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于台湾《批判与再造》杂志2005年第7期，英文原文将刊于美国《每月评论》杂志2005年第11期
英文原著：吴一庆，译：关晨引（台湾）。译文经作者校正
美国左翼杂志《每月评论》2004年专刊《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注二）对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是一篇既重要又及时的批判性文献。在中国大胆走向市场道路的四分之一个多世纪后，现在正是深刻反思和严加检讨的良机。
作者Martin Hart-Landsberg和Paul Burkett都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专治东亚经济发展问题，著作颇丰。他们指出，「市场改革」已从最根本上颠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经济自由化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正表现了资本主义体系内在固有的对抗性矛盾。「市场社会主义」充其量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一种势必要逐步蜕化的、极不稳定的社会形态：「中国政府的『市场改革』规划，本意是要恢复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其结果却造成了国家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日益深陷外国的支配。」（p.7）他们更进一步揭示市场改革如何孕育出自身的动力——在每个发展阶段上如何「产生新的紧张关系与矛盾，而这又只有通过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力量才能缓解，于是造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日益发展和巩固」。(p.31) 此外，他们坚持以阶级观点作为批判的基础，这种勇气在当前喧嚣一时有很多人都认为阶级观点已经过时的意识形态氛围中，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中国的改革中所产生的诸如不平等、贫穷和剥削等反映阶级两极分化的现象，的确都是资本主义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因此，阶级矛盾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万万不可轻易被新自由主义者妄称的「过渡」现象所掩饰。在这些方面，《中国与社会主义》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点，作者关涉的主题包括了历史、阶级和社会主义等各方面。这些至为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在本文中，我将提出一些可继续推进他们观点的概略看法。
「邓路线」的背后是什么？
《中国与社会主义》一书对「社会主义市场改革」道路提出严厉批判，这一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当代中国的范围。近年来，「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甚为流行，成为左翼的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主要关切所在。他们的支持者们尝试设计了多种可把社会主义价值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的模式。但其批评者们则对这些模式能否自圆其说、是否可取、甚至是否可行，都表示很大怀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曼德尔（Ernest Mandel）和诺夫（Alec Nove）之间的那场著名论争中，曼德尔这位「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批评者坚持认为，这场论争所关注的问题，不是具体的改革策略，亦非市场所要修补的经济功能失调。曼德尔说：
我们的辩论只围绕两个问题：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即由自由联合的生产者自主管理，而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社会阶级和国家都已消亡的社会——首先是否可行？其次是否可求？（注三）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市场社会主义」所涉及到的，并非只是抽象的道德理念或社会模式设计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社会历史过程展开的具体方式。通过考察中国市场改革的历史进程，Hart-Landsberg和Burkett有效地矫正了曼德尔这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泰斗在有些问题上罔顾历史的抽象思维方法。
就总体而言，当代左翼思想大多对于「市场」怀有甚为负面的看法。甚至那些相对同情「市场改革」的人，往往也只是把市场视为必要之恶，认为只有严加管制才得以容忍。至少在有些左翼人士看来，市场和商品关系与社会主义根本不兼容。社会主义改革一旦接受了市场，终将由缓而急，直至最后跌入资本主义的深渊。他们认为，无论从历史还是结构的角度，市场与商品关系都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社会主义和市场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因而最根本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和重振为何一定要走「市场道路」？
《中国与社会主义》批评「市场道路」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复辟，也不外乎上述的看法。作者用「两条路线」这一曾经十分流行的命题来代表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他们认为，正是中国政府的市场改革政策——特别是被官方颂扬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的政策路线——精明地策划和实现了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的大逆转：
党主张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需要提高国家生产力，而非进一步实验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且根据邓的思想，要提高生产力最好是多利用市场。(p.30)
《每月评论》的两位主编Harry Magdoff和John Bellamy Foster在为《中国与社会主义》作的长篇「编者按语」中指出，后毛泽东时代「统治意识形态的回转」，实际源自中国社会主义前期在阶级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
从中国的经验中明晰可见，即使在工商业国营化之后，阶级斗争的基础依旧存在。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未在革命成功后烟消云散，旧思想仍然盘旋不去，和社会主义道路格格不和。而官僚精英集团潜在的和实质的顽抗，尊卑等级制度的延续，创建人民民主制度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复杂因素等等，也都造成紧张对立的关系。这样，阶级斗争的形式尽管与过去有所不同，仍以各种方式持续存在。实际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甚至有些身居党内高位的人也想走「资本主义道路」。(p.3-4)
照此观点，毛泽东遏制革命的倒退趋势曾获得一定的成功，但不久即遭到对手重挫。此后，一小撮「走资派」在党内的势力日益壮大，运用政府权力逐步强制推行资本主义道路，终于得以逆转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时至今日，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已大体完成。
这些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和后毛时代改革的分析与批判观点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西方左翼思想界，《每月评论》杂志是代表这一批判性传统的最重要的论坛。（注四）在现今被高度压缩的意识形态气氛里，这个曾经有过重要影响力的传统甚至在左翼圈内亦已趋于式微。但是，《每月评论》一贯坚持阶级分析的观点，依然是我们极为宝贵的理论资源。然而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对其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本质的某些基本观点，我们仍需作严格的检视和梳理。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充分的发挥这一左翼传统的批判性潜力。
很明显，在此还有一个方法论上的基本问题。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曾说过，在一出戏里，演员的地位固然非常重要，但这未必一定意味他们同时又必须充当剧作家、制作人、或者舞台设计。顺着霍布斯邦的这一思路，我认为，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的问题：多作一些具体的历史分析，少来一些抽象的概念二元论。「市场社会主义」能否在逻辑上自圆其说？是否能导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些问题，我想是十分值得在理论上展开讨论的。然而我认为，我们的任务不只是在与世隔绝的政治学实验室里设计未来世界的乌托邦蓝图：我们同时也必须着力考察问题的另一层面，即现实历史进程的一面。市场手段通常被用来解决社会主义所遇到的困难，但其具体政治意义必须放在特定的阶级历史背景中来理解。
因此我们不妨问，所谓的「意识形态路线」，是由何种阶级关系决定的？我们能否把「市场改革」仅仅理解为由领导阶层所设计的政策取向？我们如何才能把市场所派生的阶级分化结果，和改革的阶级动因联系在一起考察？「市场」要改革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应该如何从历史的眼光加以界定？最后，至关重要的是，「市场路线」背后所真正代表的，究竟是什么？
中国社会主义中的阶级关系
对中国社会主义作历史的、批判性的检视，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它当前的演化趋向及内在机制。在这方面，《中国与社会主义》已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作者承认，尽管中国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民还远未实现社会主义的许诺」(p.8)。他们在讨论毛后时代改革的历史脉络的时候，提及中国社会主义中现实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包括频繁的政治动荡，低水平的生活质量，低效率的经济管理，存在官僚特权，缺乏社会主义民主，等等。但是这类批评很多人早已提出过，而且，仅仅在口头上数落中国社会主义的缺陷，并不等同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见解。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如何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更深入地理解这些缺陷的历史和现实内涵。
中国社会主义中的阶级关系是个极为复杂的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理论意义。柯劳斯（Richard Kraus）的《中国社会主义中的阶级冲突》无疑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最佳著作，他写道，「迄今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可用于分析社会主义的阶级关系」，（注五）他于二十多年前所说的的这句话，至今还显得十分真切。
我们应当如何界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阶级关系？应从何处入手？自从30年代托洛斯基对斯大林主义提出批判开始，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对「苏式」社会主义的阶级特质曾展开过激烈的辩论。简言之，这些争辩的核心，主要围绕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第一，国家式社会主义中是否存在统治阶级；第二，如何定义统治阶级的阶级特征，它是否构成所谓的「资产阶级」或「国家资本家阶级」(state-capitalist class)？第三，应该如何描述此类社会和国家的阶级本质，它们究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诚如托洛斯基本人所道，是「蜕化变质的工人阶级国家」？六、七十年以来，这些辩论产生过许多深刻而富有洞察力的看法。（注六）我们今日对中国社会主义演变的考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延续多年的讨论中获取到很多宝贵的养料。
然而，为了进一步认识中国市场道路，我认为采用一种较有弹性的处理方式也许更为恰当，最终也会更有成效。用通俗的话说，我们的工作不是去到处张贴政治标签——中国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抑或是「社会主义」多一点还是「资本主义」多一点——这是迂腐的学究做法。我们不妨从某些最基本的事实入手，寻找和厘清中国社会主义阶级分化的基本特征，而无需急于对国家的阶级特质作最后的结论。阶级观点的精髓并不在于提供一种分类学的依据，而是如何将其辩证地运用于探究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
任何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首先都不应否认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现代中国革命具有很明确的社会主义目标，亦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领导中国革命的马列主义政党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漫长的革命斗争历史粉碎了剥削与压迫深重的半传统半殖民政体，将一个日益朽败的帝国塑造成现代民族国家。1949年建国后，新生的国家政权藉由征收私有者的财产迅速实现了生产数据公有制。但是，在承认这些革命成就的前提下，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极为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就社会生产关系而言，广大劳工阶级并不真正实际掌握社会生产资料，社会资产事实上是由国家官僚体制所掌控，而这一庞大的权力机构又未能交由大众有效监管。
这一基本事实应构成我们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及其历史演变的理论起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广大劳动阶级获得了相当的社会经济权益，但在最根本层面上，新生的国家仍维持或复制了他们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引发中国革命的主要历史因素是深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帝国主义入侵所带来的社会动荡，而大众的普罗化或无产阶级化并非革命的主要历史原因。普遍无产阶级化就根本而言是在革命胜利后完成的：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农村集体化和城市工商业国有化（当时分别称作农村和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体趋于完成。因此，社会的全面普罗化是新生国家全方位控制生产资源的直接历史结果。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社会生产资料的国家化并未伴随着国家权力的社会化，这也就是说，新生的革命国家没有能够创建出一种政治架构让广大民众有效地监督和控管其权力。（注七）在这一背景下，所谓「社会财产」、「集体财产」或「公有制」只不过是中小学生教科书上的口号，只是法律上的一个虚构。尽管群众运动在中国社会主义中始终扮演了出场率最高的角色，但由于没有切实有效的制度来保障广大民众真正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其结果必然导致民众政治活动在实质上受到严重的局限。
现在回过头来看，新生的革命国家从一开始就已经疏离了它原本的社会基础。尽管在建国初期，大众阶级和统治阶层之间的联系要比现在紧密的多，革命历史记忆的神圣性依旧光鲜，大众斗争的传统依然相对强健。造成这种政治局限性的历史背景相当复杂。原因之一是，新生的国家是在艰难的革命斗争和反革命暴力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这些困难无疑限制了革命国家进一步发挥其自身改造中国社会性质的潜能。这些问题十分重要，但属于另一议题，应该分开讨论。（注八）这里我想强调的只是这一局限性的历史现实。我认为，任何想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批判当今中国资本主义转型的尝试，都应从承认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客观的历史局限性出发，并进一步分析其长远的政治后果。
市场化和统治阶级的形成
我想明确澄清一点，我的意图绝非谴责中国社会主义过去的失败。我们所面对问题的焦点，是如何更为深入地探究中国现今的转型过程。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国家权力的异化并不等于说官僚阶层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发育成熟的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我们必须牢记的是，阶级的结构(class structure)和阶级的形成与发育(class formation)是两个全然不同层面上的问题。我们完全有必要在结构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和发展潜能(developmental potential)这两个概念之间作一个明确的区分：后者通常受到前者的制约，但又并非完全被结构关系所单方面决定。在分析阶级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以便把结构和历史的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Hart-Landsberg和Burkett在《中国与社会主义》中得出的结论令人高度信服，即中国旨在振兴社会主义的「市场道路」已完全挫败，中国正在全面滑入资本主义。我的观点和他们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如何解释这一历史过程。市场改革不是在社会和政治的真空状态中发生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写道：「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通常不如所愿」。
我认为，「市场改革」必然是在受到现存社会阶级关系的制约下实现的。新的「市场社会」绝非中南海的「总设计师」或华盛顿的新自由主义企划师可任意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历史黏土。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市场改革」的历史背景，并努力把握其中的政治和历史涵义。市场与社会主义间无疑存在严重的冲突，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实现必须以中国特有的政治和阶级结构为其历史前提。
在中国，市场化的实现往往伴随着既有统治阶级特权的扩大与加剧。资本和权力间的非神圣同盟标志着新的阶级联盟关系的形成。特权在一个对官僚权力「相对友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找到了新的位置和出路，从而更进一步恶化和加剧了市场自身所带来的不平等。
因此，如果我们说是市场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话，那在相当程度上只是说，它为官僚统治阶级的成长提供了崭新的、更为有利的机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发育是一个长期而连续的过程，在很长时期内可能只是一些尚未明显定型的趋向或可能性。但是，这些可能的趋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会逐步分化、加速发展、甚至于有所突破，而所谓的市场，正为其提供了「友善」的条件和环境。在市场条件下，统治集团可以使用其垄断的政治权力以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且将国家的公共财产轻而易举地转变为私人资本。这也就是说，市场化进程未必会彻底改变社会阶级结构和力量组织。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一党专制的国家，它推行的市场化必然会增加和扩大统治集团运用其权力的能力和渠道，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社会阶级力量和权力的运作方式。
统治阶级形成和发育的过程固然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然而在一定的时期内，它们也可能显示出某些「未定型」或「不平衡」的特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做一些额外的说明。在前一节中我曾提到，有关国家式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诸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曾有过延续数几十年的激烈讨论。我们对中国改革的分析应尽量利用这些理论资源，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简单直接借用现成的学理概念。
哈曼（Chris Harman，英国马克思主义刊物《世界社会主义》的主编）对于苏联、东欧发生的巨变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转型既不是向后倒退，也不是往前的跃进，而是从一条轨道到另一条轨道的「横跨一步」(a step sideways)，即资本主义的自身改造。同样海因斯（Mike Haynes）也说过，这只不过是「同一生产方式自身内部的重组，是资本主义具体形态的转变，抑或是从主要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转变为更以市场和国家混合的形式」。（注九）假如我们能够直接借用这些说法，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将会变得容易的多。但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及其资本主义转型的问题，则不免失之过于简单化。
我们不妨这么说，迄今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讨论，主要是围绕对社会生产方式的静态结构分析。但是，如果我们能将这些讨论的要点纳入一个更宽阔的动态历史视野中，这对我们手中的批判工作将大有裨益。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即，在某一特定时间或历史横切面上（例如1964年的中国），统治阶层未必已经演化为一个发育成熟的资产阶级、或完全成形的统治阶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潜能往那个方向发展。某些结构性的内在发展趋势，因原先受到各种历史因素（例如大众斗争传统、革命意识形态等）的压制而暂时处于潜伏状态。但是，一当环境或土壤「成熟」的时候，一旦有了新的制度机制（比如市场）为之提供条件，它们就会蓬勃发展起来，甚至获得突破性的发展。
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通常将阶级定义为在结构地位和利益上相互对抗的不同团体，国家机器只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它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从这个角度看，我刚才提出的观点似乎会遇到一些严重困难：例如，我们能否想象出如此一种情形，即只存在被统治和被剥削阶级，但没有与之相应的一个发育成形的统治阶级？单单只讨论国家，而对于构成国家基础的统治阶级却避而不谈，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或者说，我们能否在没有充分完整的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的前提下，去谈论「阶级功能」(class function)的问题？
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能把眼光从常规历史框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哪怕是一点点，如果我们能采纳一个更为宽阔的历史视野，那么，这些表面上的「失衡」或「瘸腿」的理论困难其实并不那么真正令人忧虑。我们不妨可以这么说，和那些简洁雅致的学理框架相比，实际的历史过程和事件肯定要杂乱无章得多，对此我们完全不必感到任何的惊讶。在历史的长河中，阶级的主体和位置在不断地形成、重组甚至于解体。历史就好比拼图游戏一般，我们很难期待成千上万的拼图块（历史事件）会同时魔幻般的落到它们该去的位置。这种理论家头脑中的天堂，在现实中是永远不会存在的。
从这一角度来看，过去二十多年正是中国统治阶级的分化、加速、和最后开花结果的阶段。这一过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官僚特权化现象就已开始，（注十）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官倒」和「腐败」浪潮中开始加速，最后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激进私有化大潮中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一个「官僚资本家阶级」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成形，他们以任何可能的手段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国有财产转化为私产，这理所当然地可称得上是「黑帮资本主义」。（注十一）
但是，仅仅把这些行为谴责为「腐败」，则从根本上忽略了它们的历史和政治涵义。只有把它们置于国家重构和资本积累的宏观框架中，这样的议题才会凸现出它们应有的意义。
中国今日正在发生的无疑是一场社会「大转型」，亦即通常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过程。然而，我们必需要牢记这场「大转型」的特定历史背景。具体的说，中国当前的私有化和资本积累通常由某些特定的阶级力量（即官僚当权派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充当先锋。而公有财产全面转化为私有资本，事实上只是政治权力私有化这一更为基本的过程的一个侧面。（注十二）因此，官僚集团对于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垄断，是我们理解中国当前「资本主义复辟」的要害所在。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证明「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原始性」或所谓「初级阶段」——这一点已毫无疑问，而更在于如何理解官僚阶级在中国朝向资本主义演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简要的说，若不彻底改造社会阶级结构及其权力基础，仅仅加入一些「市场机制」的点缀或装饰，是不可能轻易改革官僚国家社会主义的。任何市场或「经济自由化」的措施无可避免要受到原有阶级结构的制约和束缚，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和政治矛盾的更进一步恶化。只有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中国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之路是必然走不通的。
「革命后社会」和统治阶级力量：重探Sweezy-Bettelheim之争
同样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视野来看待「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即从统治阶级力量的角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三十多年前在《每月评论》杂志上展开的那场著名的Sweezy-Bettelheim争论。他们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两个议题：首先，如何从阶级力量关系的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其次，怎样说明现有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性质。这些议题，和我们今日所关心的问题有着极大的关系。
早在「市场社会主义」成为风行时尚以前，史威济（Paul Sweezy）（注十三）就已直言不讳地对之提出批判。对史威济来说，市场对「社会主义制度构成持久的威胁，若不加以严格的限制和控管，必会导致恶化和逆退」。（注十四）贝特海姆（Charles Bettelheim）（注十五）对史威济的批评颇有同感，但他依据从研究早期苏联史中发展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提出一套不同的意见。
根据贝特海姆的看法，市场关系的存在只是表面问题，只是「表现」、「结果」，而不是深层原因。它们仅仅表达更为基本的政治关系，即社会中的阶级力量组织和结构；在现行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关系只是表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即「无产阶级对新资产阶级已失去其原有的权力，结果，修正主义的领导路线成为今日新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同上，p.29)。对贝特海姆来说，这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自由化」的真正阶级根源—「如果资产阶级统治的复辟伴随着市场作用的扩张，这显然是因为若不全面恢复市场关系，资产阶级就无法完全取得支配地位」(p.20)。
在史威济有关「革命后社会」(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的一系列重要陈述中，他和贝特海姆大体都同意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具有阶级分层的特征，尽管他们在如何概括这个阶级特征的具体性质上还有着显著的分歧。史威济对于「革命后社会」呈现阶级分化的特性曾有毫不含糊的论述：
资本主义社会和革命后社会最重要的差别在于，资本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已被打破，由新的统治阶级的直接统治所取代。新兴统治阶级的权力来自它对国家权力的全面控制以及多种多样的强制机构。这也意味，由无产的劳动阶级所生产的社会剩余产品的利用，不再受价值法则和资本积累规律的直接支配，而是成为包括了阶级斗争但又不仅是阶级斗争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斗争的焦点。（注十六）
但和贝特海姆的「国家资本主义」观点相异，史威济认为「革命后社会」是个「两不像」，它既非社会主义亦非资本主义。对史威济来说，尽管阶级分化和阶级统治是这种社会形式的基本历史特征，但它仍或多或少带有不确定性，即呈现属于过渡期的「双向车道」(two-way street)的社会动力学特征：
革命后的社会不只包含了继承自数千年阶级社会的矛盾，更同时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新型矛盾。革命并未提供最终的解决之道，它仅开启了朝向消灭阶级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的存在同时也蕴含了其对立面，即倒退至重新确立剥削阶级的可能性。新剥削阶级的基础不是私人占有生产数据，而在于掌握了全面控制社会的国家压迫机器。(同上，p.95)
史威济接着指出，革命运动要朝社会主义迈进需要一个以先进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国家权力和经济政策」，即「党的领导和指挥深深扎根在劳动阶级中，致力于解放劳动阶级」。（注十七）在他看来，在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困难问题上，苏联和毛时代的中国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反应模式，事实上是两条截然对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路线。毛时代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在重振社会主义活力方面取得较大成功，而苏联六、七十年代的改革则走另一路线，主要依赖资本主义的市场手段和物质诱因，因而在复兴社会主义这方面完全失败。
在关于市场的作用的问题上，我本人的观点比较倾向于贝特海姆。市场关系不是决定性的，而要受到阶级和政治结构的制约，甚至只是后者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也认为，贝特海姆对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成过程之间的理论关系的看法太过于「直接」或「决定论」，因而失之武断和简单化。这样，有些本来还可以继续深入分析的问题，就被过早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在这方面，史威济的「革命后社会」概念对我们具有重大的启示价值。史威济以一个非常简单的观点为其理论前提，即毫不含糊的承认「革命后社会」中阶级分化和阶级统治的基本现实。史威济的框架貌似很简单，但他的视角更富弹性，能包容更多的历史可能性。假如我们愿意沿着他的思路努力进一步追寻下去的话，最后我们可能会发现，他的理论方向有着更大的潜在创造力。
但是鉴于后见之明，我认为史威济亦有其自身难以逾越的困难。他的理论框架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在阶级观点和对具体历史过程的分析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尽管史威济对「革命后社会」中的阶级支配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看法，但他对此类社会（特别是中国）内在的革命性潜能似乎估计得过于乐观——他的「双向车道」的比喻意味着问题的关键仅在于是否拥有正确的意识形态领导，以致于低估了「革命后社会」中统治阶级问题的严重性。
基于史威济更富于灵活性的理论框架，他本来应该有可能更进一步详究这些问题。但可惜的是，他却以一些含混不清的说法替代了明晰的历史分析和理论思考。他用一种貌似科学的「数量」观点来阐释历史决定论这一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以致于过于轻率的断定：「在历史解释中，决定论和唯意志能动论之间的比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然有极大的变化」，并且，「恰好是在那些过渡性社会中，或至少在其中的某个阶段，『决定论』的因素在历史因果关系中最为薄弱，而『意志的能动』因素显得最为重要」。（注十八）然而，这样一种处理方式无非只是掩盖了原先含糊不清的地方，而仅仅将之重新包装而已。和贝特海姆相比，史威济的优点是他大胆揭示了阶级结构和阶级历史过程相互关系的棘手问题所在，但他却立刻又回避了他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史威济严重低估了统治阶级问题的重要性，这对充分实现他的阶级分析框架的批判性潜能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障碍。
市场改革：统治阶级的「消极革命」？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仅是「革命后过渡期社会」自我改革的潜力或可能性，而更在于改革的政治局限性，这也正是史威济—贝特海姆之争的真正蕴涵所在。无论是毛或邓时代的中国都拥有异常活跃的自我改造能力，但是这种改革的政治局限性是什么？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平等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在此，我们也应该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出发：在某种特定的政治和阶级力量格局之中，某个阶级主体会采取何种行动来推进或阻挠某一类社会发展趋向？
我斗胆断言，世上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拒绝认同下列观点，即，在常规情形下，没有任何统治阶级会自动舍弃他们的支配权，除非是迫不得已或是被压倒性力量所制服。在革命后的社会里，官僚集团垄断了政治和经济权力，那么，实现真正社会主义承诺的改革希望何在？通过民主自治使劳动大众和社会生产数据结合为有机的统一体，这个目的如何才能达到？
不言而喻的是，如此真正民主化的道路势必有赖于彻底改造整个社会和政治关系。因此，在现存阶级结构和政治力量关系的格局之下，社会的民主动员和重组必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而更可能的前景则是走非政治化的改良道路（例如所谓的「经济改革」）。从统治阶级角度来看，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统治精英出于维护其支配地位的需要，绝不会自愿采取任何可能动摇其权力根基的彻底改革方案。
另一方面，对于在根本上处于政治弱势地位的从属阶级而言，渐进和部分调整的「改革」路径亦是满足其诉求的最可行办法。这是因为，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力量组织对比极不平衡的情况下，通过大众动员方式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性变革，对于后者来说缺乏现实的可能性。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大众阶层的动员和参与对于革命的成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长期遭受官僚权力体制的压迫与控制，大众阶级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已被严重地削弱，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注十九）民众力量支离破碎，缺乏独立性，人心散乱，没有任何有效的思想性和组织性资源可供积极抵抗和自我发展之用，因而难以对专权国家施压且提出更深层的变革诉求。「在缺乏反对力量的情形下」，史威济写道，「情势自然会更有利于阶级统治和支配格局的发展。而我说的有效反对力量的意思，并不是指一些思想学说或善意的表述，而指的是有组织的政治斗争」。（注二十）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其《狱中笔记》一书中曾写道，任何社会形态「总是会有一些边缘性(marginal)或擦边球式的发展重组的可能性，尤其是当社会中进步的反对力量由于自身的原因比较弱小的情况下。处于主导支配地位的社会力量更有必要维持其对手的弱势地位」。（注二十一）这是葛兰西对「消极革命」（passive revolution）这一重要概念的最明确的表述，也就是说，在根本性的社会改造因受阶级政治力量对比的限制而难以实现的情形下，社会变革往往会通过曲折渐进的方式，走局部改良的道路。
葛兰西的「消极革命」概念为我们理解当今中国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视角。从这一角度看，以市场为主导的「改革」路径的确依赖于商品规律、物质和利润诱因和私人消费等等资本主义因素，但它却有着显而易见的内在政治逻辑。首先，经济领域的放开固然会在某种层度上弱化社会控制，但它对统治阶级地位的威胁相对较小；第二，它通过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有限松绑，吸收和消融普通民众对于变革的部分诉求；第三，它用先发制人的办法（preemption），预先缓解下层社会动员对统治阶层的政治压力和威胁。
我们不妨可以说，这是一条阻力最小的路径。（注二十二）因此，在缺乏来自下层的强大的社会运动压力的情形之下，统治阶级应对社会政治困境的典型策略，首先是牢牢掌握住其手中的垄断权力。在此前提下，引入市场机制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放开一些可控制的缺口，通过商品化和物质消费导向而转移大众对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不满，同时亦可在国际资本竞争中赢得一些时间。再借用葛兰西的话来说，这亦是一场「不是革命的革命」。
这场自上而下的「消极革命」，为稳固统治阶级的地位提供了颇为有利的政治环境。如前所述，对统治精英来说，市场自由化提供了绝佳的化公权为私利的机会。但此类情形的出现，应该说并非改革的初衷。中国经济改革的本意是通过有限松绑的办法以缓解和消融文革后期日趋严重的社会经济矛盾，而官僚政治权力的滥用在改革初期只是个人化的投机行为。
然而，随着社会资本力量的逐步发展，随着统治阶级地位的巩固，权钱交易亦不可避免的日愈扩大。市场环境的发展为官僚权力的运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空，为权力和资本的鱼水交融（所谓「市场的权力化」和「权力的市场化」）提供了更为良好的机会。从九十年代后期起，政治经济统治精英的实力和胆气日益壮大，他们已不满足于简单的权钱交易，而开始通过运用国家的政策性工具，来更高效、更系统化地实现他们的目标，即通过改变现有的结构组织关系、或创造全新的社会制度安排，用来推进他们自己的利益或强化其优势地位。正如同汪晖所指出的，在中国语境中所指的「新自由主义」，事实上与「国家内部不断扩张的利益团体」有着特殊的关系。汪晖说：
在中国的语境中，今天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八十年代晚期)已经开始萌芽，它的核心内容是将放权让利和承包制的改革激进化，在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全面推进自发私有化进程，并通过立法程序将这一人为制造的阶级和利益分化过程合法化。因此，「新自由主义」（亦即「新保守主义」）体现的主要是在国家的利益集团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关系，它的若干原则已经经由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网络内化为国家的改革政策。（注二十三）
因此，正如《中国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所精辟指出的，市场逻辑不断「制造出新的紧张关系和矛盾，只有进一步扩张市场的作用才能缓解」。（p.31）但是，这其实只表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毫无疑问，市场扩张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驱使。然而，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它同时也具有自身的政治逻辑及动力机制。一开始，统治阶层为了保住权位而进行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局部改良。然而，「市场化」却逐渐改变了权力的运作方式，直至最终变成精英手中的政策工具，不仅用来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轮廓，而且更被用作统治阶层积极改造和扩展自身的手段。随着金钱与权力愈加紧密的融合，以及社会两极的分化和阶级对立关系日益明显，随著作为国家合理性基础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瓦解，原先的统治阶层逐渐从「自在」演进为「自为」，最终上升为更具自觉意识和发育更为成形的统治阶级。如果说这是「复辟」的话，就统治阶级地位而言，它至少也是一场不太小的向前跃进。
因此，所谓「经济改革」从根本上由政治结构因素决定，而市场化的影响力则受既存阶级关系的制约。正如史威济所说的，新生统治阶级的成长和市场扩张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注二十四）从更广泛的方法论角度来说，对后社会主义时期社会转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既要小心避免陷入机械决定论的庸俗泥潭，亦要防止迷于唯意志论的唯心呓语。如何历史地、辩证地去认识当代中国资本主义转型，这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
晚期毛泽东主义的自身矛盾
到目前为止我刻意避免讨论毛泽东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然而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历史复杂性与我们所关注之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我认为，任何探究社会主义改革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尝试，都必须仔细检视在文革中达到高潮的毛主义的历史作用。
毫无疑问，晚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一个异数。但我首先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仅仅只局限于毛泽东身后的邓小平时代，那无疑是画地为牢的历史近视。与僵化的苏式社会主义相比，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源源不断地涌现出自我改革的能量和动力，这个过程从5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如前所述，基于「市场」的改良路径对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来说事实上要有利的多。可是，毛主义的中国却义无反顾的选择了一条没有任何蓝图或现成模式、而更具有挑战性的改革道路：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晚期毛泽东主义包含了一整套关于「革命后社会」中阶级形成和演化过程的辩证观点，将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因素的互动关系有机地整合至同一个分析架构之中。晚期毛主义的特色在于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的阶级关系。它指出，即便在旧有的统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被全面推翻之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因此，根据毛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完成变质蜕化，并不一定要由反动阶级用暴力推翻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而更可能的前景是，在已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思想侵蚀下，社会主义执政党内部以及党外社会环境发生缓慢的、大规模的「和平演变」。这一下滑的过程从政权内部开始，一小撮变质蜕化的党的领导人被资产阶级思想所俘虏，从而「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然后开始有系统有计划的着手改变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阶级特征，一步一步摧毁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基础，逐步创造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最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权力架构慢慢脱壳而出，新兴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得到稳固。这就是毛著名的「资产阶级复辟」理论的大要，亦是其文革理论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是阻遏和消除潜藏的「资产阶级复辟」倾向，重新振兴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它是一个深植于中国革命历史记忆和大众斗争传统的激动人心的宏大事件。但是，尽管它有着善意的愿望，我将努力证明晚期毛思想及其文革实践有着极为严重的缺陷，而且最终是全然无效的。
极简要地说，晚期毛主义的阶级视野缺乏一个明晰的聚焦点，它同时患有政治散光和政治近视。毛的阶级理论与实践一方面表现得过于宽泛，另一方面却又过于狭隘。它的政治斗争目标通常针对于个人，无所不包，而显得太过散乱：在文革期间，它的斗争锋芒几乎指向所有的事物，从传统、思想（「灵魂深处」、「私心」）、「封资修四旧」、有产阶级的残余及其家属、「反革命」、「自发势力」、新生的「走资派」、官僚特权，一直到文学艺术、大众日常生活、男女性行为、服饰和发型、裤腿、鞋跟，等等而不一而足。「阶级」这一极其重要的批判性概念完完全全被庸俗化了，其外延被扩张到几近荒谬的地步，变得丝毫没有重心，而彻底丧失了其所应有的批判力。
正是在这种庸俗化的阶级理论和实践的指引下，社会生活超乎寻常的政治化诱发了无数无谓的暴力行为，而受害者大多是身处被支配地位的普通民众（即便为前有产阶级及其家属）。（注二十五）正是这些变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暴力极大地扰乱了人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文革后期广为蔓延的「政治疲惫症」（更准确的说，是「政治恐惧症」），从而也为社会接纳「市场经济改革」路线奠定了广泛的大众心理基础。
不可忽视的是，与其庸俗化倾向相比，晚期毛思想在政治视野上的近视和狭隘也同样突出。这主要表现在毛主义在本质上缺乏自我批判的能力，它无法直面其自身在现存阶级关系和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毛主义的这种政治近视及自身矛盾，很可能和我前所提及的革命后社会中阶级结构「不对称」有关，特别是和统治阶级或多或少呈现「无形」或「隐形」的特性相关。然而，在更基本的层面上, 晚期毛主义对革命后社会存在阶级统治这一最基本事实的政治近视，也折射出其根本上的历史局限性。
我们应该承认，毛主义对于遏制社会主义倒退趋势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因而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过程表现出超凡的想象力。然而，他却无法正视和把握革命后社会中最基本的阶级统治结构与关系。文化大革命把注意力集中在「走资派」、「资本主义路线」、「官僚主义」、「特权」等等方面，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官僚，但是，这场所谓的「大革命」的矛头却始终却没有深入触及党国官僚机器的制度性根源。以晚期毛主义为理论核心的的文革实践试图革「文化」的命，通过提倡「无产阶级思想觉悟」告诫官僚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身利益服务，通过改造劳动大众的思想来保障社会主义革命的纯洁性。在延缓官僚统治阶级的发育和巩固方面，文革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功效，这无疑是一项成就。但毫无疑问的是，「文化革命」之所以是「文化」的，这绝非偶然。我们不妨可以这么说，「文化」或「通过文化的革命」，实际上反映了毛主义的根本政治局限，同时亦代表了其发展的最高历史上限。
今日已鲜为人知的是，比官方毛主义更为激进彻底的某些政治可能性，其实是由一些年轻的文革参与者提出并加以拓展的。他们大胆质疑「文化革命」内在的保守和改良倾向，即只抨击个别当权者和残余意识形态，而不从根本上探寻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结构性阶级根源。他们从彻底的反官僚统治和要求大众民主的立场出发，对官僚阶层可能上升为新生统治阶级深感忧虑。他们以巴黎公社作为历史楷模，主张建立一个人民大众能真正参与的、平等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自下而上的人民组织与动员必须彻底打破和摧毁中国的「新生官僚剥削阶级」及其对国家政权的垄断。（注二十六）
事实上，在文革的最后数月里，在源自下层的群众运动和组织中，一个有潜力超越官方毛主义界限的另类政治逻辑及意识形态倾向已经萌芽，并且开始运作起来。不用说，这些年轻人的政治观点还不成熟，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官方毛主义话语教条的束缚。但是，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活动甚至对毛本人来说都太过于「激进」，大都被冠以「极端民主」、「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极左」、「反党」、甚至是「反革命」的罪名，其理论和政治活动无一例外地遭受无情镇压，而且通常是来自毛派核心领导（亦可称为「官方左派」）的直接命令之下。在从1968年初开始，在一片清肃「极左」、「极端民主」、或「无政府」思潮的批判声中，在无止无休的欢迎「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欢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和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锣鼓和鞭炮声中，在人满为患的监狱与劳改农场的训斥声和来自刑场的枪声中，大规模的群众自发动员烟消云散，而这些人和他们的批判思想也都基本上全部消失了。（注二十七）
文革初期的全国性政治失序释放出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能量，但是，一旦到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威胁到体制自身存亡的时候，身处权力体制中心的毛式官方左派马上煞车，而成为重建官僚体制和压制大众斗争的保守性势力。所以毫不奇怪，随着1968年后全国群众性运动的全面解体，毛主义及其文革理念的激进潜能亦很快消失殆尽。
「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表现出极大的革命活力，但是，尽管文革一时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群众运动波澜壮阔，各级官僚机关遭到无情冲击，当权者及各类所谓异己分子被羞辱于大庭广众之下，但是，这场运动终究未能超越其历史的局限，而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和阶级权力的实质。
从这种意义上说，文革实际是一场结果显然可以预期的戏剧化政治运动。它的结局也显示出毛泽东在文革中所处的矛盾地位，正如柯劳斯所说，毛本人兼有双重身分，他既是官僚统治集团的总头目和总代表，同时又是反官僚的「造反派总司令」和批判家。（注二十八）因此，尽管晚期毛思想对现存体制进行了无情的挑战，但它最终未能跳出这个体制，而只是成为了这个体制内部的一个环节。可以说，作为一次社会主义改革的大胆尝试，文革是失败的。它没有触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基本结构性差异的内核。文革就其政治本质而言不是一场革命，而只是一场改良运动，尽管它采取了貌似革命的激进暴力方式。文革的结果只是延缓了革命后社会中的官僚精英主义倾向，但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政治精英和被统治的大众阶层之间的支配性关系。
「资产阶级的复辟」：历史的讽刺？
文革的原旨是积极阻遏社会主义的「倒退」倾向。在这里我大胆断言，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不仅仅只是一个神话， 更是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的神话。毛式理论家们宣称，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革命运动，中国社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退落回资本主义中。我认为，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关键在于对这一论断的内涵作何种具体理解。不可否认，「继续革命」确实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精随。然而，毛后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进程证明，我们应当将颠覆的威胁视为一个更广泛复杂的历史问题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晚期毛思想的认识是很不充分的，事实上，更大的危险往往被「资本主义复辟」之类的夜半恐怖故事所掩盖和混淆。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韩丁（William Hinton）曾用革命的燎原大火这个比喻来传达「复辟」这项命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点燃了前所未有的燎原大火，在几十年里对中国的改变远超过过去两千多年的变动。但现在这把火已燃烧殆尽。 当火焰逐渐衰退，人们渐渐看出社会的改造并不如先前想象的那么深刻。火焰烧掉了叶片，但是古老文明的盘根错节依旧存在，现在新芽正发荣滋长，将革命的创新成果一个接连一个的挤压到一旁，乃至完全掩盖了。（注二十九）
韩丁的生动比喻包含着一种特定的历史决定观，即，现况是由过去的残余势力决定的。然而，正如我前所述，现况往往亦包涵着其自身矛盾运动的根源。历史的进程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轻易颠倒的。或许那些幸免于革命烈火的深根和种子有朝一日真的能够发芽结果，或许某些潜藏的残留势力能够发展壮大，并且最终能重新夺取国家权力（在政权内部的「雾月党人」之密切配合下，正如毛早就预言）。但是，光凭农民宅边的三分自留地、自由市场卖几个鸡蛋、或路旁的馄饨摊，是无法令人满意的揭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的。
我这么说，并不是想完全否认「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历史作用，我只是想指出，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会漫长的多，至少会比毛后中国花了二三十年时间完成的快速「复辟」要长久的多。然而，近二十年的事实恰好证明，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是为一个更为强大和高效的政治逻辑所支配，它走的是一条畅通无阻的「绿色通道」；它首先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权力的重新分配过程，由上而下的高度组织化的精英力量最终和各类自发势力相汇合，最终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极为迅猛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毛式文革理论则起了混淆和转移众人视听的作用。晚期毛主义过于注重于过去传统的残余、来自下层的小生产倾向、和来自政权内部的阴险「走资派」以及他们的「路线」，其「资本主义复辟」理论扭曲和蒙蔽了革命后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及其结构性基础。
本文从《中国与社会主义》对毛后中国「市场路线」的犀利批判出发，以Hart-Landsberg和Burkett的看法为基础，我试图阐明以下几个相关的论点。首先，深入严谨的阶级分析不应只停留在市场化所带来的负面阶级后果，而应进一步研讨市场化的阶级动因。其次，「市场社会主义」或「市场改革」必需放在更具体的社会历史脉络中去研究和看待。第三，社会主义如果缺乏实质性的、有效的大众民主参与，这有可能带来致命的历史和政治后果。最重要的是第四点，其实这也是第三点的必然推论，即一个更广阔的历史批判视野不仅是可能的，亦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同时批判资本和国家、资本积累和官僚权力，以及两者之间结构和历史的联系。
的确，诚如汪晖所言，「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的确，「在反思中国社会的问题时，那些通常被作为批判对象的方面已经难以解释当代社会的困境」。（注三十）然而，这是否也意味着在中国面临全面资本主义化的今日，批判传统社会主义的任务已不再重要，甚至已经过时？本文得出的答案是完全否定的。我认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后阶段（post-socialist）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必需与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无情自我批判密切地结合起来，并肩齐进。本文的目的正是探究这两种批判任务之间的关联及其有机性，并尝试营造一个以此为基础的更深入和广泛的批判性框架。
我们可以从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记取一些什么教训？我认为，暂且不论社会主义引入市场机制是否可能，或是否应该，至少有一个教训特别引人注目：即，没有实质性大众参与的社会主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也不可行。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诚如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后所提出的告诫，社会主义不是「放在革命党人口袋中的信条」,「在本质上是不能通过法规或指令来实现的」，而只可能通过大众政治过程中所富含的实质性民主之钥才能获得成功。在她简洁的话语中：
负面的破坏可以靠法令来完成，但正面的创建单靠法令是行不通的。新的领域。数以千计的新问题。只有实践才能纠正错误和开拓新的方法。只有不受阻碍、活力盎然的生活才能发展出千姿百态的新形式和临机应变，燃起创造的力量，并自身纠正错误的尝试。在自由受缚的国度里，公共生活极其乏善可陈、令人生厌、呆板无趣、没有成效，这正是因为排除了民主，断绝了精神富足和进步的活的源泉。（注三十一）
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诚如汤普森（E. P. Thompson）所言，如何建造一个在「手段，策略和目标上都既民主又革命」的社会主义，（注三十二）并确保革命胜利后的国家不会蜕变为新的压迫和剥削形式。从最根本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和民主必然是同一个计划，真正的革命绝不应变为中途休憩的小站。
我在本文中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缺乏大众民主，目的并不是在一旁数落革命过去的失败，而是试图从长远的角度去理解革命局限性之历史意义。缺乏民主的「社会主义」必定要支付出极高的历史代价，着实要比思想上的限制和社会精神生活贫乏要巨大而沉重得多。至此，我相信这也是响应《中国与社会主义》所关心的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什么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一个看起来似乎能促进社会主义革新的改革过程，到头来却导致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在中国和世界其它不少地方，后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给予研讨这些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社会主义运动在现代历史中的出现，为抵抗资本主义提供了系统而有力的政治伦理典范及出路。然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却制造出了一套非常强大的官僚国家机器。这些国家原来的形态大多是非资本主义的，甚至采取过很坚决的反资本主义的政策（比如毛时代的中国）。但是，它们却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集中而且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生产数据和分配国有化的同时没有伴随着政治权力的社会化。它们所谓的「公有财产制」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势必会演化到它的反面。而对马克思来说，私有财产制的废除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达到最终消除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的手段。
然而，在革命后社会中，劳动异化及其政治权力基础的持续存在导致了致命的历史后果。今日我们已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存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为它自身的蜕变负责，当然这只能说是后见之明了。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政治形态为它日后的资本主义化准备了至为关键的要素，意即，它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始积累功能。首先，它复制和延续了劳工阶级的被支配与被剥削地位；其次，在没有大众民主监控之下，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控制和享用社会资产。这些条件对于日后的转型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但还未必一定充分。最后的开花结果或突破，则要等待某个有利契机的来临，那就是特定的国际和国内社会政治条件的成熟。只有在这个时候，原先几十年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积累」所积蓄起来的巨大财富才转化为资本积累的原材料（所谓的“第一桶金”），从而最终获得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市场化进程，往往是通过垄断的政治权力将本应属于民众的国有资产大批转化为私人资本来实现的。这一过程一开始通常出自统治阶层意欲缓和社会矛盾的策略考虑，然而，最终却必然会成为他们另辟蹊径或曰「跳船」的大好机会——从而完成从政治权力拥有者到经济资本拥有者的自我转变。
列宁曾说过，历史会出现很多魔术般的变形。从当代中国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来看，我们不妨问，「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真的会是通往社会主义光明大道途中的一站吗？我想，以下的提问未必是非常荒谬可笑的——我们是否能设想有这种可能性，即此类的「社会主义」其实只是通往资本主义的漫长历史道路中的一个曲线迂回？另外，有无这种可能，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并不像我们原先所相信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社会英勇的掘墓人，事实上，它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资本主义（至少是某一类的资本主义）的助产士？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现代世界历史的绝大讽刺和悲剧。
注释
注一：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曾与Judith Farquhar, Matthew Hale, Saul Thomas, Ming Zheng等人多次讨论，在此谨申诚挚的谢忱。若有意见或反馈，请用电邮与作者联络（yw16@uchicago.edu）。
注二：《中国与社会主义》已由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发行单行本（2005年4月），台湾《批判与再造》杂志已将全书译成中文。
注三：Ernest Mandel, \"The Myth of Market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No.169 (1988), 108; Alec Nove, \"Markets and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No.161 (1987), 98-104.
注四：韩丁（William Hinton）的众多作品是这一立场最为典型的代表，例如，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注五：Richard Kraus,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0.
注六：这方面的文献浩瀚如海，本文无法详列。有关「国家式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一直衍续至今，近年来的重要新作可例见 Stephen Resnick and Richard Wolff, Class Theory and History: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in the U.S.S.R. (Routledge, 2002); Paresh Chattopadhyay, The Marxian Concept of Capital and the Soviet Experience (Praeger, 1994); Neil Fernandez, Capit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the USSR: A Marxist Theory (Ashgate, 1997); Mike Haynes, \"Marxism and the Russian Question in the Wake of the Soviet Collaps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0, no.4 (2002), 317-362.
注七：我认为，从这种意义上说，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公社社员」和今日的「农民工」相比，其普罗化程度并无本质性的不同，只是形式上差别而已。在这方面我不敢苟同韩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农村在后毛泽东时代经历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阶级地位转化 (class transfer)」，数亿的公社社员从「集体股东」(community shareholder)或「共享者」的身份一夜间转化为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劳动，被迫出卖其劳动力(见Hinton, 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20)。而我的看法是，这一大规模「阶级地位转化」或普罗化的过程在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解体以前早已完成。早在五十年代中后期，「集体化」的完成使无数农民在一夜之间从小私有生产者转变为国家体制中的农业劳工。
注八：关于新生的革命国家和国际冷战的关系，参见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注九：Mike Haynes, \"Class and Crisis: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54, 1992 (Spring), 47; Chris Harman, \"The Storm Break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46, 1990, 3-94.
注十：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许多文学作品（例如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和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对此曾有尖锐的揭露和批评。
注十一：「黑帮资本主义」一词源于Nancy Holmstrom and Richard Smith, \"The Necessity of Gangster Capitalism: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n Russia and China,\" Monthly Review 52, no.2 (February 2000), 1-15.
注十二：在这个问题上，我颇受益于秦晖和何清涟对「官僚私有化」的锐利批评。我个人认为，在当代中国的特定情况下，左翼阵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某些来自 「自由主义」角度的批评，其实存在着很大的迭合。
注十三：Paul Sweezy (1910-2004)，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原任教于哈佛大学。1949年创立马克思主义杂志《每月评论》，任主编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他的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1942)和 Monopoly Capital (1966，和 Paul Baran合着)等书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著作，对六十年代后期西方新左派社会运动的兴起有很大的影响。
注十四：Paul Sweezy and Charles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26-27.
注十五：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其三卷本巨著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1974-1980)为有关苏联早期历史的经典著作。1970年代时曾任法中友好协会主席，1978年因不满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向而公开辞职，并且发表题为 \"The Great Leap Backward\" 的公开长信（收录于China Since Mao,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注十六：Paul Sweezy,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0), 147.
注十七：Sweezy and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28; Sweezy,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150.
注十八：Sweezy and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89, 31-32.
注十九：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弱势状况，参见 Andrew Walder,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1949-1981,\" Modern China 10, no.1 (1984), 3-48;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注二十：Sweezy,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88.
注二十一：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222.
注二十二：非常有意思的是，与左翼批评家相比，中国「市场改革」的设计师们对这一内在政治逻辑却看的非常清楚。例如，吴敬琏对这个问题曾有过极其明白的表述：「中国领导阶层发动经济改革的政治决心，完全是出于以下基本前提，即经济改革将有益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则有利于执政党维护其自身的权力」，引自 Qian Yingyi and Wu Jinglian, \"China\'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How Far across the River?\" Working Paper No. 69,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form, Stanford University, 2000, 8.
注二十三：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四十二期（2001年6月，15）。 这其实也正是何清涟所批评的「制度性腐败」的意思，亦见孙立平，「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2005)，乌有之乡网站。汪晖对九十年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根源的揭露无疑是十分犀利的，然而我认为，他的批判立场缺乏内在一致性（coherence），从而未能充分发挥他的这一观点的批判性潜力。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在另文中阐述。
注二十四：Sweezy and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29.
注二十五：关于文革暴力的一个极有价值的第一手研究，参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记录》（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
注二十六：文革中的此类「异端」思潮今日已鲜有人知，即便在西方汉学界亦如此。宋永毅和孙大进合编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田园书屋，1997）收集了不少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湖南「省无联」及其宣言《中国向何处去？》，详文参见 Klaus Mehnert, Peking and the New Left (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 No.4, 1969); Jonathan Unger, \"Whither China-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17, no.1 (Jan 1991), 3-37. 关于其它几个幸存案例的材料，可见Gregor Benton and Alan Hunter, eds. Wild Lily, 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Yan\'an to Tian\'anmen, 1942-198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4-156;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ed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M. E. Sharpe, 1985). 陈尔晋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名「特权论」），成稿于70年代中期，可以算是对于这一批判性传统的最自觉、最为明晰的表述，英文翻译参见China: Crossroads Socialism, An Unofficial Manifesto for Proletarian Democracy (Verso, 1984).王绍光的 \" \'New Trends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是近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唯一英文论文，刊于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8，no.21 (1999), 197-217.
注二十七：「十年动乱」的正统文革史观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皆占居统治地位。童小溪的「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和「十年文革，还是两年文革？」从左翼立场重述和发挥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刘国凯、王希哲和杨小凯等人的「两年文革论」，是近年来挑战主流文革史学少见的力作，在中文网络上流传颇广。可是他对毛主义的进步性估计过高，而对其保守性未做任何分析。刘国凯的《文化革命简析》原载于八十年代初广州民运刊物《人民之声》，英文译本见 Anita Chan, ed.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 E. Sharpe, 1987).
注二十八：Kraus,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181.
注二十九：William Hinton, “What Went Wrong?,” Monthly Review 43 (May 1991), 16.
注三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6。
注三十一：Peter Hudis and Kevin A. Anderson, eds. The Rosa Luxemburg Reader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4), 305-6.
注三十二：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