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十年代改革思想对当今的启示

周为民：这个题目非常好，老翁讲得也非常好，饱含深情而且真实。从这些内容中，我们能重新体验到八十年代国家和党的精神风貌。那段时期，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青年的关系都是最好的。那段历史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朝野之间、体制内外的良好关系，展现了中国发展的无限希望。想起这一段，的确很激动。

十八大以来，从国家的不少作为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气象，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就八十年代改革经验对今天的启示来说，我想简单讲几点。

一，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坚持富民的目标。改革开放之前,党与人民，特别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处于紧张状态。八十年代，这种关系之所以得到重大改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确立了富民目标。改革伊始，邓小平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富民思想。总结改革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那些真正体现了富民目标的改革，都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和动员力量，都有民众广泛的主动参与，并因此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进，党与人民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因此得到很大改善而处于良好状态;与此不同，一些“改革”措施为什么窒碍难行且招致民怨?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实际背离了富民目标，有的仅仅从政府财政目的出发，只着眼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或只是简单地“甩包袱”，有的只是出于一些政府部门、少数群体的利益，这方面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汲取。

二，坚持市场的逻辑。实际上，这和坚持富民目标是同一件事，因为富民的根本在于为民众自主创造财富获得财富提供良好的制度条件，而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样的条件，所谓市场经济，实质就是民众的自主经济。所以，凡是背离市场逻辑的“改革”，一定同时背离了富民目标，反过来也是一样。

三，坚持开放。不要以为我们的开放水平够了，还远远不够，包括对内、对外开放。历史经验也说明，改革和开放是逻辑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进俱进，一退俱退。

四，破除一种思想僵化。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是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各领域的全面改革。目前影响很大、阻碍改革的一种僵化思想，就是把党的领导与法治、宪法至上的地位、宪政等等对立起来，看作是不相容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思想僵化，用过去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这叫做形而上学猖獗。这种形而上学猖獗的僵化思想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以宪政等等为名来反对和否定党的领导，另一种是以维护党的领导为名来反对和否定宪政等等。这两极表面上对立，实际完全相通，是同一种僵化思想。改革以来，党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深刻的思想意义和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在于确立了有效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上，以法治方式来实现，并且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上，通过法治方式才能充分有效地实现。执政党要以执政思维来观察处理问题，而执政思维的实质是法治思维，执政党最基本最重要的执政方式是法治方式。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意味着我们共产党的现代文明意识的伟大觉醒，标志了执政思维的新境界。不能从这样的思想高度上滑落下来。反对、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同样，接受、照搬西方某些观点对宪政的解释，以此为根据来反对、否定我们的宪法即体现了我们党的意志和主张的国家根本大法、治国理政总章程具有至上地位，反对和否定宪政即宪法的施行亦即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不仅不是在维护党的领导，而且是蔑视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和尊严，是在毁共产党。

有一点应当留意，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改革的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同时应当留意，以极端的左的手法往往能更有效地损毁共产党。如果说要警惕“境内外敌对势力”，那么，要特别警惕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势力不可能不懂这一点，不可能不会使用这种更有效且更隐蔽的手法。

二、关于“城市化”的几个问题

周为民：关于城镇化建设的问题，首先，就这个词来说，我一直认为还是用“城市化”比较好。我们总是说“城镇化”，回避“城市化”，好像没有这个必要，讲城市化并不等于漫无节制地膨胀超大城市(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因只讲城镇化不说城市化就不存在)。“镇”的本义是指军事据点，我们现在讲“城市化”，重要的是“市”，有市才有城。现代城市和古代的城镇不同，古代的镇是军事据点，城也是城池。所以，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城市化”。

其次，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用反现代化的方式来搞现代的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有人说，在中国当市长主要就做三件事：征地、拆迁，维稳。城市建设一味搞宽马路、大广场、互相攀比地建高楼，城市的灵魂丢失了，城市的历史文化根脉破坏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毁灭了，这是一种粗鄙不文的“城市建设”。现代化、城市化缺少了文化的维度，这是一个严重问题。

此外，城市管理的一些粗陋方式也是反城市功能的，缺少应有的人道关怀。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什么?是为民众提供更多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机会。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城市都能够给你提供更多一些的机会。但是城市管理中的一些做法却是靠剥夺民众的生存生活机会，特别是靠剥夺贫苦百姓的生计来维持城市的所谓秩序、所谓整齐干净，实在是本末倒置。

我想“新型城镇化”最好还是直接说“城市化”，尽管我理解彭真怀看重的是小城镇的发展，但是也可以用“城市化”。所谓“新型”新在哪里?我想应当新在按照现代文明的方向，用现代方式来实现“人的城市化”，也就是为更多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机会的城市化。这才是正路，才是新型城市化，而不是一味搞“土地的城市化”，以至搞成“鬼的城市化”(所谓“鬼城”)。

我还是简短地讲一点看法，就是推动城市化的重要力量、基本力量，还应当是市场的力量。你提到的各种不平衡，包括产业不平衡，绝大多数行业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怎么来的?来自行政权力主导下造成的大量资源错配。在城市化问题上，恐怕由行政权力来主导的方式也是要调整、要改变的。这里的逻辑应当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进而引致产业结构变动，进而引致城市发展。也就是说，城市的基础在产业，产业的基础在市场。

编者按：本文系周为民先生在共识传媒举办的“新一轮改革进程观测”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周为民，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兼任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曾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总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