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书。于建嵘博士这本关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新作既是深刻严谨的学术专著，又是引人入胜的游记；既有一针见血的报道，又有感同身受的诠释。数年来，于建嵘潜心研究安源工人，在搜集分析文献资料的同时，做了大量实地调查。另外，他本人成长于安源附近的湖南工人阶级家庭。因而，于建嵘既有浓厚的理论兴趣，又有真挚的感情投入，这罕见的组合造就出卓绝的学术研究。本书资料全面翔实，分析鞭辟入里，深入浅出，感人肺腑，不仅必将引起学术界和政治家的高度关注，对普通读者也一样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在学术层面上，于建嵘的研究做出了为数不少的重要贡献。从实证的角度看，他提供了关于安源工人所处的不断变化着的外部环境的丰富历史记录——从1922年的大罢工到今天的退休工人的抗议活动。从分析的角度看，他解构了“工人阶级”这一概念，揭示了工人内部的分野——告诉我们这些工人在雇佣、工资、福利等方面的状况相当不同。而这差异也并非仅仅基于时间，也因工种的不同而参差不齐。
于建嵘并没有把他的调查工作限制在劳动者的客观状况之内。与伟大的英国劳工史学家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一样，于建嵘也对工人阶级生活的主观方面给以同等程度的重视。在他探讨的工人阶级心理的诸多引人入胜的侧面之中，包括工人中广泛存在的对整个毛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怀念之情。尽管工人们承认，在毛之后进行的改革之下，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客观上得到改善；然而他们仍然怀想那些他们曾享有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大的社会尊重的年代。在安源这样拥有影响深远的革命历史的地方，诸如这样“向后看”的感触可能至少会比在中国的其他工业企业那里更为彰显。无论如何，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安源成为了启程进行“新长征”的红卫兵们的朝圣之地，因此声名远播。今天，已经没有多少革命传统中的遗迹还依然保留；即使那些仍然存活着的，比如安源消费合作社，已经在工人们的眼里成为剥削而非福利性质的。工人们深深的失落感——且不论表面上增加的收入——凸显出客观的经济状况和主观的政治意识之间的裂痕。正如詹姆士·斯科特（James Scott）和其他研究抗议和反抗运动的理论家们已着重指出的那样，社会不安源于愤怒和对社会不公正的感知，而不仅仅是客观的经济环境。因此，于建嵘在安源的工人之中发现的这种怀旧之情不仅仅在学术上是有趣的，它们同样具有政治和政策上的意义。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于建嵘的研究是建立在娴熟掌握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既有文献基础上的。但这绝非简单地把流行的学术路径加以应用。于建嵘并没有仅仅把抽象的概念和模式套用到他的研究对象上；相反，他让安源的工人们为他们自己说话。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主观世界的珍贵而振奋人心的第一手观察。
我们从矿工们对他们自身的态度和行为的叙述之中可以知道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对其子女的福祉异乎寻常地重视。是否参与集体行动的抉择，可以反映他们对参加这种行动会不会对他们孩子的前途产生影响的考量。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冲突政治理论，深受西方对于个人理性选择的重视，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家庭纽带和情感的重要性。然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而言，幸运的是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家庭纽带在矿工生活中扮演的中心角色。正如于建嵘的记述所展现出的那样，毛泽东用以动员1922年罢工的战略的第一步就是派遣李立三前去为工人的子弟建立一所学校。通过到上学的孩子们的家里进行夜访，李得以取得工人的信任和支持——这些工人后来成为安源党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支部的核心骨干力量。这种亲族关系纽带不只是农村生活的一种传统特征，它并没有像我们所断言的那样，很快会被与工业化相联系的个人主义所取代。如于建嵘的访谈所揭示的那样，今天安源的工人在决定是否参加争取退休金的抗议时，首先考量的仍是自己的选择对子女的影响。
这项研究清楚地揭示不能把工人理解为孤立的个人。决定他们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在于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亲族关系只是工人身处其中的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正如卡尔·马克思指出的那样，“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人们只有在与其他社会集团的互动之中才发展出阶级的观念。于建嵘的书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三组这样的重要关系中来：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工人和干部的关系，以及工人与关注他们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基于在农村进行的大量田野工作，于建嵘能够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富有启发意义的比较。很多接受他访谈的矿工的家庭仍在农村（在湖南、湖北及江西），他们自己也是走动于村庄和煤矿之间。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可以清楚地感知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悬殊差别——这种差别是在一个表示代表产业工人阶级利益的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这种阶级差异给过去一代的中国工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比如，安源工人不无沮丧地回忆说，在毛时代，他们想要在邻近的农村地区找一个理想的妻子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然而，现在由于改革措施威胁到了产业无产阶级的铁饭碗，加之党对其代表对象的更广泛定义，曾经与农民相比较享有特权地位的工人阶级的优越性正在迅速消失。一些受访者更认为，现在实施的“承包”与过去的“包工头”并无区别。从传统上说，正是包工头们把村庄里的农民招收到煤矿成为临时工人的。考虑到1922年安源罢工正是由于滥用这种旧的包工制度而激发，这一指责是颇具鼓动性的。尽管干部们仍坚持传统的招工办法和现行的承包体制之间存在着客观差别，但在决定工人的反应方面，主观感受可能比客观事实更为重要。如果今天的工人再一次把他们自己看作等同于农民的社会群体，而非共产主义革命的受益人，这种认识的政治影响可能极为深远。事实上，工人和农民之间紧密的相互联系是20世纪20年代安源的重要特征，也非常有助于解释“红色安源”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那时，由于亦工亦农的安源矿工的机动性和缺乏工作的安全感，才促成了他们渴望跟随毛泽东去井冈山，并成为新生的红军的核心组成部分。
工人和干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本项研究的另一个中心议题。于建嵘在研究过程中结识的许多干部都令人印象深刻。显然，他们深深地关心着煤矿工人并为他们的安危利益不倦地工作着。但即便如此，横亘在工人和干部之间的鸿沟却依然明确无误在工人的访谈中得以表达出来。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工人描述的毛时代的干部和今天的干部之间的反差。他们认为，今天，干部可以被定义为那些有能力搞腐败的人。此外，和毛时代安全的铁饭碗比较的话，今天的干部拥有决定谁保留工作谁应下岗的权力。一些工人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把毛之后的改革描述为一场“夺权”——其间干部们牺牲工人阶级而取得了控制权。他们坚持说，工人阶级的尊严已经因为依赖取得干部的庇护而大大削弱。这种依附关系与革命前工人对包工头的依附十分相近。同样，这种对毛主义的“黄金时代”的看法，即使对安源而言也不是全部准确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它对于其他没有安源这样的“革命业绩”的企业而言更为不适用。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Walder）关于毛时代工厂的权力关系的总体研究强调工人对于干部恩惠的高度依附。他将此命名为“共产主义新传统主义”。尽管如此，今天的一些工人把他们与国家关系的总体状况归咎于毛之后的改革，肯定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这当然是一个能够与安源的早期历史，实际上更是与整个中国革命，相互呼应的话题。没有来自像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外部世界的知识分子的全心投入，1922年的安源罢工几乎肯定不会发生——更遑论获得那样辉煌的胜利。李立三能够书写传统文言文的能力替他赢得了萍乡县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尊重，使他得以在这些人的许可下开办安源学校。正是通过教育（教育的渠道先是工人子弟学校，后是工人夜校），共产党逐步使矿工们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为他们提供比他们熟悉的且长期依靠其帮助的“洪门”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第一个帮助毛以及李建立安源党支部的工人——铁路工人朱少连——本人就接受过几年学校教育，几乎半是工人半是知识分子。由于李立三穿着文人的长衫，以及他在到安源之前在法国勤工俭学，使得工人对他尊敬得俨若神人。
十分明显，今天工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敬意仍然强烈。这从他们对于建嵘本人的欢迎和尊敬的态度中就可见一斑。尽管于建嵘反复提醒他的受访者他仅仅只是一名学者，所以并不能够代表矿工们去与政治当局打交道。然而，工人们依然把他受到的教育看作既是学术也是政治资源。人们会禁不住设想，未来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不像于建嵘这样谨慎地在学术和政治中间画出一条清晰界线的话——有可能会像一个世纪前的毛和李那样，在不满的工人中发挥爆炸性的影响。如果国家希望避免这样的挑战的话，一个良好的建议无疑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作为消解在政治上有不同主张的知识分子煽动者（更不用说秘密社会帮派分子的诱惑）潜在的吸引力的有效手段。于建嵘正确地强调了对有效的工会和法律机构的现实需要——它们可以起到疏导规范和调解仲裁工人们不满情绪的作用。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还有高质量的基层教育。正如阿马特雅·森（Amartya Sen）和他的同事们以印度为例子揭示的那样，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无论在农村发展还是稳定方面都同样有着巨大的回报。
本书既是中国工人阶级韧性的一部见证，也是对那些有足够好奇心和勇气，冒险走出舒适的学院办公室、深入到乡村严酷现实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见证。我们只能崇敬毛泽东、李立三和刘少奇等年轻的共产主义组织者所具有的精明和充沛的精力。正是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将安源工人动员起来。他们的英雄式的努力依然屹立在中国革命（更是世界革命）的编年史中。于建嵘绝对是一位学者而非政治活动家。然而，于建嵘在重重阻挠和个人困难面前毫不畏缩的坚持，不仅仅是对他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形成鼓舞，更是所有准备在农村中国进行田野工作的人的榜样。于建嵘曾数次访问安源。在那里，他忍受着许多其他城市知识分子所不能忍受的环境（甚至包括冒险爬下矿井以体验地层深处的生存）。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去发现他的受访者的真实想法——而非把他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强加于受访者。这些努力使他得以完成这部杰作。
于建嵘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的描述和研究堪与E. P. 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典研究相媲美。像汤普森一样，于建嵘探讨了劳工的历史变迁，熟练地将工人的政治倾向与他们对自己过去经历的自我诠释联系起来。但是，汤普森的著作是一部劳工史（寻找19世纪英国阶级意识的源头和手工业者对工业化的反应），而于建嵘的这本著作同时还是一部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著作。它用人类学家的参与式观察和政治学家对于理论意义和政策涵义的关注，补充了历史学家们对逝去时代遗痕的追寻。
对于建嵘来说，安源矿工成为了国家工人阶级历程的一个象征（正如英格兰纺织工人对于汤普森一样）。然而，无论是阶级变迁的过程与结果，在这两个例证中都是迥然不同的。在汤普森讲述的故事里，工业革命是工人阶级意识逐渐和有机发展的关键动力；然而在于建嵘的叙述里，这种意识乃是由外部知识分子向工人引入的，是政治革命而非经济革命的产物。英格兰工人挣扎着面对伴随着从手工业到工业生产的漫长转型而来的可以感受到的尊严和自主性的丧失。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情愿地形成了阶级意识。与此相反，中国无产阶级在短暂的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意气风发地主动接受了工人阶级的身份——这一革命许诺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人。今天，不难理解他们为何不愿放弃曾经十分优越的阶级身份——这些工人也正挣扎着适应伴随着从毛主义到改革的曲折转型而来的尊严与自主性的失去。无论从历史还是比较的角度，中国工人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先例的。这更说明了为什么于建嵘的著作做出了如此精彩纷呈而又至关重要的贡献。
《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
于建嵘/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2月
《安源实录》节选：
工人问题和问题学者
2001年5月1日是新世纪第一个国际劳动节。上午10时，我从故乡湖南衡阳登上了由南宁开往无锡的1380次列车，开始了江西安源之行。此行目的是要深入到这个被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红色之都”的地方，观察和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应该说，要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中国的工人阶级，研究“他们的要求，研究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自己的观察”，是我在20年前就曾有过的计划。当时我还是湖南一所大学政治系二年级的学生，在研读弗?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时，被恩格斯详尽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所震撼。这种震撼不仅由于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工人家庭，我的亲人大都是工人，对工人这一社会群体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更主要的在于，我被恩格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吸引了。在我看来，恩格斯在研究中所坚持的实证主义精神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最为缺少的。当时我就有了一个计划，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全世界的人民也知道中国工人的历程和苦难，光荣和梦想。
然而，我却一直没有勇气来实施这一计划。因为，当我试图以实证的方法开展这项研究时，我发现自己工人家庭出身的社会背景以及人生的经历时刻在干扰着我对这一问题的观察和判断。种种困惑让我最终认识到：如果没有理论研究的视角，如果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如果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我便无法进行客观公正的观察，也不可能最终获得真正具有理论价值的学术成果。于是，我将这一计划搁置起来，转而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希望从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中寻找到观察工人问题的视野和方法。为此，我遍游中国名校，普访各地名师，进行了近20年的努力和寻找。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里，我来到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师从著名政治学家徐勇教授，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徐勇教授特别强调实证研究，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必须进行艰苦的个案研究，要在实证中寻找理论突破和创造的契机。正是根据徐勇教授的要求，我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农村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 以岳村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当完成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时，我感到应该是实施20年前计划的时候了。因此，我决定用相对集中的时间，将多年来对中国工人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进行阶段性总结，并选择了安源煤矿工人作为实证研究的表述对象。
在离开武汉回故乡之前，我向徐勇教授报告了自己有关工人问题的研究设想。他对我以安源煤矿工人作为实证对象来研究中国工人问题的计划给予了肯定和赞赏。他认为：安源调查是有典型性的。因为，安源煤矿作为中国最早的近现代企业之一，有着100多年的历史。它事实上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缩影：既历经过自然经济，又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特点，现又面临着市场经济冲击和知识社会（新经济）的挑战。这三种社会形态和矛盾的交织，是解释中国许多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根源。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一社会转变中，与农村联系最多的煤矿产业工人的命运最为独特。他们主要以体力劳动为生，又缺乏城市文明的陶冶；他们是农民中的工人，工人中的农民。可以说，安源是中国社会最具典型意义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化石。
为了使我前期的农民问题研究与现在的工人问题研究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徐勇教授向我推荐了一篇介绍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裴宜理教授研究成就、特点和方法的文章。裴教授的著作我没有读过，但我认真研究过她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几篇论文。总的感觉是，这些海外中国学者十分重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他们一般有着很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而且要比国内学者的研究更为具体和全面。这首先表现在研究的领域上，海外学者不像国内学者，只关注某一方面的问题，研究农民的就不研究工人，研究革命史的就不研究经济史，而是将中国社会看成了一个整体来考察，大都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角度对某一问题或现象作出解释。其次是在方法论上，海外学者一般都能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有机联系在一起，能做到研究方法真正为研究服务。而国内的许多学者却往往会受到方法的局限，许多人为的学科界线将社会解释成了七零八落的板块。当然，虽然海外学者能更客观、直率地看待中国问题，但由于毕竟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隔靴挠痒的偏颇也就会存在。而且从实证方面来说，这些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研究要受到很多政治、文化甚至语言的限制，在事实上很难真正深入到中国现实社会之中。
可是，尽管国内学者有着深入中国社会的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却鲜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原创性社会理论成果产生。国内学者有关工人阶级状况和工人运动的著作，不是对权威的解释和注解，就是对现实政治的宣讲和论证，很少有根据对中国工人阶级历史和现实状况的研究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其中有些甚至可被称为伪学术和伪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标示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
那么，问题出在何处呢？
我曾经苦苦思索过。我认为，中国崇尚权威的价值判断之学术传统，首先应该对中国社会理论的危机承担责任。对事实和理性都进行价值判断，是中国的学术传统之一。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的运用问题，而是指中国学术传统那种从理念到事实的思维定势问题。无论是中国的先哲，还是正在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论家们，都不大习惯从事实的本身去理解其中的理性精神，不愿考究“为什么会这样”这类有关事实理性的问题，而偏好于对事实进行“应该如何”此类有关对与错、是与非的价值判断。就是在回答“发生了什么”此类有关事实本身的问题时，也多是按预定的价值标准进行取舍和判断。而这些作为评判标准的“价值”，却大都是依据权威的理论和高高在上的权力。这样，社会理论研究的目标只不过是对权威的诠注，对政策的论证。中国大量的社会理论研究成果，就是对那些经典理论的注解或通过对这些权威理论引申所得出的结论。
但如果深究和检讨这些貌似科学的伪学术产生的原因，又与中国学者的生存状况和与此相联系的思想自由状况有关。因为，从古至今，中国思想家和理论家特别是社会理论家，大都是主流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附属。对主流社会的生存依附，是社会科学家失去独立的学术精神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当代中国，当社会科学家们从传统的经院式研究走出来时，呼吸的不仅是社会实践的空气，更多的是生存压迫和心灵自由的让渡。当人们为了生存、为了课题费、为了职称而从事着这些神圣的事业时，急功近利的态度也就成为必然。那些被封为现时代的最伟大的理论家们，甚至已经可怜到要去论证和宣传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理论，因为这些观点已与他们的既得利益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在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型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中国社会的研究者，最为需要的就是以人类的科学理性和学术的实证精神来真诚和勇敢地面对中国最广大民众的苦难。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以一种新的批判精神和求实的态度，走进工厂和矿山，深入地了解和解读中国工人的生存状况及所产生的问题。
毫无疑问，将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作为学术研究的“问题”，这是具有理论和政治双重风险的。这首先在于，按照目前流行的政治话语，工人阶级是现行社会体制最为坚实的基础。虽然在主流的意识文本中，我们也可以读到工厂或企业的破产、工人失业、劳动保障、工人组织和民主权利及工人群体性事件等相关问题的论述，但在那里，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真正的“问题”。而在当今中国那些有影响的理论家以及流行而时髦的学术成果中，这些已经十分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正在逐渐离开社会现实生活，成为一个“纯学术”的理论问题。他们为了某种社会秩序结构或社会发展预期，要求那些已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产业工人再为“改革作出牺牲”，且在舒适的享受中，不惜笔墨地论证这种牺牲的合理性。在这些理论家们眼里，那些生活在贫困中、为了生计奔波又孤立无援的下岗工人们，只不过是一个个报废了的机器零件。我经常为他们所具有的“冰冷理性”感到惊讶，也常常怀疑这种理性后面是否已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性。因此，可以预见，当我们试图以人文关怀来对待那些普通劳动者的苦难时，就有可能被视为异端而遭受各种攻击。这并不可怕。因为我坚信，“一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程度体现着这个社会文明和进步的程度。”
当然，我还意识到了另一种危险的存在。这就是，当我们深入到中国劳动群体之中后，就会强烈地感到那普遍存在的对社会不满的情绪。这些社会弱者的呐喊，同样能使我们的同情心发挥到极限，甚至会让那痛苦的眼泪扰乱那需要智慧和判断力的观察。这就要求我们，在关注工人群体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的同时，不去简单迎合这些情绪。我们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产生这些社会情绪的根源，寻找使他们摆脱苦难和不满的方法和途径。
俄国思想家恩·弗列罗夫斯基在《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我力求指明，社会肩负着何种真正巨大的责任，即使骤然看来这一伟大事业对它来说似乎是无法实现和不可能的，那么也得让它严肃地考虑这件事情。只有带着严肃的思想和深沉的感情才有可能完成真正美好的事业。”我想，这同样是我所要努力的方向。
工农维权与抗争性政治
2004年7月17日下午2时，我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陆雷博士陪同哈佛大学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教授乘飞机从北京来到了长沙，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到安源去。
我同裴宜理教授是在2003年12月认识的。当时我应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邀请访问华盛顿。裴宜理教授闻讯后邀请我到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访问并作一次学术演讲。12月4日，我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来到波士顿，裴宜理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阎小俊到车站接我，然后我们就直接到了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并在那里见到了裴宜理教授。裴宜理教授是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学家之一，她1978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其后在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任教，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西研究中心主任，现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亨利?罗索夫斯基政治学讲座教授。她是我这次学术演讲的主持者，给我出的演讲题目是“当代中国农民的抗争活动及对农村稳定的影响,“Organized Peasant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mplications for Rural Stability”，而我当时讲的题目却是“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与政治”。我之所以改变既定的题目，主要是想强调两个方面：首先，当代中国农民的抗争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维权活动；其次，它不仅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而且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次演讲中，我主要分析了两个问题。
其一，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的基本特征。我认为，近十年来，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在1992年以前，农民的多数抗争可以大体归结为西方学者称之为"弱者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 ，这种抵抗主要以个人行动为主，因而不需要计划或相互协调，利用的是隐蔽的策略，以不与权威发生正面冲突为特征，是一种有关个人直接利益的"机会主义"抗争。而自1992年至1998年，农民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依法抗争"或"合法的反抗"这类形式 ，其特点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以上级为诉求对象，抗争者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上级，抗争者不直接对抗他们控诉的对象。这种抗争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访，以诉求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它一般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是一种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抗争。而自1998年以后，农民的抗争实际上已进入到了"有组织抗争"或"以法抗争"阶段 。这种抗争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政治性抗争 。
其二，农民维权活动对中国政治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近十年来中国农民维权活动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态下发生的。虽然农民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但他们在经济上被剥夺的同时，还一直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治框架下而缺乏公民社会意识和规则的社会里，他们的抗争活动只能属于弱者的反抗，是一种被“法律认可”的但被“政治禁止”的行为。但这并不是说，农民维权活动不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在我看来，农民维权活动与国家政治有着十分复杂的互动性，它可以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政治提供许多相关的信息。这主要表现为，农民维权活动构成了一种社会压力，迫使执政者从政治这一高度来认识农民的处境并不停地修正其相关政策；农民维权活动在对知识精英们进行着现代权益社会的启蒙，也因此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话语状况；农民维权活动也在改造农民自身，他们从以法维权中获得了的政治体验，培养了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同时也在提升着农民整体的政治诉求。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力量，对社会各个领域具有深远的示范意义，必将引发一场旨在建构一个民主开放的公民社会的世纪性维权运动。
演讲结束后，裴宜理教授亲自开车请我到哈佛大学附近的一中餐馆吃饭。她送给了我一本《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的中译本。实际上，在来美国之前，我已经从书店里买到了这本书并认真研读过。她告诉我，她父母是作为传教士从美国到中国去的。她本人生在上海，生长在日本，然后回美国来读书和工作的。她一直对近代中国的民众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痴迷。她最初的研究是有关农民问题的，主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其博士论文《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1845—1945》。这本书是她学术的真正起点，是研究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淮北地区农村动乱问题的。她认为：
“传统形式的农民暴动之发生，亲缘和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地位更为重要”。而“这些传统的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进入这一地区开展动员农民工作的共产主义革命者陷于两难境地。尽管共产党干部吸引利用了既有的暴动模式，但在1949年后，他们也将全新的阶级斗争方式引入了中国农村”。即使在上海这一高度“现代”的背景下，“在不断演进的反抗方式中，与工人中存在的世俗关系——地缘祖籍、性别、文化程度等等——相比，阶级地位的作用仍然不是那么突出。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干部着手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队伍中既有壁垒的深刻影响。反之，这两个政党不同的社会基础也深深地刻画出了先是国民党政权然后是共产党政权的不同特性”。
我告诉她，我的研究思路与她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我们都是从研究农民问题和研究工人问题；所不同的地方是，她更多研究的是历史而我更关注的现状；她要寻找到工人和农民在进行反抗时所表现出来的相一致的地方，而我更想搞清楚的是工人和农民在进行反抗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接着，我介绍了自己正在进行的安源工人的研究。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方法，就是深入到矿区进行访谈。2001年到2003是我研究的第一个阶段，进行的开放式访谈，主要是想通过这些访谈了解当代工人阶级的基本状况。下一阶段将从工人的集体行动进行结构访谈，要研究在工人阶级在目前的状况下，为什么会产生或不产生集体行动。在我看来，现在学术界对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研究是十分有限的。
裴宜理教授对我的这些观点表示出非常的兴趣。她说，无论研究历史还是现状，研究工人还是研究农民，基本的分析框架是很重要的。她还表示，对安源研究十分有兴趣。于是我邀请她，在方便的时候，来中国的安源考察。
正是这次约定，裴宜理教授在7月15日从上海来到了北京，然后开始了我们这次安源之行。
来源: 经济观察报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