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年末，在多年查访之后，蓝博洲终于来到嘉义新港通往云林北港的公路旁一处荒芜的墓地。这里埋葬着两位死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留在人间后来却自己结束生命的孩子。几十年来，没有外人寻访这处荒坟，即便墓中人的亲人也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如果没有作者长达十多年的调查、寻访和研究，除了留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官方档案中的名字，他们或将永远地沉没于黑暗之中。读完全书，我才明白了作者沉重的慨叹：“这座寻常的坟墓竟然埋葬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而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以及被黑暗的历史侵夺的一家三口的悲剧。”《台共党人的悲歌》(以下简称《悲歌》)一书以实证资料和当事人口述为据，勾勒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其后“五○年代白色恐怖”中台共党人的悲壮故事。作者通过这个被埋葬的“现代史”的发掘，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这的确是一段深埋地下的、被遗忘了的“台湾近现代史”，那么，在半个多世纪中，通过取消了这段历史而形成的台湾近现代史到底是什么史，或又能是什么样的史呢?
一
蓝博洲是苗栗客家人，1979年考入辅仁大学法文系。这一年中美建交，岛内政治生态丕变，中国大陆也正处于另一场巨变的开端。1981年，在担任辅大草原文学社社长期间，蓝博洲邀请杨逵、陈映真等乡土文学作家来学校演讲。杨、陈都是台湾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人、非党的左翼人士。陈映真是1977年4月至1978年1月间发生的、受到国民党政权压制的“乡土文学论战”的主要参与者，而杨逵则是在乡土文学论战中被挖掘的、具有乡土性的左翼抗日作家。与此同时，蓝博洲也偷偷阅读鲁迅和中国左翼文学作品。[1]通过地下流通的吴浊流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花果》，他也接触到长期不能言说的“二·二八”历史。正是经由这一摸索过程，蓝博洲开始用文学方式探索台湾现代史，踏上了重建台湾现代史与中国革命之历史联系的道路。他毕业于法文系，却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潮流岔道而行，将自己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左翼现实主义传统之中。
蓝博洲的文学生涯开始于台湾历史的转折关头。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台湾进入了一个浪潮汹涌的新时期。就在那年年初 ，蓝博洲加盟陈映真主持的《人间》杂志，参与了关于“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的民众史专辑制作小组;7月，他发表《美好的世纪》，讲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郭琇琮大夫的故事。次年，他又发表《幌马车之歌》，将另一位“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锺浩东校长的生命史奉献于读者面前。台湾医生的抵抗传统、台湾革命者的悲壮奋斗，以及台湾左翼文学的历史脉络，构成了贯穿蓝博洲的文学和历史写作的主要线索。这些作品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之后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为背景，试图通过被遗忘的历史的回溯向酝酿着巨变和激烈历史/政治争议的台湾社会发问。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中留下了《幌马车之歌》的影子，而《好男好女》就是根据这部作品改编。即便如此，在新的潮流中，蓝博洲的作品面对更多的可能是漠视、拒斥和有意识的遗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两岸分治局面的形成是台湾历史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意义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把握，首先，由于新中国的建立和国民党退守台湾，国共内战进入了一个两岸分治为基本格局的时期，我们甚至可以从戒严令的颁布本身看出：分治格局事实上是国共内战的延伸。台湾戒严令的正式名称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一号》，由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布于1949年5月19日，并于次日实施，距离国民政府于1949年12月迁台约半年时间。在那之前，1948年12月10日，国民政府于南京宣布第一次全国戒严令，台湾及新疆、青海、西藏、西康等距离国共争夺的主要战场较远的地区不在戒严令范围之内;1949年7月7日，代总统李宗仁还曾颁布过第二个全国戒严令，但很快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全面退守台湾。实际上，《中华民国刑法》第100条(内乱罪)原本为1928年刑法草案内容，1935年1月1日正式颁布，但备而不用，至1950年台湾戒严时期开始实施，1992年修订。两份全国戒严令在大陆的迅速废止和台湾戒严令的漫长延续(38年又56天)之间有明显的连续关系，它们共同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巨变和国民党政权的历史命运。其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两岸进入冷战时期。伴随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琉球成为美军在远东的最大军事基地，台湾、韩国、南越成为美国推行亚洲冷战政策的前哨阵地和遏制红色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所谓“戒严时期”实际上是内战和冷战交叉重叠的产物。由于这一陈映真称之为“双战构造”[2]的历史条件，两岸关系形成了对峙和冷战，但不存在类似朝鲜半岛那样的双重承认的国际政治。[3]实际上，无论是两岸关系，还是围绕两岸的国际承认关系，始终处于“双战”的延伸状态之下。在这个意义上，两岸的和平最终取决于能否创造新的政治以彻底解决“双战”带来的隔绝、对立和敌意。
在戒严时期，国民党在台湾实行党禁、报禁、出国旅游禁等政策，并对共产党人、左翼人士进行残酷镇压，甚至许多并未真正卷入左翼运动的青年也遭杀害。戒严法颁布后，国民党政府又颁布《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和《惩治叛乱条例》等，1952年颁布的(1958年修正)《出版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停止集会、结社、请愿，取缔被认为“与军事有妨害”的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书、告白、标语及其他出版物。配合戒严法的实施，1954年又发起以铲除“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为目的的“文化清洁运动”。白色恐怖蔓延整个戒严时期，但1950年代的镇压最为惨烈，以致“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甚至已经成为专有名词。然而直至今日，戒严时期遭迫害的人数却仍然只能依据民间自己的统计。1992年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开始在枪决地下党人的知名刑场“马场町”公开追悼死难者，初期能够掌握的死难者名单仅1010人。[4]另据陈映真估算，“1949年年底到1953年，台湾发动了大规模、长时间的‘白色恐怖’，枪杀了近5000人，把8000至10000人投狱。”[5]伴随着戒严令的解除，如何面对和解释戒严时期特别是“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本应成为台湾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但有关白色恐怖的调查并没有像“二·二八”事件那样成为台湾社会震撼性事件;实际上，“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往往被刻意编织在“二·二八”事件的相关敘述中，导致一般人分不清楚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同样，伴随两岸关系的转变，大陆和台湾如何面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及其在两岸的不同情势，势必是一个难以绕开的问题，但同样没有成为反思的焦点。
在蓝博洲沿着杨逵、陈映真的左翼文学道路前行的时刻，台湾党外运动渐成声势。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迎来巨大变化，并在台湾引发激烈震荡。就在这一年，美国将琉球“归还”日本，一并被美国交由日方管制的，还包括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地理上均不属于琉球的钓鱼岛。这一事件在北美台湾留学生中率先触发了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保钓运动”是对中美关系变动的一种独特回应，并与六十年代以降在中国和西方世界同时爆发的“造反”运动和反战运动的余波相互激荡，其中包含了左翼的、自由主义的、支持统一及极少数带有独立取向的多重成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是在六、七十年代反战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中产生的青年运动，它自觉不自觉地揭露了台湾对于美国的依附地位，冲击了1950年代以来的两岸冷战格局。在这场运动中，包括许多出身国民党人家庭的台湾青年，重新审视红色中国的存在，开始了他们的穿越太平洋之旅。保钓运动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我们或许可以视之为两岸冷战状态走向终结的一个开端。
保钓运动是否就是八十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的先声，这里暂且不论，但显然历史并非朝同一方向延伸。1978年12月16日，美国通知台湾即将与中国大陆建交，隔日，蒋经国颁布紧急处分令，宣布终止一切选举活动。12月25日，许信良、余登发等人发表《党外人士国是声明》，要求恢复选举，在此前已经出现的各种台湾住民自决论的延伸线上，[6]提出“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从1979年1月起，党外运动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直至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高雄“美丽岛事件”爆发，党外运动达到高潮，国民党戒严体制受到严重冲击，一个新的变革时代到来了。1986年9月28日，在蒋经国解除戒严前不到一年的时刻，由132人参与的党外后援会推荐大会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临时转变为组党大会。随后民进党参加了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选举。台湾从此进入了两党竞争的时代。在讨论“解严”问题时，多数学者将大批留学生返台、小剧场运动及文化讨论的活跃及蒋经国的开明姿态作为主要因素，这固然不错，但笼罩在被美国抛弃的怨恨氛围中，蓝绿两造很少有人意识到：中美建交不但是毛泽东为突破冷战两极构造而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打破国民党戒严体制的关键因素之一。若无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和中美、中欧关系的巨变，保钓运动、戒严时期的终结及此后台湾的政治变化能否以这样的速度和方式发生，是不能确定的。然而，戒严体制结束不久，历史就走到了1989年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体系瓦解的时期;在美国霸权体系之外寻找社会变革道路的可能性大大缩小了。李登辉从制定和颁布国统纲领到完全弃之不顾，只用了3年时间(可以1994年他与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为依据)，恰是这一双重变迁的结果。在所谓“历史终结”的氛围中，台湾社会在“世界民主第三波浪潮”中获得了新的定位。
台湾党外运动是在“戒严时期”形成的反对运动，其中包含某些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份，但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以及台湾岛内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殊少关联。此时共产党和革命左派势力已遭剪除，命悬一线，唯有在“乡土文学”旗帜下和为数极少的左翼社会运动，尚余继承现代民族民主革命传统推进台湾民主的文化一脉，如同一个历史的地标，昭示着当代台湾的民主运动与近现代台湾民族民主革命之间的历史关联。因此，1970-1980年代的党外运动是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以降冷战内战共同造成的断层中产生的，对于不满于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年轻一代而言，“戒严时期”的主要思想资源和活动空间来自战后在台湾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美国。如今，当人们试图梳理台湾学生运动和民主思想的变迁时，也多半会追溯至1950年代的《自由中国》、1960年代的《文星》、《大学》及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这个脉络的外部，或许是较内部更为决定性的因素，则是由美国传入的自由主义(虽然内部构成也较复杂)，其特征是在以追求民主和自由相号召的同时，共享反共的意识形态。[7]
在经历了“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肉体消灭和残酷镇压之后，台湾的左翼又面对岛内政治生态的巨变和1989年后社会主义的衰落。1990年代，台湾经济发生转型，资本向大陆转移，岛内劳工力量下降，阶级性社会运动尚未真正成长便面临衰落之势;由于李登辉的国族打造工程的收编作用，尽管环境运动、农运和学运等仍继续活动，但力量和方向已有重大变化。代之而起的，是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中心的新社会运动。除了极少数敏锐的思想者和运动者，大多数人并不关心海峡两岸的劳动分工及不平等的劳资关系，而更倾向于从统独的角度读解两岸关系。在这样的语境中，甚至实际上不过是“独台”与“台独”之间的路线分野也被理解成统独斗争。围绕统独问题，民族认同、族群关系、国家建设，以及以此为中轴而编织新的台湾史，成为支配现实政治和历史想象的基本要件。在新的语境中，左翼社会运动所针对的阶级和社会结构问题逐渐转化，新的、以左翼的色彩登上舞台的一代，已经是由后结构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等武装起来的、以留学欧美(尤其是美国)的青年学者为主的新生代。无论是思想资源，还是置身的情境，均与此前几代人完全不同。在政治上，较之与台湾左翼传统的关系，这些新的运动与其批判对象的关系或许更为深厚。1970年代的“乡土文学”及“现代主义”论战、1980年代的党外运动、1990年代的“野百合”学生运动，综合了泛左翼、自由主义和其他社会力量，开启了民主变革的历史潮流，但从1990年代初起，伴随蓝绿体制的巩固，台湾社会运动的主导方面已经被统独问题所裹胁，甚至直接针对台湾社会内部矛盾的学生运动也不能幸免。例如，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和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是对台湾社会内部矛盾的回应，包含了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及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却各以反两岸“大三通”和反两岸“服贸”协议为契机。这些运动向新方向的突围尚未展开，便在不同力量的驱使之下再入老围城。换句话说，从1950年代肅清以後，作为中国革命与亚洲革命之一翼的台湾左翼传统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蓝博洲的“现代史考古”和“文学史钩沉”便诞生于这一语境中。他查阅档案，采访当事人，奔波于里巷坟头、乡村都市、台湾南北、海峡两岸，劳其心智、苦其行役，可谓艰苦卓绝。《悲歌》出版于2012年，但初稿于1994年3月16日即已完成，后经2007年3月16日二稿、2009年10月1日三稿、2010年6月6日四稿、2010年7月1日五稿、2011年1月25日定稿，前后历经长达17年的反复修订和增补过程。在酝酿、写作和修订这部书的近20年的时期里，作者出版了大量与“二?二八”事件、“五○年代白色恐怖”相关的书，例如《沉尸·流亡·二二八》(1991)、《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1913-1945)》(1993)、《白色恐怖》(1993)、《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1994)、《高雄县二?二八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民众史》(1997)、《五○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究》(1998)、《人间正道是沧桑：苗栗县文学家作品集》(1999)、《吴浊流的文学原乡：西湖》(与林灵合作编写制作，1999)、《共产青年李登辉》(2000)、《麦浪歌咏队：追忆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2001)、《天未亮：追忆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师院部分)》(2001)、《台湾好女人》(2001)、《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2001)、《藤缠树》(2002)、《红色客家人：一九四〇、五〇年代台湾客家人的社会运动》(2003)、《红色客家庄：大河底的政治风暴》(2004)、《消失的台湾医界良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下受难的高贵灵魂》(2004)、《二二八野百合》(2007)、《青春战斗曲：二二八之后的台北学运》(2007)、《消失在二?二八迷雾中的王添灯》(2008)、《战风车：一个作家的选战记事》(2009)、《老红帽》(2010)、《寻找祖国三千里》(2010)、《你是什么派》(2011)等。
由于长期的研究和积累，蓝博洲对于档案调查、人物采访、文献实录等形式已经驾轻就熟，他可以像写侦探小说一样，从一个看似偶然的青年自杀案开始，通过国民党档案资料、不同的当事人回忆及其他线索，剥茧抽丝，逐条比对，去伪存真，重建台共领导人张志忠、他的妻子季沄和儿子小羊的生命史。在对“二?二八”事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调查的同时，蓝博洲自觉地钩沉台湾左翼文学的发展脉络，重建这一文脉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传统之内在关系。在他的笔下，三十年代左翼文学(鲁迅)、四十年代文学抗争(宋非我、简国贤、吕赫若、雷石榆、蓝明谷、吴浊流)、七十至八十年代乡土文学(陈映真、黄春明等和被重新挖掘的杨逵)的展开，如巨石压迫下的野草，命悬一线，不绝如缕，而在字里行间，作者踵武前贤，自觉地承担起这一传统的挖掘者、继承者和开创者的使命。这一文脉是在日本殖民统治和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浴血成长的生命之树，也是在岛内政治生态巨变、左翼文学传统边缘化的境遇中逆风向前的车轮，其前仆后继，宛如悲壮的史诗。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在历史断层中赓续文脉的努力，如何阐释他以如此坚毅的方式呈现这一“为了忘却的记念”?
二
蓝博洲的写作以报告文学(台湾学者称为“报导文学”)和历史调查为主要形式，诉诸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这一以“信史”的形式展开的叙述是论辩性的，它同时针对了蓝绿两个阵营的主导叙述，即台独叙述与国民党的正统叙述及其变体。对于前者，他的立场是反对殖民统治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对于后者，他的立场是反对白色恐怖和专制统治的大众民主的左翼运动。通过漫长的调查，在他的笔下，日据时代台湾民众和革命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战后台湾民众和革命者反对国民党暴虐统治的斗争、“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左翼进步人士的奋斗和牺牲，渐渐以具体可感、清晰真实的方式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他勾稽其间的连续与变化，又将这些连续与变化置于与中国革命及建国运动的关系之中，展开了一幅生生不息的、广阔深厚的历史画卷。
这幅画卷的形成与1990年代台湾政治的巨变是同步的，或者说，作者正是以此介入这场蓝绿主导的、围绕历史观而展开的战争。在这场历史观战争中，国民党处于守势，攫取了党外运动领导权的民进党则处于攻势。在“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口号之下，新台湾史写作以省略和扭曲的叙述策略，遮蔽台湾左翼传统的历史脉络及其对民主运动的历史贡献，重构台湾的悲情。这一扭曲的历史脉络对于台湾的新社会运动、尤其是新生代对于两岸关系的历史观点和思想情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新的台湾史叙述是一个包含若干层次但并不复杂的叙述：最表层的部分是将台湾历史无差别地视为殖民史，将民进党上台前的台湾政权一概视为外来政权，并依次排列出西班牙、荷兰、郑成功、清朝、日本和中华民国的殖民地序列。以这一“外来政权史”为框架，新的台湾史叙述又对这一历史序列的内部关系进行重组：首先，通过抬高日本殖民统治(以及荷兰殖民统治)的“文明程度”或“现代化水平”，将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置于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对立之中，塑造殖民地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优越感;其次，通过日本殖民统治与“二·二八”事件的对比，实际上为“皇民化”开脱(即在对比的意义上将其合理化)，进而将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怀旧”组织到“台独”(也即区分于中国大陆，而与日本、美国主导的秩序相调和)的氛围之中;第三，尽管存在少数对中国革命和革命中国持同情和理解态度的人，但用美式自由主义包装冷战与后冷战的台湾政治结构，贬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切断台湾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连带，却是台湾史叙述的主流。在台湾，以“共产主义”和“威权”概念指称中国大陆，并以此掩盖冷战时代的台湾与美国帝国主义统治的宗主-殖民关系，是贯穿各主流派别政治修辞的共同语汇。
将台湾建构为“中国的他者”的客观力量与其说是台湾岛内的政治运动，毋宁说是两个形态不同的统治秩序，即“二战”结束前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和“二战”结束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的美国主导下的内战冷战体制。1954年签订的、与美日、美菲协防条约性质一致的《美中(指蒋政权――作者注)共同防御条约》以武力遏制中国、以条约规范台湾行为(如不允许主动进攻大陆)、以联防形式阻止共产主义渗透，最终造成了台澎主权未定格局。[8]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单方面颁布《与台湾关系法》，以国内法形式替代《美中(指蒋政权――作者注)共同防御条约》，以维持两岸对立和分隔的既定格局。“台湾人的命运由台湾人来决定”这一口号本来包含着反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内涵，但当这一口号被转换为针对中国大陆的独立运动时，其含义恰好与两种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造成的分隔局面相互呼应，从而以自治或独立的名义巩固了这一统治。由于不得不借助于中华民国这个政治外壳，台独运动和独台政治一直在“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和“中华民国是台湾”等说法之间闪烁其词。换句话说，当代语境中的所谓“台湾主体性”与现代台湾为摆脱台湾殖民性(相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后殖民性和相对于美国帝国主义支配下的新殖民性)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非但没有历史的联系，毋宁是以割断或扭曲这一联系为前提的。如果台湾的自我定位是“中国的他者”，那么，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将日本殖民统治和美国主导的霸权性区域体制合理化，就是这一新的自我定位的必要步骤。
正由于此，1990年代达到高潮的台独新历史观必须以“遗忘”蓝博洲所探寻的那段地底的历史为前提。这是蓝绿对立中的共识。从1895年《马关条约》至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经历了50年日本殖民统治。2000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后，民进党为了从法理上和道德上肯定日本殖民统治与台湾自主地位的连续性，不惜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修订为“日治”时期，并作为教科书的标准用法加以推广，由此引发了台湾史研究中的“日治”时期与“日据”时期的命名之争。从日本殖民统治的角度说，“日据”时期的台湾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1895年的乙未战争至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的第一时期，大致与残酷镇压台湾民众抵抗运动的前期武官总督时期相重叠;1915年西来庵事件(第一时期最后一次汉人的武力抵抗)至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时期，大致与日本从大正民主时期迈向法西斯军国主义时期相重叠，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政策被概括为对台实行同化政策的所谓“内地延长主义”;1937年至1945年的第三时期，即“皇民化政策”时期;在这一时期，殖民当局取缔自治性的社会运动、推进皇民化政策，以使台湾成为其“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后备基地。
但从台湾抗日运动的角度看，日本殖民时代的分期则有所不同。从1895至1915年，台湾人民以各种形式对日本殖民统治进行武力反抗，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895年台湾保卫战时期、1895至1902年间由北部义勇军起义延及中南部响应的游击战时期，1902年屏东林少猫事件至1915年西来庵事件所代表的零星抗日武装起义。台湾人民在整个武力抵抗时期的牺牲总人数，至今仍众说纷纭，但“日军在台湾的殖民地征服战争战死的人数，远比甲午战争战死的人为多。至于台湾同胞惨遭日本军警屠杀的总人数，有学者据日方官书台湾宪兵史、台湾警察沿革志累积统计，总数约近40万人。”[9]这个数字远超台湾史上(包括战后)的族群冲突受难总人数。1915年以降，台湾人民的武力抵抗并未终结，如1930年雾社事件就是台湾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里程碑，但伴随日本殖民统治的巩固，台湾汉人的抗日运动还是在西来庵事件之后由武力抵抗转为文化抵抗。面对日本的殖民同化政策，台湾的自治性社会运动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蒋渭水(1891-1931)是这一时期文化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和代表人物之一。蒋早年学医并关注中国革命运动，曾致电国际联盟指控日本妨碍中华民国统一。1921年，他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并在以林献堂为代表的雾峰林家的资助下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倡导民权启蒙运动;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左右分裂后，蒋渭水成立了居于中派的台湾民众党。在蒋的左边，是岛内新兴左翼夺得领导权的台湾文化协会;在蒋的右边，则是与日本统治者妥协程度较高但仍追求台湾自治的林献堂。1928年台湾共产党于上海成立之后，先后夺取了岛内台湾农民组合以及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权。蒋渭水也于1928年成立台湾工友总同盟，并在斗争中日渐激进、左倾。[10]与蒋渭水并肩抗日的许多革命志士，如廖进平、杨元丁、黄赐等，后来均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他的三子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蒋时钦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流亡內地;与国民党关系复杂的胞弟蒋渭川则列入捕杀名单，女丧子伤。
蓝博洲的所有作品深深地植根于这一时代背景之中，通过复杂微妙的人物关系，他串联起台湾历史的断续脉络。他的成名作《幌马车之歌》从妻子蒋蕴瑜(本名蒋碧玉)及兄弟、同伴的视角展开基隆高中校长锺浩东(1915-1950)的生命史。锺具有双重身份，一重身份是因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而被枪毙处决的中共党员;另一重身份是蒋渭水的女婿、著名乡土作家锺理和的异母弟。锺浩东年轻时不愿效命于侵华日军，为逃兵役而去日本求学，后于1940年携妻奔赴大陆参加抗日，在广东惠阳被误为日本间谍而拘禁待决，幸得台湾抗日先贤丘逢甲之子、少将参议丘念台(1894-1967)的救助，并加入他领导的国民党第四战区的东区服务队，协助审问日本俘虏，从事敌前敌后的政治工作。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们转赴广州，协助处理滞留广州的台胞返乡。这些台胞大多是被日本强征入伍的军人和医护人员。锺浩东夫妇等用台语和日语向他们解释台湾历史的演变及回归祖国后台胞均为中国国民的事实，安定其情绪。锺浩东年轻时崇拜蒋介石，视之为抗日领袖，但思想上受“五四”影响，接触社会主义学说，逐渐左倾,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二八”事件后，他坚持地下斗争，并印行地下刊物《光明报》，“宣传国共内战的局势发展，进行反帝的阶级教育”，于1949年9月初被捕，1950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周年那天牺牲。
锺浩东也是《悲歌》中的一个人物。1946年5月，正是张志忠批准了由台共党人吴克泰担任介绍人的锺浩东入党。相对于张志忠，锺浩东只是这一复杂的共产党人活动谱系中的一个相对边缘的环节。作者所以慨叹张志忠、季沄的“坟墓竟然埋葬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而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是因为这两位历史的失踪者恰恰处于这个活动谱系的关键位置。在这个谱系中，我们可以找到翁泽生、王万得、蔡孝乾、侯朝宗、秋山良照、李登辉、谢雪红等各色人物，他们经由不同道路参与过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又在残酷斗争的时代走上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奋斗、牺牲、坚守、疏离、投降和背叛是描述这一时代不同政治选择的基本语汇。张志忠和他们的交往，以及各自的人生轨迹，共同折射出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曲折、复杂的现代历程。作者在书中已经对张志忠、季沄的生平事迹做了详细描述，但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是参照其他资料，摘其大者略做勾勒，以显示这一历史脉络的广阔与深厚。
张志忠，1910年出生于日据下的台湾南部嘉义的一户赤贫农民家庭，1924年赴厦门集美学校就读，参与了翁泽生等人建立的闽南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刊物主编。翁泽生(1903-1939)，台北人，先后就读于集美学校以及瞿秋白、任弼时等早期共产党人任教的上海大学，1925年参与“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6至1927年间在漳洲发展组织。1928年4月15日，他参与创建了以台籍中共党员为主体的台湾地区共产党组织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1932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并被移交给日本政府，送回台湾。他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于1939年被折磨致死。
1926至1927年，张志忠参与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台湾黑色青年联盟的活动，成为该组织嘉义地方负责人，并因此被日本当局逮捕。黑色青年联盟领导人是王万得(1903-1985)、蔡孝乾(1908-1982)。王万得，台北人，1922年加入林献堂、蒋渭水等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1927年在大陆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转籍至台湾共产党，1931年被选为台共常务委员兼书记长，同年被日本当局逮捕，入狱12年。“二·二八”事件后逃往大陆。蔡孝乾，台湾彰化人，与翁泽生一样，1924年在上海大学就读，受到在该校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影响;1928年参与组织台湾共产党，并担任重要职务。1932年红军攻克漳州，经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介绍，蔡孝乾与许多台湾人一同前往江西革命根据地，他也是台共成员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物。1938年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1945年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1946年7月返台工作;1950年初被捕后脱逃，第二次被捕后“自新”，引发著名的吴石、朱谌之案。
1932年，张志忠由侯朝宗介绍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赤色救援国际的中国支部);又经王灯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党，并回台湾重建台共的党组织。侯朝宗(1905-1968)，嘉义人， 1926-1927年投身农民运动，为台湾农民组合领导核心，后潜赴大陆进入国民党系统任职。抗战爆发后，他改名刘启光，在“重庆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从事专职宣传工作，后因表现突出被提拔为第三战区少将兼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启光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及包括今桃园、新竹、苗栗三县的新竹县长;1946至1947年，他负责筹备华南商业银行(由日据时期的株式会社华南银行与台湾信托公司合并改组而来)，并出任董事长，由此成为台湾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悲歌》开篇叙述柏杨寻访刘启光，其根据便是后来被证实是张志忠、季沄儿子的杨扬自杀时留下的含混不清的遗书。
也是在1932年，张志忠回台后因上海台湾反帝同盟“关系者”大检举的牵连而被捕关押，但未暴露党员身份，得以在1933年用装疯的方式获得假释后脱逃。1939年张志忠在延安抗大受训后，赴刘伯承部(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从事对敌宣传，曾帮助秋山良照等日本战俘学习进步理论。秋山良照，原日本第四十一师团士兵，在冀南堂邑地区的一次战争中受伤被俘。八路军为其治伤，他还受到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的慰问。此后，他发起组织“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后改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冀南支部)，并担任书记。1942年，秋山良照带领反战同盟成员参加了八路军在冀南地区的反扫荡斗争，表现英勇，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高度评价。
1946年，张志忠秘密回台，并与谢雪红、杨克煌、吴克泰等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并指导其工作。经过对原有组织的合并和改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的工作。也就在这一年，张志忠批准由吴克泰介绍的李登辉加入共产党。谢雪红(1901-1970)，台湾彰化人，制帽工人出身， 1925年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她在上海参与组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任中央候补委员。1945年10月，谢雪红在台中组织人民协会等组织，后遭陈仪政府强迫解散。“二·二八”事件中，谢雪红在台中号召人民起义，攻占台中警局及公卖局台中分局，成立“人民政府”和“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并亲自担任总指挥。在她的领导下，起义者攻占军营及弹药库，为嘉义、虎尾等地的起义军供应弹药，并于3月6日组建著名的“二七部队”，即“台湾民主联军”。起义失败后，谢于1947年5月经上海逃至香港，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并任主席。
“二·二八”爆发之后，张志忠与许分一起前往东石，接管拘留所，释放犯人，他通过以黄文辉为核心的外围组织，组织嘉南地区自发的武装群众组织。嘉义民众对警察武装实行缴械，并占领市政府。张志忠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即“嘉南纵队”，又称“台湾自治联军”。1949年12月31日，张志忠被捕，坚贞不屈。1954年3月12日，参谋总长周至柔向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兼任司令俞鸿钧发出执行张志忠死刑的命令;3月16日，下午2时30分，张志忠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时年四十五岁。他的妻子季沄先于他在1950年11月被枪决。
《台共党人的悲歌》延续了作者早期纪实性作品的文脉，在叙述上采用了文献、口述与人物故事相互印证的形式，但与《幌马车之歌》等作品相比，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它所要处理的是“二?二八”事件中共产党人的活动及其历史定位问题。不同于通常的历史学著作，蓝博洲将自己的调查过程也带入叙述，用张志忠和季沄的斗争和牺牲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让“二·二八”事件摆脱话语的扭曲，重返其历史现场。作者显然相信：这种谨慎的纪实文学叙述(但排斥虚构的)的形式，比通常的历史学著作的形式，更能呈现发掘和侦测历史真相的艰难过程。这确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台湾现代史，其中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等复杂线索。作者的详细勾勒和考订清楚地说明：若抽去了这些复杂的线索，台湾现代史便不能成立。
三
当代台独的主体性论述一方面以殖民主义霸权格局为前提，另一方面又试图为这一论述寻找“本土”资源。如前所述，台独论述的历史资源之一是从日本的“华夷变态”衍生而来的台湾现代化(相对于“落后的”中国大陆而言)论。[11]用现代化论解释台湾殖民史(包括“日据”时期和战后美国的主导的新殖民时期，现在则以更为精密的方式溯源自荷兰的统治)的效果之一，便是掩盖殖民地与宗主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依附关系。殖民地的政治结构直接受控于宗主国，而在经济上则按照宗主国的劳动分工将殖民地社会建构成为围绕中心地区的边缘区域。殖民地社会没有主体性和独立性可言。一方面用现代化论包装殖民史，另一方面又将“日据”时期主张地方自治的民众运动、1947年“二?二八”事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时期，乃至整个军事戒严时期的抵抗运动解释为台独的历史脉络，这些论述的真正动机是越过殖民主义历史而将这些反抗斗争嫁接到针对中国大陆的政治斗争之中。因此，如何理解“日据时期”台湾抵抗运动的自治主张、如何解释 “二?二八”事件中共产党人的活动及其纲领，不但对于打破国民党和民进党相辅相成的历史叙述十分重要，而且也涉及如何评价台湾从日本殖民时代开始的、在战后逐渐达到高潮的抵抗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是什么关系，它是中国革命的一翼，还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这个问题对于解释“二?二八”事件也是至关重要的。1947年2月27日，因台北专卖局查缉员取缔菸贩而引发冲突。大批民众于次日发动大规模请愿示威，陈仪用司法手段解决问题的方式未能平息民众郁积已久的愤怒。当时国民党驻台军队军备不足，抗议群众冲击军械库，获得枪支武器弹药，形成了武装冲突的态势。“二?二八”事件并非共产党人策动，而是源于当地民众对国民党恶政的自发反抗，但共产党人因势利导，展开有组织的武装和政治活动。根据国民党国家安全局印机密档案《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叛乱案”所载，“二?二八”事件当时仅有七十余名地下共产党员，1948年6月发展到约四百人，到了1950年8月全面逮捕时，已经发展到九百余人。[12]这一数字的变化清晰地显示出正是“二?二八”事件促成了许多青年的思想转变。“二?二八”事件的死难者多为下层民众，而“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难人多为进步青年，大量无辜者特别是在台无亲无故的外省人受难。[13]两者之间的区别恰恰显示出针对国民党恶政的反抗运动经历了从自发到有组织的转化。
在白色恐怖弥漫的戒严时期，国民党将“二?二八”事件渲染为共产党的阴谋和叛乱，而解严之后，民进党及独派则突出省籍矛盾，将其解释成为“台湾人的悲情”，并由此上溯至1895年以降的各种自治和独立主张。例如在解释“‘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及其处分大纲中的“地方自治”条目时，他们有意识地突出了其中的自治和独立主张，甚至在左翼中也曾引起对于这些政治活动的怀疑。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台湾现代史中的自治运动及其主张呢?在“二?二八”事件前及事件过程中，台湾历史上有过几次比较重要的独立和自治运动。除了1920年代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以及同时期各种争取自治的文化抵抗运动之外，还有三次值得注意的运动：第一次运动即1895年建立的“台湾民主国”。这一建国主张是由丘逢甲率民众代表向巡抚唐景崧提出，并得到后者及台湾国防帮办刘永福支持。1895年5月25日“台湾民主国”建立，改年号为“永清”，以“蓝地黄虎”为国旗，唐、丘分任正副总统。“台湾民主国”实际上存在了几个月，其领导人先后被迫兵败内渡，但汉人武装抗日运动却坚持到1915年。“台湾民主国”是在《马关条约》签订、清朝被迫割让台湾后提出并建立的，根本谈不上将台湾从中国独立出去的问题。“台湾民主国”主事者们声言：“今已无天可吁，无人可援，台民唯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处理。”又说：“如各国仗义公断，能以台湾归还中国，台民亦愿以台湾所有利益报之。”[14]当时深感“为民劫迫，无计脱身，权宜留此”的唐景崧也在其电文中说：“台民自立，万不得已，非此不足拒倭，免其向中国饶舌。且冀自立后或求外国保护，或求各国公评，但有一线转机，仍归中国，断不肯自居化外，换用旗式为开仗计。”[15]“台湾民主国”是抵抗日本殖民主义的政治旗帜，与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或“台湾归属问题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等台独主张毫无关系。[16]
第二个“台湾独立运动”是1928-1931年间由台湾共产党推动的。台湾先后有过两个共产党组织，一个是1928年在上海法租界成立的“老台共”，另一个则是日本投降后中共在台湾组建的省工作委员会。在第一个时期，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按第三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殖民地共产党组织隶属于殖民宗主国共产党，故建党初期的“台共”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由于当时日共甫遭“三?一五”大检举，难以顾及台共的建党工作，故实际上台共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委派化名“彭荣”的任弼时指导台共建党会议。[17]日本当局在1931年大肆逮捕台共党员，台共组织被迫停止运作，但老台共成员谢雪红、廖瑞发、杨克煌、苏新、王万得、林日高等以不同形式坚持斗争，终于在1945年台湾光复后的“二?二八”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苏新的回忆，老台共先后在1928年与1931年提出两个纲领，都规定“台湾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台湾独立’。”[18]两个纲领在修辞上有些区别，如台共成立时的纲领“第一条：打倒总督专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条：台湾民族独立万岁!第三条：建立台湾共和国”;而1931年的新纲领“第一条：颠覆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独立;第七条：建立工农民主独裁的苏维埃政权;第八条：国内民族一律平等。”相比于第一个纲领中“台湾民族独立”的提法，第二个纲领中的“台湾独立”少了“民族”二字。事实上，正如苏新所解释的，这两个口号并无实质差别，因为第一个纲领中的“台湾民族独立”的真意乃是将日本殖民者同岛内被压迫人民区别开来，其逻辑相当于第二个纲领所说的“国内各民族”，[19]而不是指区别于中国的“台湾民族”。更重要的是：这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革命运动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最集中的政治口号”，所谓独立即“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在第二个纲领中提出的建立“工农民主独裁的苏维埃政权”也在建制上与当时正在江西苏区形成的“中国苏维埃政府”相呼应。[20]
第三个被台独势力利用、也为一些左翼力量误解的自然是“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是当代台独运动汲取情感资源、形塑认同政治的关键历史事件，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事件发生后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活动，尤其是“处理大纲”中有关地方自治的条款。“二?二八”事件爆发后，陈仪提议成立“处理委员会”，共产党人在积极进行武装斗争同时，也介入了“处理委员会”的谈判斗争。而这些共产党人得以发挥作用的关键之一，就是才在岛内生根的中共台湾省工委。“处理委员会”包含左中右各派分子。在共产党员的领导和支持下，王添灯、林日高等左派人士取得了具有临时自治政权性质的处委会领导权，迫使官方代表退出。“王添灯、林日高是完全按照地下党的方针、指示进行了斗争的。”[21]“处理大纲”第三十二条提出“地方自治”的条款，引起了不同的解释。“二?二八”事件的参与者、台共党人苏新在“二?二八”事件后遭国民党通缉，先逃亡上海，又于同年转往香港，并与谢雪红等人共同参与创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担任《新台湾》丛刊主编。早在1948年，他便整理台湾革命运动和“二?二八”事件史料，写成《愤怒的台湾》一书。[22]作为直接参与“处理委员会”筹划的共产党人，苏新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当时的地方自治运动是向国民党统治者要求自治，是为了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力量，扩大台湾人民的政治权利，而不是为了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不能和今天的‘台独’相提并论。我们说，‘二?二八’是‘反蒋’，蒋帮说是‘叛国’，‘台独’分子说是‘反中国’，哪一个说法对，三十二条‘处理大纲’是最好的注释。”[23]事实上，“二?二八”事件爆发之后，延安《解放日报》旋即发表的《台湾自治运动》一文，也体现了中共当年的基本立场和策略：“处理委员会通过的三十二条纲领是好的。应当坚决为其实现而斗争。接收蒋政府财产，供作自治运动的经费，和建立民主的政务局，作为自治机关的初步，这些都是对的。除此以外，应该立即成立军务局，把武装的人民，组成台湾人民自治的武装队伍，把广大的劳动人民武装起来，并指挥这些武装，为自卫和争取自治而奋斗。”[24]
但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在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变局之中，不同势力介入其中是不可避免的。2月26日，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其所提托管协定草案，并授予美国独力管理包括琉球在内的前日本殖民地的权利。[25]最初的托管构想来自开罗会议宣言，但其时并未确定由谁托管。3月1日，台湾岛内已有报道，对于当地精英而言显然会产生暗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构成十分复杂。3月3日下午，台北市处委会委派林宗贤、林传克、吕伯雄、骆水源、李万居赴美领事馆，要求拍发电报;同日，领事馆收到一封141人代表、807人签名的请愿信，内容包括要求“联合国接管台湾”、“切断与中国之政经关系”等诉求。[26]台大八位学生也于同日向美国领事馆请愿支持。我们可以从美国方面的判断来说明这些现象，并证明苏新的解释。美国大使馆于1946年春在台湾设立领事馆。美国方面在战争结束前即想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海空军基地，台湾光复后的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也是美国方面蓄意散播的。[27]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1947年3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的电文(四六八号)中引用了台湾领事馆3月3日来电，其中说：“台湾人强烈希望作为中国国民，但相信如果当前政府采取军事手段，或不能满足从三月十日起要讨论的政府改革之要求，他们将抗拒政府。他们将以不同程度抗拒所有由大陆上强加于台湾的非代表性权威政府。重大的经济脱序将难免，负责任的各部门担心继续不稳定会引来共产主义。”事实上，并非因为台湾人要求脱离中国(电文中明确说“台湾人强烈希望作为中国国民”)，而正是由于担心长官公署的暴力手段会引发台湾民众倾向于“共产主义”，领事馆才建议：“在严肃考虑后，领事馆认定唯一实际的解决办法是美国自己立即介入，或代表联合国介入，以阻止政府军队一旦在台北被放纵的屠杀之灾难，而军队之获放手行事，在三月三日看来是立即的可能。美国的声望很高，而台湾人深切希望美国介入，他们相信在目前日本享有法律主权地位的情况下，向南京交涉及联合国直接干预是合理之举。如此，政府可能在大陆上情况困难之际，藉此机会解脱严重和持续的军事负担。中国可以确保在台湾回复到一个台湾人享有大幅权利的负责任之中国政府时，有中国参加的联合国临时政府会中止。台湾人假设联合国的控制，还是以美国人为主。他们经常表明渴望民主的政治训练，也期望最后台湾政府由台湾人自己组成，在中央政府代表台湾。非如此，在台湾发生内战是最可能的替代局面。”[28]
美国方面确曾劝告蒋介石不要对台动兵，但目的并非民主，而是试图从国民党政府手中夺取对台控制权。这也可以从3月7日陈仪致蒋介石的电文中证实：“此次事件有美国人参与，反动分子时与美领事馆往来，美领事已发表种种无理由的反对政府言论，反动分子目前最大诡计是使台湾兵力愈单薄愈好。职三次广播对暴动事件从宽处置，对政治问题，省府切实容纳本省人，县市长可民选，多数人民均甚满意。但反动分子又造谣言，谓台人既毁击杀伤外省人很多，政府必不会如此宽大……至美国大使馆方面，请其通知台湾领事，为顾及国际信誉，勿为台湾反动分子所惑。”[29]国民党当局对于美国的图谋心知肚明，却不敢公然抗拒，只能将人民起义归结为共产党的阴谋。3月18日，蒋经国在致电蒋介石中说：“新美派(指亲美派)──林茂生、廖文毅与副领事Kerr，请美供给枪枝及Money,美允Money,Cal. Daw来, Kerr调有关。……独立派──新华民主国10/3成立，总统、军司令官未定，国旗已(陈松坚警务省长)。决定八日夜暴动，七日夜有二名学生被捕，搜出密件，有准备，国军倘迟一日，不可收拾(亦幸天雨)。……奉主席命，来宣慰，除C.P.外，一概不追究，只是幼稚行为。”[30]最后一句“除C.P.外，一概不追究”可谓画龙点睛。电文提及的廖文毅及其兄廖文奎后来在香港组建“台湾再解放联盟”，实际上是美国中情局直接授意策划的结果。司徒雷登曾向他们表示：“台湾独立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但值得奋斗”。[31]
将历史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修辞连缀为一脉相承的台独主张不过是掩盖或扭曲历史的方式，根本问题在于这些自治运动、独立主张发生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基于何种政治目的、针对哪一个政治秩序和国际关系。丘逢甲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提出的“台湾民主国”、蒋渭水等人在日据时代一度参与的文化自治运动、台湾共产党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提出的“台湾独立”口号，以及“二·二八”事件中提出的高度自治主张，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命运的有机部分，也是中国革命及民族解放运动的独特方面。1920-1940年代成长起来的台湾共产主义者在“二·二八”之后都认识到了这点。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苏新断言：“台湾问题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台湾解放问题是绝不能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分开。必须站在中国革命的一边，台湾才能解放。”“离开‘中国革命’而另找台湾解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32]今天，台湾和中国大陆发生了深刻的社会转变，重复旧的道路已经不再可能，但针对新的发展、探寻新的政治以克服“内战冷战双重构造”，不正需要重新探索、思考以承续先贤的传统吗?
就共产主义运动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运动远远地越出了欧洲工人运动的范围。因此，第三国际建立伊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就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后移至莫斯科举行。列宁在会前发表了《共产主义中的“左派”幼稚病》，并在会上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在后一个报告中，列宁指出必须“把被压迫民族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来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相对立，这种虚伪性蒙蔽着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强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绝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33]提纲特别要求熟悉情况的人对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在内的各地经验提出补充，并在第11条指出必须“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必须揭露“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样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34]1935年，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分析了法西斯上台的原因，提出建立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广泛的人民阵线的主张，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便是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并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给予充分肯定。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提出执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政治和策略方针，并根据日益复杂的各国形势，提出应避免在各党的内部组织问题上进行一般干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的活动与其他争取民族民主解放的运动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在蓝博洲的作品中，那些共产党人的思想起点多半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争取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密切相关。1949年之后，两岸分隔的局面与美国直接主导亚洲地区的冷战格局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一新的条件下，任何脱离对于冷战格局和美国主导的区域秩序的分析而抽象讨论主体性或独立都不过是对地区和全球霸权格局的承认。亚洲地区的冷战格局至今没有终结，但从六十年代开始，两极化的构造已在持续发生变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与美国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1962年，在持续多年的内部矛盾之后，中苏论战公开化，引发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大辩论。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内政策，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国际政策，正是冷战的两极化格局发生变化的枢纽之一;而在台湾，由于日本在“日美安保协定”框架下侵占钓鱼岛，终于引发了以台湾的海外留学生为主的保钓运动。这场运动不仅针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对钓鱼岛的侵占，而且锋芒所向，直指美国主导的、以《美日安保条约》等冷战协定为标志的区域秩序。这是两岸冷战格局发生变动的开端。
在《幌马车之歌》第二乐章，作者引用锺理和的《原乡人》的一段话，突出了“原乡人的血”说法：
父亲叙述中国时，那口吻就和一个人在叙述从前显赫而没落的舅舅家，带了两份嘲笑，三份尊敬，五份叹息。因而这里就有不满，有骄傲，有伤感。他们衷心愿见舅舅家强盛，但现实的舅舅却令他们伤心，我常常听见他们叹息：“原乡!原乡!”
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二哥〔锺浩東〕如此，我亦没有例外。
“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是一个朴素的表述。在后现代主义的氛围中，这一对于“原乡”的说法很容易被简化为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民族论述。但人们忘记了锺理和表述的复杂性：“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为什么他在谈论“原乡”时又说“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锺浩东的生命史勾连起丘逢甲、蒋渭水、丘念台、共产党人的斗争以及与之同辈的台湾志士，他们中没有一个因“省籍”问题而陷入政治纠葛，却无一例外地投身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如果要用简略的语句描述二十世纪的这场悲壮的斗争，也许没有什么比“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更能恰当地概括这一时代的精神了。这三句话用“要独立”、“要解放”、“要革命”来表述国家、民族、人民，也显示国家、民族和人民并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能动的政治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每一个方面都以其他两个方面为前提。或许，锺理和的这个句子之所以能够打动蓝博洲和许多同道者，是因为他的朴素表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张志忠、锺浩东从抗日、反专制暴政，到最终走向左倾的道路，其实也正是这一历史脉络的延伸。
蓝博洲引用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语句“为了忘却的记念”作为结语的标题。时代发生了变化，纪念并不是为了重蹈革命之覆辙;但“为了忘却的记念”同时表达了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那场壮烈斗争的忠诚。在二十世纪的残酷斗争中，忠诚与背叛始终是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问题，张志忠、季沄、蔡孝乾、李登辉的各自道路也需要接受这个时代的政治伦理的审问。中国革命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也是对一个日渐衰朽的社会进行改造的悲壮行动，对于革命的反思若抽去了这些前提，就只能转化为对于革命对立物的辩护。在后革命的时代，对于这一历史进程进行深刻的、批判性的反思是必要的，然而在中国大陆，这一反思已经蜕变为嘲讽和唾弃，媒体上飘荡着省略了历史重量的、遮掩那个时代的腥风血雨、衰朽腐败和内外交困格局，因而也必然否定那个时代争取解放的政治进程的“民国热”。若从那场革命的视角看，背叛已经在各式装扮中成为时代的精神。这是无情的颠倒。在一个变化了的环境中，如何理解忠诚与背叛?“为了忘却的记念”提出的正是这一问题。在蓝博洲的笔下，张志忠、锺浩东的生命史勾连起的并不只是共产党人的活动，而且是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台湾现代抵抗运动的历史，其中丘逢甲、蒋渭水、杨逵、张志忠、谢雪红等不同政治背景的人物与台湾普通大众一道构成了历史运动的谱系。“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1933年鲁迅是这么说的，如今蓝博洲也是这样想的。
忠诚总是表现为对过去的回归，如“记起他们”、“再说他们”，但每一次“记起”和“再说”必定包含了新的内容，正如锺浩东、张志忠在不同阶段、面对不同形势而作出不同的政治抉择一样。在今天，台湾岛内两党政治的常规化、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双战”条件下形成的霸权构造，但新的形势对内战以来国共两党主导对话的历史格局形成了重大冲击。伴随着两岸经济关系和文化交往的深化，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互动、更为广泛的对话，并形成共同奋斗的目标，以超越内战冷战的遗产，是必然的选择。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面临难以克服的危机的时刻，是19-20世纪形成的政治制度深陷“代表性断裂”危机的时刻，是作为热战与冷战遗产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微妙变化的时刻。这也正是“记起”、“再说”二十世纪中国革命遗产的时刻。与其说这是对过去的复归，毋宁说是包含了新内容的重复：“重复是对未来的思考：它既与古代的记忆范畴相对立，又与现代的习惯范畴相对立。正是在重复中和通过重复，忘却才成为一股积极力量，无意识才成为积极的和高级的无意识……”[35]创造两岸关系的新格局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作者近三十年如一日地发掘这些被遗忘的精魂，不正是通过“为了忘却的记念”而重新提出关于未来的愿景吗?
2014年6月22日凌晨初稿、25日凌晨修订、28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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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规定所有出版物在发行时必须检送省保安司令部(后改为警备总部及地方警察局)检查，禁书包括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茅盾、郭沫若等作家的作品及左翼思想著作。
[2] 陈映真：“一九五○年后，在东西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构造’下，在美国武装介入台湾海峡的条件下，台湾和中国本部分离……历史地看来，这也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与中国反控制斗争的力学关系的结果。”参看陈映真：《台湾史琐论》，《历史月刊》(台北)，1996年10月号，第50页。
[3] 陈映真也借鉴了韩国知识界为描述朝鲜半岛南北关系而创制的概念“分断体制”，但不是全盘接受。用白乐晴的话说，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是“理解南北韩这两个不同‘体制’(亦即两组社会机构)如何复杂地在与彼此的奇妙缠结之中自我再生产”。“分断体制理论的前提是，若我们把南北韩的两个‘体制’孤立起来看，或将自己局限在‘体制’这个字的两种面向上而已(亦即只有作为世界体系和两韩各自的体制)，那么朝鲜半岛上的分断情况就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在这座分断半岛上的现实，牵涉到南北韩之间某种程度上的互相依赖及对立，此外还有外国势力的持续影响。”(白乐晴：《使超克分断体制运动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见罗小茗编《制造“国民”》第一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白乐晴关于南北韩两个不同的“体制”在相互纠缠中自我再生产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朝鲜半岛的格局不同于两岸关系，也不建议在两岸关系的意义上使用分断体制概念，理由是“分断”和“体制”这两个概念都易引起误解：一、围绕两岸关系的国际承认体制不同于南北朝鲜;二、两岸人民日常生活形态的共同性远远高于其差异;三、两岸分隔是双战构造的绵延及后冷战秩序的巩固，但远未体制化。实际上陈映真本人亦未简单移用“分断体制”概念。在《一个“新史观”的破绽》(《海峡评论》82期，1997年10月号)等文中，他更常将“分断”(而非“分断体制”)直接同“国家”或“民族”之类的概念相联系，比方“分断祖国”、“分断民族”、“两岸分断”。
[4] “今天，追悼会场上悬挂着一千零十一个名字。其间有我們的亲人，有我們的僚友，也有生前互不相识的名字。有三分之二是生於斯、死於斯的台湾本地人，也有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的大陸同胞。”参看：林书扬：《五〇年代政治案件殉难者春季追悼大会声明(1995年4月2日)》，《林书扬文集》，第二卷，台北：人间出版社，2010，第144页。另据台湾真相与和解促进会截至2013年的统计，戒严时期的政治死刑犯名单为1061人。
[5] 陈映真：《在白色恐怖历史的证人席上发言──序王欢先生《烈火的青春》》，王欢：《烈火的青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证言》，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陈映真在为蓝博洲《幌马车之歌》所写的序言《美国帝国主义和台湾反共扑杀运动》中说：“美国支持国民党在一九五○年韩战爆发以后以迄一九五四年，在台湾进行持续性、广泛而残酷的政治扑杀运动……杀害了四千至五千个本省和外省的‘共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也将同样数目的人投入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牢狱之中。”(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另据谢聪敏估算，戒严时期的被捕人数为29407人;而按王升的说法，处死人数占被捕人数的15%，即4500人左右。参看：陶涵：《台湾现代化的推手——蒋经国传》，林添贵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29-230页。
[6] 比方1964年，彭明敏与谢聪敏、魏廷朝共同起草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以及1977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所谓《人权宣言》。
[7] 当然不是没有例外。早期党外运动包含某些社会主义成分，故其中一些人对新中国的态度有所不同。1976年苏新之女苏庆黎主编《夏潮》(China Tide)，在戒严时期公然开启“左翼”的思想路线，其策略之一就是“出土”被遗忘的日据时期的“乡土文学”。在“二·二八”事件时参加“二七部队”敢死队，白色恐怖时期被捕入狱，刑期十年;1976年又以通共、阴谋叛乱(策反岛内政治人物黄顺兴潜赴大陆)等罪被判死刑(后经海外保钓等组织的救援改判15年，1987年保外就医)的陈明忠是支持《夏潮》創刊的灵魂人物，陈映真等都参与了该刊的编撰活动。中学时期受到《夏潮》“左翼”启蒙的蓝博洲后來亦曾任夏潮联合会会长。
[8] 该条约涉及范围为台湾及澎湖列岛，而不包括台湾当局实际治理的金门、乌丘、马祖、东引、东沙和南沙群岛。1979年美国以国内法形式颁布的《与台湾关系法》第15条也继承了《美中(指蒋政权)共同防御条约》的上述范围。
[9] 许介鳞：《日本殖民统治赞美论总批判》，台北：文英堂出版社，2006，第17页;王国璠：《台湾抗日史》，台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1978,第327页。又，陈绍馨在《台湾的人口变迁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根据日本当局编著的台湾死亡统计报告，以1937年为例，发现台湾人的死亡率超过旅台日人死亡率的二倍以上。(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第36-38页。)值得注意的是，围绕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牺牲数字，伴随新台湾史研究的兴起，也出现了以“实证”方式递减牺牲数字的现象。这里尤其需要思考的不仅是数字本身，而是新的数据之争隐含的倾向和立场。
[10] 一生依违在左右之间的蒋渭水，最终接纳了第三国际的阶级立场及其“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理论，因此把“第三期”以及“无产阶级的胜利迫在眉睫”这类文字写入遗言。但因“无产阶级”一语过于敏感，故蒋渭水遗言在其逝世之后屡遭窜改，蒋渭水晚年左倾的真相长期遭到遮蔽。蒋渭水遗言的各种版本可参看周颖君(韩嘉玲)：《哪一个是蒋渭水真正的遗嘱》，《海峡》(台北)，第3期，1987，第28-30页。
[11] “华夷变态”一语源自日本江户时代儒学者林春胜、林信笃所编《华夷变态》(1732)一书。这本书收录的是中日贸易的口述史料(“唐船风说书”)。在该书序文中，编者说满洲入关后，“四海之内，皆是胡服，中华文物荡然无存”，“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夷变于夷之态也。”“华夷变态”在直陈中国变为夷狄的同时，还指日本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进而获得了对于中国的文化优越性。
[12] 李敖审定《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上册，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正文第18页。
[13] 戒严时期的白色恐怖受难者约14-15万人，其中40%是所谓外省人，而外省人在台湾总人口中仅占15%。参看陈明忠口述、李娜整理编辑：《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台北：人間出版社，2014，第262-263页。
[14] 参看王炳耀编，《中日战辑选录》，台北：台湾银行，1969，第67-71页。
[15] 《唐抚台来电并致各省(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未刻到)》，收录于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8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6416页。
[16] 参看苏新《关于台独问题》，《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第261-262页。
[17] 郭杰与白安娜：《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硏究.档案》，李随安与陈进盛译，台北：中央硏究院台湾史硏究所，2010，第69页。
[18] 苏新《关于台独问题》，《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第263页。
[19] 台湾共产党1928年纲领把台湾原住民排除在「台湾民族」的形成谱系之外，直至1930年雾社事件前后的《政治大纲草案》(不晚于1930年6月)以及1931年纲领之间的一系列文件，台共才开始重视争取原住民的问题。以上文件分别收录于：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台湾社会运动史》，「共产主义运动」，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译，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第24-25页、第188-189页;郭杰与白安娜：《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硏究.档案》，第349页。
[20] 苏新:《关于台独问题》，《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第265-266页。
[21] 苏新：《关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第195页。
[22] 叶芸芸：《苏新与日据下的台湾共产主义运动》，《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第131页。
[23] 苏新：《关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同上，第196页。
[24] 《台湾自治运动》全文参看苏新《愤怒的台湾》，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第156-161页。
[25] 《美正式要求安理会托管太平洋各岛屿》，天津《大公报》1947年2月28日第三版。参看褚静涛：《美国与二二八事件》，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7月，第890页。以下关于美国插手“二·二八”事件的相关论述，均参看褚静涛文及其引述资料，见同上书第885-899页。
[26] 1947年3月5日《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国务卿》，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 Chin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429-430.
[27] 参见褚静涛：《美国与二二八事件》，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第889-892页。
[28]《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致国务卿电(四六八号)》，王景弘编译《第三只眼睛看二二八--美国外交档案揭密》，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53-54页。
[29]《陈仪呈蒋主席三月虞电(大溪档案)》，《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96-97页。
[30]《蒋经国电》，林德龙编《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1年，第157、159页。
[31]转引自褚静涛《美国与二二八事件》一文，见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第898页。
[32] 庄嘉农〔苏新〕：《谈台湾解放问题》，《光明报》(香港)，第2卷第12期，1949年2月16日，第4-5页。
[33]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1页。
[34] 同上，第275页。
[35] 吉尔·德勒兹：《哲学的客体：德勒兹读本》。陈永国、尹晶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