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清史”代表学者之一、乔治城大学教授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在2018年2月初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英汉双语对照的时评性文章《新疆：天罗地网下的监控世界》（What It’s Like to Live in a Surveillance State），中伤、攻讦我国的新疆政策。米华健自诩对新疆进行了长达30年的研究，俨然以该领域权威专家自居，可是检读他所罗列的各种论据，却发现此文纯粹是在捏造和歪曲基本事实，具有明显的危害我国主权乃至分裂中国的动机，完全不像是一位恪守学术道德底线的历史学者所写出的文章。
企图否认汉人世居新疆
该文开篇就沿用陈腐且含有政治意图的“新疆原住民VS中国殖民”的叙述模式，将新疆居民分为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原住民和“很晚”才定居于此的汉族和回族，宣称后者是20世纪中叶才从中国东部迁入。这种说辞纯粹是为挑拨我国民族关系而发，完全不符合史实。
首先，新疆一些文化遗址的名称、当地出土的大量汉唐以来的文物都可以证明，汉族入居新疆的历史非常悠久。例如，轮台克孜尔河畔的一座唐代遗址就被当地人士称为“黑太沁”，即汉人城之义；轮台迪那尔河畔的土垣类垦殖遗迹被称为“黑太克尔”，即汉人渠坝之义。此外，库车等地的古城、古水渠遗址，均有类似的名称。
其次，乾隆年间统一新疆以来，也有大量汉人陆续从陕甘等地迁入。统一之初，清廷就积极招揽陕甘地区民众入疆，鼓励其从事各种生业，安居在乌鲁木齐、辟展一带。最晚至道光十一年（1831），清廷汲取张格尔叛乱的教训，实行从内地招民募垦政策，同时也允许此前已在各城的汉商携眷定居。因此，在阿古柏入侵前，北疆和南疆都已形成了相对稳定且规模可观的汉族与回族社区。但由于阿古柏的入侵及残暴统治，大批汉回民众惨遭屠杀。左宗棠收复新疆后，随着设省改制，清廷再度实行从内地移民的政策，汉人数量有所恢复。20世纪初造访新疆的芬兰军官马达汉判断，当时全省汉族总人口有三四十万。所以，米华健所谓汉人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迁入新疆的说法是罔顾基本史实的，目的正是制造民族矛盾。而这又和他臆造的新疆近现代历史联系在一起。
据米华健的观点，“大清帝国在18世纪征服了新疆。后来这片领土脱离了北京的控制，直到1949年共产党在苏联的帮助下重新占领了它。”（原文如此）此说有意模糊民国时期的新疆历史，再加上他宣称汉族是20世纪50年代以降才迁入新疆，从而传递给读者一种印象：清朝灭亡后，新疆已脱离了中国，近乎独立地开始了“崭新”的政治生活；直到1949年后，由于中苏联盟的建立才被中共“重新占领”，继而向当地迁徙汉人，形成全新的“殖民统治”并延续至今。然而，这种蓄意杜撰的“殖民话语”从头至尾充斥着无知和谎言。清朝灭亡后，在新疆相继主政的杨增新和金树仁等皆拥护民国政府，体现了从清朝到民国对新疆统治的连续性。20世纪40年代爆发的三区革命之所以能发展成全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与其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曾深受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并得到其支持，之后又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并诚挚拥护新疆和平解放，有着莫大联系。米华健对此视而不见，偷梁换柱地将马列主义和共产党人对新疆的影响后置到1949年，其用心正是将新中国在新疆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贬为苏联支持下的军事“占领”的结果。
无端指责新疆禁蒙面罩袍法规
米华健还无端指责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的《乌鲁木齐市公共场所禁止穿戴蒙面罩袍的规定》，称该法规表现了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刻意压制。事实上，此前自治区有关部门已对出台此项规定的原因作出说明，即蒙面罩袍并非维吾尔族的传统服装，而且《古兰经》中也只是要求女教徒使用面纱，并非像蒙面罩袍那样将整个身体包裹得密不透风。后一种装束纯属宗教激进主义中极端化思潮的表现，因此绝不适宜在公共场所中穿戴。近代以来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穿戴习俗班班可考，完全可以证明出台此项规定的理由信实可从。而米华健将此类装束定性为少数民族传统习俗，显然是无视有关部门的解释，实属诋毁、污蔑之词。
早在1812年，一名外来的穆斯林旅行者记述了叶尔羌等地妇女，不论是门第高贵或家世普通，都不用面纱遮面。1860年到南疆收集情报的俄国哈萨克裔军官瓦里汗诺夫也说，当地妇女虽在外出时会披着特定的面纱，但她们的面容却总是暴露在外，真正严格地披戴面纱的是新疆以西的浩罕人和布哈拉人的妻女。此外，他还将南疆社会对宗教信仰的平和立场归结为当地同中国内地的联系要比同西方伊斯兰世界更为顺畅而密切。由此可见，在阿古柏入侵前的维吾尔社会中，就连戴面纱的习俗也没有流行。阿古柏为掩饰自身作为外来入侵者的真实面目，通过大力强化宗教意识形态来取得神职人员等的支持，企图为自己的反动统治增加宗教上的合法性，这才大张旗鼓地在南疆实行伊斯兰法规，其中就包括强迫妇女必须佩戴面纱。
晚清前往南疆的欧洲人士对此有明确记录。英国特使沙敖称南疆妇女在外走动时习惯于不戴面纱；同一时期前往南疆的俄国人也注意到，在清朝统治下的当地妇女往往可以在街上公开露面，但在阿古柏入侵后却遭到极大限制，因为后者极其严厉地实行教规，命令妇女外出必须佩戴面纱。当地一位商人对英国人直言不讳地表示认同清朝，因为清政府统治时期不会有宗教法官带着随从整天到街面上去驱赶妇女，大街小巷几乎天天都充满着市场交易的喧嚣。阿古柏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导致其反动统治很快土崩瓦解。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阿古柏入侵时期，也只是勒令妇女务必戴面纱而已，并未要求她们身着蒙面罩袍。由此可见，米华健将蒙面罩袍臆断为新疆穆斯林传统习俗，距离历史的真相实在是不可以道里计。
晚清收复新疆后，当地很快恢复了开明宽松的政策，废除了浩罕入侵者的苛政，所以在清末来到新疆的外来观察者笔下，再次出现了当地妇女平时不常披戴面纱的描述。例如俄国探险家别夫佐夫在考察喀什噶尔一带时发现，在阿古柏时期强力推行的穆斯林妇女头戴面纱的规定已不再流行，繁华村镇中的妇女往往不戴面纱，在市场上做买卖的妇女更是从来不曾遮脸；他在库尔勒所见情形也基本如此。2008年出版的伊尔迪科?贝勒汗《1880—1949 年间新疆的社区问题：维吾尔族历史人类学分析》（Community Matters in Xinjiang 1880—1949:Towards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Uyghur）一书，概括了19 世纪末20世纪初外来造访者记述的新疆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佩戴面纱的情况：只有富裕家庭的妇女才相对严格地遵守这一规定，而广大中下阶层的妇女至多也就是在陌生的外来人走近时背过脸去。可见，黑色罩袍绝非维吾尔族妇女的传统服饰，甚至头戴面纱也颇不流行。因此，自治区有关部门的解释完全符合新疆的历史传统。
至于男子留着从双唇直到颏颔的大胡子，同样与维吾尔族的传统习俗无关，上引伊尔迪科?贝勒汗著作中收录了16幅20世纪上半期瑞典人拍摄的新疆穆斯林生活照，其中完全不见男子留有大胡子。其实更早在清代文献中就有回部男子虽不剃髭髯，但为饮食方便剪去唇须的记载。男子蓄大胡须显然是刻意模仿阿富汗塔利班组织下穆斯林男性的打扮。而米华健竟将其归为维吾尔族的传统习俗，要么说明其宗教历史知识极其贫乏，要么就是为混淆视听而刻意杜撰之。
让人尤为不解的是，像米华健这样一位热衷于评论现实政治的“公知”型学者，似乎不应对世界上已有多个国家立法禁止蒙面着装一无所知。穆斯林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土耳其和叙利亚早已分别规定女性在学校内不准戴标志性的头巾和全身蒙罩袍；同为伊斯兰国家的突尼斯也出台了在公共场所禁止女性头戴蒙面面纱的法规，以遏制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的蔓延；2010—2011年，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先后推出此类强制性法规。所以，如果按米华健的逻辑——即以一个地区通过此项法规为由断定当地的宗教文化传统遭到政府的强力压制，岂不是说明上述国家也是如此？不然的话，我们只能认为他是一个双重标准者——同一种法规，如果出现在中国，就要蒙受其口诛笔伐；而更早出台该法规的西方国家，他却视而不见。
借谣言以博眼球
大概是为了增强文章的“吸引力”和对读者的洗脑效果，米华健还不吝采用那些早已被证实为谣言的虚假信息。例如他极力声称我国新疆禁止穆斯林在斋月期间封斋，其实这是一条早在2015年就被证伪的虚假消息，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就予以澄清，新疆宗教界人士也很快辟谣。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汗腾格里清真寺大毛拉努尔买买提?阿皮孜还谴责这一传播谣言的行径，指出散布谣言的做法是决不会被真主所接受的。正因此谣言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所以没过多久就销声匿迹了。没想到时隔两年多后，竟被米华健借《纽约时报》传播给全球读者。
在该文另一处表述中，米华健干脆玩弄瞒天过海的招数，把新疆近年来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而开设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臆称为子虚乌有的“政治培训中心”，借以博取那些对新疆实情了解无多的海外读者的同情与支持。然而在了解真相的人看来，这种伎俩正暴露了米华健政治投机者的形象。除了将过时谣言重新打捞出来变废为“宝”以外，他攻击我国政府的另一手段就是引用各种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以及像“自由亚洲电台”这类冷战喉舌宣传机构的不实报道。因此，他的这篇文章不得不充斥着各种无法证实的模糊性表述，诸如“估计”、“据说”这类推测性词汇随处可见。
最令人不齿的是，米华健在文章最后对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内部事务进行别有用心的攻讦。他在炮制了上述污蔑中国的谎言后，挑拨式地诱导读者，质问道：从巴基斯坦到土耳其的位于“一带一路”上的众多伊斯兰国家难道不该对中国政府的此类不公做法感到愤怒吗？米华健将新疆事务与“一带一路”上的伊斯兰国家强行勾连，恰恰暴露了他攻击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真实目的。他称该倡议的根本目的是确立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这显然是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恶意歪曲，因为“一带一路”是为了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其根本宗旨是创新合作，而非构造政治联盟。恰恰因为这一理念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的历史潮流，故而遭到试图继续维护单边主义的个别大国的不满，被该国某些政客扣上旨在为中国谋求地区主导权的帽子。政客们的此类言论因有其特定的政治目的而不足道，但作为历史学者的米华健对此全然逢迎，将政治观点尽数照搬，这恰好暴露了他和政客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共谋关系。不止于此，他在全文的结尾还煽动式地误导读者，要他们警惕我国政府对新疆的“高压政策”是否会被移用到实施“一国两制”的港澳地区乃至大陆其他省区，甚至向国外输出，最终波及世界各地。这一说法真是令人齿冷。
从2018年2月至今，两年多的时光倏然而过。米华健的这番挑拨言论得逞了吗？中国是否因为在新疆实行的民族宗教政策而遭到伊斯兰国家的批评和反对呢？两年多来发生的事件恰恰成为对米华健煽动性预测的响亮回击。先是美国在2018年于一片哗然声中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继而在2019年7月，有50多个国家先后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表示支持中国的新疆政策，其中不少国家正处在“一带一路”上，甚至有28个国家还是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攻讦我国政策的24个国家中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悉数出自西方世界阵营，它们历来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说三道四，可谓“十处锣响，九处有他”。众多伊斯兰国家支持中方的立场表明，长期以来我们党和政府致力于保障边疆少数民族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各项基本权利，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像米华健这般妄图通过捏造事实借以欺世的险恶用心终究不能得逞。
钟焓，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