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在逐步加大贯彻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力度，美中两国战略博弈亦加快了节奏，以致中国周边罡风阵阵，国际争端高潮迭至，倐起倐落。今后伊于胡底，尚难逆料。
外交是双边或多边性质的，战略博弈的过程也是互动的，情势演变至此，不是单方面的作为所致。任何一方不反求诸己，或者怨天尤人，或者苛责对方，不但于事无济，而且不利于今后的战略擘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撰写了一篇题为《集体性失明：反思中国学界对伊战、阿战的预测》的文章，在《现代国际关系》今年第4期发表。作者以十多年前中国众多专家对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预测和判断为例，试图为中国国关研究"把把脉"。该文观点新颖，针砭中国国关领域的不足之处，尤为鞭辟入里。
牛新春指出，在中国国关学界，总是把美国威胁估计得过于严重，同时又总是唱衰美国，因为这样在政治上永远是正确的。这一剖析入木三分。其实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关学者进行课题研究时，需要政治正确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区别仅在于，这一现象在中国更为普遍。
即使对于古代史最著名的暴君商纣王，毛泽东就指出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其实，春秋时，子贡即曾为纣王鸣不平。对暴君的评价尚且有争议，何况是综合国力无与伦比的美国呢？美国作为世界警察，为时久矣，假如始终倒行逆施，为何至今国际统合力仍然一枝独秀呢？美国何以能做到如此，其理不言而喻。
作者声称，在其选择的2001年至2004年中国专家涉及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约400篇文章中，对战局走向的预测仅是只言片语，而不论战略性预测还是战术性预测，均流于"缺失"。平心而论，这不能苛责中国专家，因为在战争早期，遑论战争爆发前，美国国关专家对于这两场战争的战略性预测，不流于"缺失"者几希。
即如海湾战争爆发的概率，美国专家在战前讨论会上对此也人言言殊，而30%，而50%，而90%，不一而足。笔者指出，战争要么爆发，要么不爆发，在战略预测上，不存在一个百分比的问题。恰如病人接受大手术前，医家预测结果，要么活着离开手术室，要么死在手术台上，预测生死概率的百分比，全然没有意义。当本人被问及看法时，笔者回答，战争100%爆发，并列举了六七条理由。
该文称，中国国关专家评述时事的专题文章中，"大部分是解释、说明、评论类"，对形势的正确预测则付诸阙如。尤其是在危机阶段，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涉及的要素包罗万象，要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作出正确的预测，难矣哉，非独中国专家难以胜任，美国同行也是如此。
须知，在国关领域，对国际关系走向和危机处理作出正确的预测，这是很难做到的。即使在国关领域浸润数十年的老资格学者，也对此视为畏途，因为其作出的预测是否正确无误，快则一二天，迟则数月，即见分晓，高下立判。相比之下，更难做到的是在建设性的对策这一环节有所建言。须知，对策必须在前瞻性和政策可操作性上兼优，才能在政策层面上体现出来。
这不同于对某国究竟应该遵循何种途经实行民主化、法制化作出评估：首先，该国决策层是否会全部或部分接受该建言，还在未定之天；其次，纵使决策层全部或部分接受了该建言，没有经过数年的折腾，根本无法评估利弊得失。
当代国际关系和危机处理，经常涉及军事手段的运用，两者密切相关，不可偏废。而中国国关专家对国际关系和军事知识的理解，似乎是两张皮。具有军事知识者，对于国关不甚了了；而懂得国关者，却不具有军事知识。即使对于国关和军事都略知二三，却不熟悉中外历史。即使平日颇为涉猎历史，却难以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毋论活学活用矣。事实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对往昔与今日对照一下，也不失为方法论之一。
对国际危机处理的走向的评估，不容否认，确实还存在一个直觉判断的可能性。有时，直觉判断的正确性也不能低估。实际上，这样的直觉判断正是建立在已经掌握海量的资讯并且经过融会贯通的梳理的基础之上，平日累积了所需的知识，届时迅速作出判断，所谓厚积薄发。倘若一个专家对于危机走向作出评估时，即使主要是凭个人悟性作出的判断，而其正确性又达到十之七八，则其所谓的直觉判断就已经升华至理性判断了。
当然，这里面还涉及一个学风的问题。在中国，国关专家是铁饭碗，只要政治正确，不虞失去工作。有多余时间，不妨多承接几个横向或纵向的学术课题，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而对于美国私立名校的国关学者说来，整体学术界体现出来的是学风，反映在学者个人身上，则涉及学术操守之良莠。这牵涉到学者是否还能保留工作机会。在美国，即使学者技不如人，未必能对国际危机作出正确的预测，至少要保证做到认真的研究作风。
中国国关研究、战略规划及决策机制，自有强项和弱项。强项是在重大事件突然爆发以后，北京可以利用一党长期执政的有利条件，调动全国各种资源，快捷、有力地应付危机；弱项则是不足以预测、预报危机可能在何时并且以什么形式爆发；至于预防危机爆发的能力，更是中国决策机制的一块短板。
为何北京能够制定正确的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却始终未能改变在预防、预测、预报危机方面存在着短板，主要有两条原因：
其一，举国沉浸于和平环境久矣。学界乃至决策层均缺乏危机感，无从体会"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至理名言。
其二，决策层几乎全由学自然科学的专家或工程师组成。他们擅长于微观和定量分析，从事经济建设均是槃槃大才，在宏观分析及定性方面却略有不足，因而对大战略的确立及政略应变性的适时调整欠缺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