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年，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发起了一个中国城市案例研究，希望通过解剖一个城市，来搞清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帮助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及治理体系有一个客观、全面、深入的了解，而这项研究有很多发现改变了我们以往对中国经济的理解与看法。（可详见作者此前在FT中文网文章《从佛山看中国改革》）
从佛山看条块互动
治理结构有四个方面，也就是“条条”、“块块”、“制度”和“条块系统互动”，从此分析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这会有什么结论？这一中国式“四维治理结构”几千年以来就一直存在，“条条”指中央集权、“块块”指地方自主（也就是山高皇帝远），条块背后是“制度”。很多专家提到中国制度建设还不是很健全，“条条”的中央控制对社会及市场的监管与“块块”的地方、企业、家庭之自主竞争发展既有良性互动也有矛盾。这种四维治理机构一方面构成中国治理系统的抗脆弱性，但另一方面也留下潜在的系统风险。
我们对于“条条”非常熟悉，包括对外关系、党、政、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等中央部门及体系，这些中央集权的功能为整个国家提供发展的大环境。但是在中央调控与监管的大环境及体系之下，也有一个非常重要及特殊的“块块”，即地方实体——这些“块块”之间是竞争性的，不仅在业绩方面竞争，如吸引外商投资、追求GDP增长等，同时也在竞争如何改变制度，即改变游戏规则。在35年前，中国计划经济有很多的规则在现代市场经济下是不适用的。在过去35年里，从特区到各项改革都是突破过去不合理的规则，建立现代更好的竞争规则，也就是今天讲的“法治”。
竞争是比较复杂的，它有不同的层次。产品市场的竞争是最简单的，但是到基础设施和土地市场，就不可避免本土垄断的问题，要形成良性竞争是不太容易的。每个城市相互之间的竞争，甚至每个国家相互之间的竞争最重要的是制度的竞争，也就是治理结构之间的竞争。
参与市场竞争的基本上有两个传统的单位，一个是家庭，家庭非常重要，现在讲的以人为本，从就业、教育、家庭理财、住房、环境、医疗等社会服务都跟家庭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市场参与者是企业，以现代法人为概念的企业是中国过去35年中才出现的，企业法人与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合约关系而走到一起为市场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而企业的每一个利益相关者背后都有一个市场，如土地、劳动力、及资本市场。
过去35年佛山增长的故事就是一个政府如何转变角色促使市场形成的历史。我们发现市场和政府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产权制度正是将这两面连接的关键。政府的质量决定了产权制度的质量，产权制度的质量又决定了市场的质量。
产权制度有三个基本的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要界定权利与责任，连责任和权利都不清楚，谈什么产权与法治？第二个要素是用来交换这些财产权利的市场平台，这个相对比较容易建立。第三个要素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产权纠纷的解决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如果不好的话，老百姓不服，个人不服社会就不稳定。西方普通法体系有陪审团制度，但是普通法是几百年形成的，陪审团实际上就是最后让老百姓要服。因为陪审团不是专家，但是他们听了法官和律师讲完案例及相关法律后，会由他们来决定被告有罪还是无罪，这就很容易让一般老百姓对判决服气。这三个产权制度的基本要素就是市场经济背后的制度基础设施，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建立的软件。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目的是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中国的竞争力在过去三十五年不断提高，最重要的是因为交易成本在不断下降。而传统的生产要素成本，在中国是在不断上升的，但是中国企业总的市场竞争力，或称综合生产成本，还在下降，这就是因为人为的成本（及交易成本）越来越小。
政府和市场都有两个选择（一个好的，一个不好的）。政府可以选择寻租、不作为，也可以选择构建市场，降低交易成本。市场也有两个选择：提高效率或者是投机套利。这样就出现了四个政府与市场互动的可能结果：（1）如果政府与市场都在做好事，就是可持续发展；（2）如果政府与市场都不作为，就是危机及崩溃；（3）如果市场在做好事，但政府却寻租及不作为，就是政府失灵；（4）如果政府做好事，但市场里有人做坏事，就是市场失灵。
现代社会实际上有一个广义的资产负债表，就是在政治与社会、环境、经济三个方面可以积累资产及负债，而社会、环境、及经济的稳定就是这三大资产负责表必须要有平衡，这样一个更全面及动态的理论框架对分析复杂的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必要。
我们对佛山做了深入的调研后，有很多令我们吃惊的发现。首先是佛山的业绩表现极其惊人。如果看佛山的人均GDP趋势图的话，佛山过去35年一直走在中国的前列。不光是佛山，中国有16个大城市已经进入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经济体，佛山是其中的一个。按照人口来排，在这16个城市里，佛山排11位，不算特别突出，有700万人口；按照劳动生产率及效率来排，佛山人均GDP排位提升到第9位，2012年人均GDP达到大约15000美金，相当于香港人均GDP36000美金的40%，并超过北京和上海。
我们总结了佛山增长发展的主要经验，令我们惊奇的是它们基本上都可以在全国各地复制：包括民营经济、内需拉动、嵌入全球供应链、吸引农民工、地方政府权力下沉，这些都没什么特别。但是佛山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却没有办法复制，所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实际在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后，会越来越明显。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地方会出现鬼城，但是有些地方，包括像上海、北京、深圳这样的沿海地区，在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房地产价格及市场容量还在继续上行。
佛山的工业基本上没有国有企业，佛山是中小企业之都。佛山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外来的，佛山有30多个专业镇，这些专业镇非常专业和有效率，并与全球供应链相连，但是也有它的问题，就是佛山至今还没有一个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这对服务业的发展有负面影响。佛山各区和各镇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南海和顺德由于竞争而出现不同的发展与营商模式。佛山市财政是少于南海区和顺德区财政的，有些镇超过区的财政，地方财政实力下沉到基层。佛山个人财富的增长也非常快。我们曾经问佛山市长，佛山增长有什么秘密，回答是“没有”。除了较好的地理位置，佛山既不是省会城市，也不是特区，也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它就要靠竞争，把人才、资金和项目吸引过来。
从佛山案例我们体会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很重要的一个秘密是“块块”之间的竞争。但竞争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在游戏规则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竞争会造成很大的负作用。成功的城市各有各成功的特色，可是中国城市的问题却惊人地相似。我们发现佛山的主要问题与面临的挑战跟全国城市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地方政府债务高，中小企业贷款难，环境污染严重，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恶性竞争造成的。特别是这些问题不只是地方“块块”的问题，必须要通过“条条”监管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来改善竞争的方式，从恶性竞争转变到良性竞争。所以改善中国的条块结构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挑战。
从佛山教训看宏观调控
来自佛山的三个数据改变了我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的看法。第一个数据是有关房地产价格，之前我提到佛山的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了香港的40%（以人均GDP为标准），但是房价大概是香港的四分之一。第二个数据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佛山过去10年一直维持在30%左右，但全国2012年达到了70%，2013年达到了78%。第三个数字，是2011年各类贷款占GDP的比例，佛山是85%，而全国平均是121%，上海达184%，杭州达210%，北京达221%。在中国16个高收入大城市中，佛山获得信贷的数量是最低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佛山80%的工业产出和就业都是靠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拿不到贷款是很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与传统流行的中国信贷膨胀过度，地方债务过度，房地产泡沫严重的形势判断不同，来自佛山的数据告诉我们：佛山实际上正在经历典型的金融压抑，而过度的金融压抑有可能摧毁佛山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
佛山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基本上是在20%，也就是中国影子银行的利率。而一般的正规银行贷款利率是在7%－8%。这么巨大的资金成本的差异，造成了巨大的资本市场的扭曲和无效。结果是，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不断提高，应为它们拿的贷款都是很便宜的，而中小企业因为贷款成本太高，它们的负债率急剧下降。
“块块”之间的竞争，如果规则不当，会导致一些恶性后果，如信贷膨胀太快，需要宏观调控来解决。但是，宏观调控与微观现实又有一些矛盾：如果我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低效的投资者就会过度投资；如果是宏观紧缩，中小企业立刻受到影响。如果像佛山这样非常有效率的城市在紧缩环境下都没有出路，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倒逼中央“条条”重新放松信贷，而这样的循环中国已经经历了很多次。
有没有办法走出这一宏观调控的恶性循环呢？2012年中，我曾写文章呼吁降低银行准备金率，能够使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得到足够的流动性。但是同时必须提高存款利率和正规银行的贷款利率，因为中国的银行体系基本上是农民工存钱、退休工人存钱，然后借给国有企业及买了很多房子的富人。这个结果是极其不公平的，造成的潜在社会及经济矛盾非常深刻。所以，我认为存款需要加息，目的是为中小企业贷款降息（从高利贷降到正常市场利率），这就要求在提高存款利率的同时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和有效的信贷给有效率的中小民营企业。我们需要改变利率双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同轨）的现实，实现利率并轨后的真正与风险对称的利率结构。
可惜，这一建议在学术及决策圈一直有争议，我个人认为主要是有两个障碍及误区。
一个是理论与观念上的障碍，主要与资产价格结构性重估有关。所有的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不动产会升值。在中国的高效率高收入高增长城市，五年前一套房子是100万，现在可能是300万甚至是500万。因此贷款的时候，同样一套房子，你现在所需贷款规模将是过去的3到5倍，如果货币供应不能提供相应的高速增长的话，就会对这些先锋城市经济造成一个非常负面的金融压抑影响。这些先锋城市的不动产升值是有效率及发展潜力支持的，因为它们在市场环境下是有可能吸引人才、资金、及项目。它们是可以承受较高的资金成本，但却无法承受严厉的金融压抑及高利贷。相反，如果利率非常低，资金成本低，很多三线及四线城市，特别是偏远的地理位置不好的城市，会拼命发展房地产，因为它们的土地便宜，资金也便宜，问题是房子盖出来之后没有人去买，因为市场更重视的是地理位置，而不是房子的大小与其中的砖瓦。所以，尊重市场就是尊重各地区地理、历史、文化的差异等等许多我们无法通过政府行为来改变的现实。尊重市场我们就不能人为阻止发达地区房价上涨及落后地区房价下跌，也不能人为地对国有企业及落后地区提供低息贷款，而对发达地区实行金融压抑，当然，通过财政或政策性银行对弱势群体及个别国家重点战略项目的支持例外。
另一个障碍与误区是金融市场开放及全球化的风险与制约。因为西方经济体目前正处在一个金融危机后不正常的零利率状态，而零利率对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完全不符合。中国央行不敢提高存款利率，部分原因是担心高利率会吸引海外热钱流入。中国金融市场在跟国际接轨时，就必须非常注意不能引进国际金融市场目前严重的价格扭曲。中国需要考虑建立中国金融的万里长城，来阻挡西方零利率对中国金融市场的不良影响。对中国这样一个实体经济高速增长、不动产理性重估持续发生的经济体，如果实行目前国际流行的“病态”零利率政策，必定会导致中国境内资本市场的混乱与扭曲，并为中国未来的金融危机埋下种子。
以上这两个理论与现实的障碍与误区不清除，中国的宏观调控就难以走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而佛山案例，则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经验及教训。
（作者是香港大学荣誉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2014年6月15日第四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的演讲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