宗教影响。
环顾今日新疆，社情的主要特点之一，即凡是维族民众与当局矛盾尖锐化时，诉求往往以宗教的形式体现出来，双方较量的结果又都具有政治的涵义。简言之，亦即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虽然宗教极端势力的母体是宗教，政治诉求乃其宗旨，其行动目的及后果均与政治息息相关，而与宗教无涉。
在新疆混沌不清的政治局面中，欲求正本清源，则打击重点应该是宗教极端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被压下去以后，暴恐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就失去了孕育、发展的藉口，也失去了作乱过程中的掩护，一言以蔽之，亦即失去了生根发芽的温床。
由此可见，北京揭橥的“三股势力”为暴恐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显然本末倒置了。“三股势力”应该依次排列为宗教极端势力、暴恐势力、民族分裂势力。
前阶段北京强调在新疆反恐维稳工作的要旨是“早出手、出重手”、“整合各方维稳力量，保持高压态势”。当局并出台若干新措施，诸如武警实行24小时全天候执勤巡逻，对于检举揭发暴恐活动有功者给予人民币五至十万元的奖励等。这说明新疆暴恐活动业已对国家的政治稳定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然而，事与愿违。至今疆独势力足以一次裹挟、纠集数百暴徒作乱，说穿了，也就是造反了。这个动向本身就是发人深省的一项警讯。下列动态须给予审视：
一、“新疆”一词成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欧美媒体在报道莎车等案件时，口吻变化了。多数媒体将“世维会”等团体的言论置于显要位置，用“民兵(militants)”一词谈及被击毙的暴徒，并在报道中国官方的反应时，强调中国军警“射杀了数十人”。估计此类报道将持续向不利于北京的角度倾斜。
二、据判，今后疆独策划的暴恐活动将在两个方向持续进行。在内地大城市，随机泄愤的行动呈现袭击方式多样化、作案时机零星化的趋势，制造防不胜防的恐怖氛围;在维族聚居区则发动大规模的暴恐事件，彰显其政治诉求已经获得更大的社会代表性。两者或者倏起倏落，互为补充，或者双管齐下。
三、在维族聚居区，疆独暴徒接连跨越了“请愿”、“抗争”的阶段，锋芒直指各地政府和执法机构。据此，疆独活动将凸显越来越明显的政治诉求。此风不可长。设若如此，日后双方跨过了临界点，协调相让的可能性逐渐远去。
四、未来境外因素或许将以更加频繁的、力度更大的方式，从多方位介入境内的疆独活动。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过去，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盲目追求GDP，只顾满足既得利益集团的慾望。地方官员又与奸商勾结，上下其手，谋取暴利。一旦民众奋起抗争，当局即诉诸武力镇压。在内地，汉族民众的抗争尚且如同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每年涌现二十万起群体性事件，遑论新疆维族聚居区? 这存在一个时代“共业”的问题。事态蔓延至今，不能苛责于新疆当局。新疆当局在同“三股势力”的斗争中，已经竭尽全力了。新疆当局在长期、复杂的斗争中，已经殚思极虑，竭尽全力了。
综上所述，今日北京在加大对“三股势力”实施打击的力度的同时，应该重新拟定应对的战略和具体的政策。改弦易辙，此其时矣。
如何治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概言之，还是应当遵循“刚柔并济，攻心为上”的路径。“七分软功夫，三分硬手段”应当是不二法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悬挂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要旨是镇暴须攻心，自能消除叛意;不审时度势，无论政策宽严，都会犯错。施政英杰，体会此联隐喻的深意，足矣。
北京对治疆存在误区：新疆经济搞上去了，就乱不起来。讲到底，民族关系、民族矛盾涉及深层次的政治因素。单纯依赖经济手段，而不从政治源头去追溯民族关系恶化的根由，欲求民族和谐，不啻缘木求鱼。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发展经济，将现代生活形态引入伊朗，收效明显，却加剧了国内宗教势力的强力反弹，终于导致政权崩溃。此即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