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社会对文化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关于文化发展的讨论一直向纵深发展，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在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有些问题直接涉及文化发展的前景与方向。这些问题的出现，既缘于文化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难度，又同考察文化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有关。为了推进文化的健康发展，对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有必要加以辨析和说明。

以当代中国实践为立足点

在文化发展问题上，是立足于文化谈文化，还是立足于现实谈文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这里还涉及文化研究中的一个老问题，即文化的源和流关系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新文化建设必须以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基础，因为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是民族文化的“母体”。不容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和“母体”，我们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但是必须指出，离开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这块沃土，所谓民族文化的“根”和“母体”实际上是难以存活的，最后可能因失去营养、水分而导致枯竭、萎缩。所以，只就文化特别是只就传统文化来谈文化的发展，事实上谈不出什么结果来。毛泽东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整个文化的发展。

讨论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之所以要立足于现实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文化的主题是由现实提出和决定的。文化及文化主题并不纯粹是观念的产物，归根到底是实践的产物。其二，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实践的推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本身则是一个充满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过程。只要存在着社会矛盾，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中就存有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正统和异端的对立和冲突，这些对立和冲突往往体现为文化变革的课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在这些课题的解决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实践作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产生和解决的过程，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明确文化发展的目标

在文化讨论中，“文化重建”、“价值重建”的呼声一直比较高，然而，“重建”的目标是什么？在文化发展上，按西方的文化模式来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当然不可取，而按自己的传统文化来建设是否行得通，这同样是需要审慎看待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浓厚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动力，是发展当代中国文化的基础。但是，也应当看到，传统文化毕竟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关系、宗法关系为纽带，适应传统社会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质上是与现代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文化的价值与生命不取决于人为的呼唤，而取决于时代与社会的客观要求。要准确地定位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与地位，必须明确目前文化建设中最缺少的文化因素和最急迫解决的问题。弄清这些问题后，才能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扬抑取舍的标准。

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目标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文化的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我们应当建立的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在这方面，不可能回避文化发展中的意识形态或指导思想问题。我们的文化建设，绝对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丢了这一指导思想也就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把文化问题完全意识形态化固然不对，但无视文化问题的意识形态性也属片面。我们坚决反对搞过去那样的文化大批判，但在思想文化上构筑一定的防线还是必要的。既然讲文化上的批判继承、过滤吸收，事实上就内在地肯定了坚持文化发展方向的必要。

突出文化发展的主体意识

提出文化发展的主体意识问题，是由当代全球化发展态势引发的。在传统社会，文化上的主体意识或自我认同并不成为问题，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相对固定的环境里，家、国、天下也有比较稳定的联系，因而很少考虑到国家、民族的身份、角色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一问题日渐突出，以致“我是谁”竟出现了疑问。面对各种文化冲击，自我与他者变得扑朔迷离。自我问题的出现，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以至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重大的。反观全球背景下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步履艰难、屡遭挫折？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发展上丧失了 “自我”。一旦失去自我，其结果必然是不知不觉地跟着西方国家随波逐流，最后一步步走向新的殖民。要在这样的处境下来谈论现代性的发展，不过是天方夜谭。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用“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来形容那些文化上无所依归的民族的精神状态。从文化上的精神分裂走向民族心理上的分裂，将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最大悲哀。

自我认同的危机是文化发展上的最大危机。要克服这样的危机，必须有一种高度的 “文化自觉”。强调文化自觉，事实上就要求突出文化的“主体意识”或“自我意识”。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讲非常重要。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逐渐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精神上丧失了“自我”。因此，要走出自我困境和生存发展困境，必须唤起自我意识，必须从自我反省开始。

突出主体意识，并不是要排斥全球意识。全球化毕竟是一种客观事实，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化的推进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里进行，树立全球意识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且，自我意识也是借助于全球意识确立起来的。正像一个人的“自我”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意识到一样，一个民族的“自我”也只有借助于“世界历史”之镜才能得到真正认识。没有对全球化的充分理解和把握，就很难生发出关于“我”在世界的存在及其价值的自觉意识。

强调文化主体意识，也不是主张所谓的“文化中心主义”。在世界文化发展版图上，没有哪一种文化成为绝对的中心。强调文化主体意识，实际上是用中国哲学史上“和而不同”的观点来建构中国的未来文化。“和”表示的是综合会通，“同”则表示的是简单等同。显然，“和而不同”就是在承认差异、保持自主基础上提倡文化间的融会贯通，而不是主张简单的文化照搬、雷同。可以说，“综合创新”就是“和而不同”的具体体现，它体现了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因为综合创新的主张，在方法上不是折衷调和，而是对古今中西文化进行科学分析、自主选择，在此基础上进行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更高形态的新文化。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