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族立于日出东方，历百世而不衰，奠基于上古诸圣。如西人居处日归之地，越传统而现代，受教于创世诸神。西域创世有亚当，亚伯拉罕;东土开天有伏羲，炎帝神农。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得益于轴心诸子之突破。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伯来有摩西耶稣，印度有佛陀大雄，我中国有老孔墨孟庄荀韩屈，斯乃传福音之圣徒使徒，使其部族乃至人类的精神与天地往来。
今天看来，人类源头立足于天文等历律的文明创制：个体自觉及其发明发见，在时间的长河中，一如空间中的大象，万古不磨。在可见的空间中，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文明的创世收获和轴心突破，则是历史上的悬象，是另一日月，它经天纬地，给予我们安身立命的神正目的或历史目的。
遗憾的是，西人的日月之福音福象以制度化组织化(大学、图书馆和教会)的形式深入人心千百年之久，至于今日，圣经是西人共通的文化背景，希腊哲学是学子们的常识;而东土的日月被秦制汉制等一再遮蔽，“绝地天通”，使吾人难有常理共识。东土留下的一孔之明，使五六千年的文明拦腰斩断，“生民未有”有则自孔子始，上层但知儒道孔孟，以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孔子请回诸子队列，而先秦原典多已经蒙尘晦涩，其精神的日月之光难以启明世道人心。
全球化时代的推进使各大文明的原典呈现出新的意义。在层出不穷的现代性危机中，东西方的经典日益显现其作为日月般的正能量，可以祛除“摩登”都市中的病灶和阴霾，不特此也，一如中国人在《易经》用九用六中对地球极点的洞察，原典对当代人不再有原教旨之功，而是跟他人的原典一道，构成极昼极夜的风景，那是“群龙无首”之吉的天则，是“永贞”之利的德行。
由此可见，中国原典普及化的努力亟待新的突破。中国原典必须尽快成为中国人的生存背景，如此跟其他文明经典和国际社会一道，庶几能够参赞文明的现代演进。在一百多年的白话、普及化过程中，中国原典多是书斋的、学派的、蒙学的，是经典自证的，它在个体的学子时代和学者生涯中有限地自我循环，是学问式的正解或未解之谜，尚未能成为歌哭、联谊、雅聚、行旅、养生送死途中的常识和资粮，未能成为农民、诗人、工匠、歌者、樵夫、哲人、渔夫、史官、武士、高僧、禅师、隐士、大师天才、匹夫匹妇、政要商贾、贩夫走卒……的习语和救赎。先秦精神一如飘零的花果，惨淡，在父子、师徒间艰难地传承。
先秦的各大经典，乃是我们中国的祖坟，文明的圣殿，精神血脉，历史和未来的日月之光;无论它在学人眼里还有多少门派之见和待解之谜，它今天都是普通人有权与闻的资源和能量。借助于现代媒介的变迁，我们愿意将这东方的圣典平实地还给民众和世界。
跟中国盛世修史或升平时期编纂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大典不同，《东方圣典》的编辑出版工程是中国文明一百年来坎陷中一次英勇的回越，是在近乎投诚、迷失或自闭的文明应战中一次壮烈的捐舍，更是一次壮丽的旅行，是“以待来者”(司马迁语)的付托，是我文明贞下起元的先声，也是我文明服务于全球化和世界文化的自觉。
尽管文明间的交往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但由于受制于地理、技术和生活方式，传统的文明交往或者是猎奇点缀，或者是自我认同感的强化修正，不同的文明是不能化约的，无强弱较技或僭妄代替的。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各传统文明自身为一“太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中国文明与佛教文明的交往就在中国文明史上经历了秦汉帝国时期的参证、南北朝至大唐帝国的冲突反复、宋明帝国时期的取用自新等阶段，但中国文明与佛教源发地印度文明仍各自独立存在并平行发展，它符合中国文明善待天下的意志，“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生而不相害”。
近几百年来的中西文明关系几乎重蹈旧路，从利子利玛窦和徐光启等参证阶段，到马嘎尔尼访华、鸦片战争等冲突反复，我中国今日可望见取用自新阶段的轮廓。不同以往的是，跟印度文明不同，受惠于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西方世界在近代完成了伟大的现代转型，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资本主义的诞生、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数百年间西方世界在人类文明的诸多种类里脱颖而出，成为有史以来地球上最为强势的文明。文明间的交流不再以自存为目的，文明有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姿态。
尽管在中西文明交流的第一阶段，伏尔泰、莱布尼茨、歌德等思想巨人都从中国文明里取证受益，但以西方文明的认知精神、现代性骄傲和强霸的物质扩张态势，西方很快地将中国文明纳入了其认知体系中一个无足称道的位置;而我中国的精英分子迟缓了百年之久，在西方的炮舰和鸦片叩击国门时，才从西方文明里参证受教。西方的侵略态势很快让中西交流进入了冲突之中，我们今天仍处于这一冲突的复杂微妙阶段。
我中国的现代转型远未完成，其他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型亦多未获全功。而西方也以世界知识的面目宰制了其他文明体系，并决定了全球化的内容和方向，它以物质的名义求解了精神，以科学的名义挑战了伦理，以西方的名义统治了世界，以人类的名义征服了自然。这种文明的竞技不再如中国文明奉行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一度有了你死我活般的征服意志。它理所当然地遭遇了抵抗，尽管抵抗远未有效，尽管抵抗充满绝望，但变种图存的努力既极大地改变了东方，也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使得现代文明的大视野成为某种伦理共识。
这种大视野即是方兴未艾的全球化，用西方的观念，可称为“世界化”或“世界公民”阶段;用中国的观念，可称为地球太极。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基础上，欧盟得以产生;联合国、世界银行、奥委会等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志愿者组织，正在消解和校正民族国家的疆界;流行文化、网络、生物技术、脑科学和物理学的发展，乃至星际旅行的梦幻计划，都使现代人大踏步地突破了部落、种族、地域、阶层、国家的限制，将文明夯实在世界性层面。
在世界文化或现代文化面前，传统文明，无论是西方、印度或中国，都退居为子文化或亚文化形态。原有的“太极”充当新的一极，跟其他极构成了地球文明的大“太极”。阴阳之道在东西方、南北方之间转化、升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辅成。冲突真正得以和解，共生和解则从传统的哲学概念、政治学概念突破，成为当代世界的伦理共识，“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为必有仇，仇必和而解。”得益于西方人的前导，世界其他地区的认同实践，自由、民主、平等、安全、学习、公益、传统等等，成为现代人至上的人生社会价值，这是文明在当代的“圆满”。
网络和全球化进程使参与者多能理解，耶稣不仅属于小亚细亚地区，莎士比亚不仅属于英国人，苏格拉底不仅属于希腊，佛陀不仅属于印度，……他们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生存背景，是我们的文明记忆和历史根基;而《易经》、《道德经》、孔子、庄子、唐诗等也非中国人的专利，它们是人类的财产，是现代人的生存资源。仰望这些文明天空的日月星辰不仅是与闻福音，与闻大道大义，也是一种明德至善。
有鉴于此，我们满怀谦卑地编辑了和解本《东方圣典》，以自家和他人的言路汇注先秦经典，“六经责我开生面”，我们相信，经典将参与文明的新生。我们的工作，在于通过白话译解和汇注，使古今中外的言思在经典下剪切、组织和集结，既使经典和解中重要的信息得到保留，又在其相互发明映照中生发新的信息。
我们知道，一切经典不过是历史叙事，但如前强调，文明源头如日月般的言说，暗含着文明命运的源代码，蕴藏着我们可望自新并“日日新”的巨大而永恒的秘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我们的召唤，需要我们瞻望、参详、持诵。开卷有益，这并非完结也难以完结的言说之旅，不断增添的万书之书，一如象征的森林，既吁请读者的参与，又自有明心见性的“棒喝”与“宁静”。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天已信言，“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
2013年4月初稿，2014年6月订正。
按：此文为《东方圣典》主编心语，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