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城乡鸿沟

无论在传统时代还是现代，治理任何复杂的大型社会，都需要连接、沟通城市与乡村的有效渠道。当政府官员与武装力量都集中在城市中心时，国家不能必然保证具有向偏远农村传达与实施政策的能力。然而，跨越城乡鸿沟对于政权有效而长久的统治至关重要。中华帝国——世界史上最长寿的政治体制——就曾采取多种方式来实现城乡联结。例如，乡约作为一种基层治理方式，通过奉官命的乡村管事人，将基于皇城发出的朝廷律令而形成的行为规范向农民广而告之。乡约最初是一种意识形态教化的方式，后来逐渐被赋予了监控、防卫等其他重要职能。[1]到中华民国时期，尽管通讯技术有了长足发展，联结城乡的挑战依然存在。对于短命的国民党政权，其强国梦的破碎可以部分归结于它没有能力构筑跨越城乡鸿沟的桥梁。[2]

从建党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也面临如何沟通城市与乡村的问题。由于中共主要由城市知识分子创立，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聚焦工人无产阶级，以及效仿俄国革命的先例，因此，这个新生政党最初将其组织力量都集中在主要工业城市的产业工人身上。[3]尽管像彭湃、毛泽东这样有远见的共产主义革命家认识到了中国农民所具有的潜力，但是，对于如何最有效地将农民组织起来这一问题，他们很难从苏联经验中获得启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社会基础主要局限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工人，而后续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扩张却引发俄国农民的愤慨与大规模反抗。[4]如果想取得农村动员任务的成功，中国共产党需要另寻他途，找到能更好抚慰农民感情的办法。

在中共有别于苏共的诸多实践中，最大的差别或许是前者与农村的联系更为紧密。[5]从革命年代至今，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通过多种多样的渠道沟通、联络那些远离主要城市的村落。对于实现有效治理而言，在这些城乡联络机制中，可以说没有哪种方式比派驻工作队（或工作组）的做法更为重要与关键。然而，或许因为工作队介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虽然由党政机构来授权和运作，但往往没有出现在官方的组织架构图中——所以，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很少对工作队进行系统分析。诚然，学界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次重大运动的论述中，对工作队有所着墨，但是针对工作队的起源、运作机制与影响效果，却缺乏深入、全面的探究。

工作队是为了完成某项具体的使命，由高级别的党政机构指派和领导的临时性组织。在有限的时间内，他们被派驻到基层，通过动员群众的方式来执行任务。对于解放战争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政策的实施，以及在之后的数次运动中，工作队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时至今日，为了实现促进经济发展、处理突发性危机、宣传官方意识形态、监督与巡查基层干部等目的，向农村派驻工作队的做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最普遍和有效的治理方式之一。[6]本文研究了工作队的起源与演变过程（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旨在揭示中国共产党如何构建了这一联结城乡的实用而又灵活的机制。

中国的工作队从俄国革命的土壤中移植而来，然而这一经验做法能够“茁壮成长”、发扬光大，其实归功于中共的创造性栽培，得益于其在革命战争与和平年代的长期实践探索。将城乡机动队（urban-to-rural mobile units）这一苏联经验成功转化为中国独特的治理模式，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应该得到肯定。工作队机制的中国化，不仅仅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它对于发展与管控中国农村，直至当前的精准扶贫和反腐败运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弥合城乡分野的一种有效手段，工作队有力增强了现行体制的韧性。

革命性的起源

中国式工作队的诞生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一方面，得益于与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的庇护，另一方面，受到苏联顾问的指导，此时的中共开始探寻农村动员的系统性战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3年夏天成立，属于国民党的官方机构，向国民党农民部汇报工作。在讲习所，中共的组织者彭湃和毛泽东给怀抱革命热情的青年授课，并向他们委派任务。这一方式成为了后来工作队机制的雏形。在接受了几个月时间密集的课堂与实地训练，以及最基本的军事能力指导后，一定数量的农运讲习所优秀毕业生将作为“特派员”被派往乡村，他们的任务便是鼓动农民参与革命。农运讲习所前五期讲习班共计毕业454人，其中三分之一被选拔为特派员。选拔的标准部分参考他们的学习、训练成绩，部分基于讲习所检查委员会的推荐。这个委员会负责监督学员各方面的行为。虽然绝大部分学员毕业后回到了他们的老家，但那些被选拔为特派员的，通常被派往农民部认为最需要他们的村庄。[7]

就如下几方面而言，特派员的部署为之后工作队的运作方式勾勒出了大致轮廓：特派员由官方正式机构（国民党农民部）指派，在特定、有限的时间内，通过与民众进行密切接触，来完成某项具体由中央制定的群众动员任务。然而，特派员与工作队又有所不同，他们往往被单个派遣下乡，而非以团体的形式行动。特派员的驻村时间每天不得少于六小时，在此期间，他们需要开展调查、宣传与组织工作。按规定，他们应该每周向农民部提交工作报告，并在每次任务完成后，回到农民部位于广州市的总部报到，等待有关下次农村任务的指令。[8]

特派员的作用让人联想起中国古代的钦差大臣——皇帝委派自己的亲信去处理地方上的棘手事务，他们所能行使的临时权力超过了常规官僚制所赋予的权力。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出来的特派员，相较而言，其实与苏联俄国——而不是中华帝国的钦差——的渊源更为直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米哈伊尔·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驻华代表（sovetniki）的建议下成立的，他们也在讲习所教授如何进行鼓动与宣传的俄国革命策略。[9]

在当时布尔什维克所使用的政治宣传手段中，最重要的就有所谓的“全权代表”（plenipotentiary）和“特使/专员”（emissary），他们在1917年十月革命及后续的俄国内战中起到了关键的动员作用。这一做法最早由列宁提议，在其1902年出版的革命宣传册《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中，列宁呼吁，由精心挑选与培训出来的专业人员组成一支先锋队，充当革命的鼓动者。[10]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在列宁居于领导地位期间，他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来说明布尔什维克向基层派驻专员的合理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由中央任命的特使（被称为“特派议员”[représentants enmission]）起到了力挽狂澜、扭转时局的作用。[11]在斯大林治下，从城市派驻农村的队伍规模被大幅扩展。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依靠各种各样的特派组织，包括苏联共青团大队、“二万五千人大队”、突击队和其他临时性的派遣队伍，在农村推行残酷的农业集体化和去富农化运动。

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早期，俄文词语“полномочный”通常被译为中文的“全权代表”一词，但不久之后，更为普遍的译法变成“特派员”。这可能是由于共产国际初创时期的驻华代表，比如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中文名为吴廷康）与鲍罗廷都以新闻记者作为身份伪装，而“特派员”一词带有特别通讯员与特别代表的双重含义，因此获得青睐。在对其驻华活动的中文描述中，维经斯基有时被称为“全权代表”，有时则被称为“特派员”。1920年3月，他受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指派，率领一支共产国际工作组来华筹备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工作。[12]与此类似，鲍罗廷在广州的公开身份是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的驻华特派员，而其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派驻孙中山身边的“永久性全权代表”。中共成立之后，这些称呼被无差别地使用在中共特工人员，以及共产国际委派的驻华俄国代表与其他国代表身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方的特派员都是在国民党的正式机构领导下开展工作，然而，根据中共广东区委1926年6月的报告显示，“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13]。尽管由国民党正式委派，但特派员其实是共产党的干部。

历史学家王奇生将工作队的起源归结于北伐战争前后，中共所依赖的、由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的特派员。王奇生解释道：“特派员机制，本是中共尚未掌握政权情况下的一种群众动员机制，而后的多次群众运动中，以‘工作队’的形式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14]但是，王奇生没有将该机制与苏联的先例联系起来，也没有考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特派员制度如何演变为三十年代及其后的工作队机制。

尽管特派员是以个人形式被派往乡村，但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共就开始利用各种各样的小规模团体，在农民中进行革命宣传与动员。[15]例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指令之一是，把学员编成四人一组的小队，下派到乡村进行调研，为成立农民协会做前期准备。[16]其他地方也开展了将积极分子小组从城市派往农村的类似活动。1923年冬，中共党员董必武把家乡黄安县（今红安县）赴武汉求学的十二名大中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党团工作组奔赴黄安，在农村兴办平民教育。[17]

在1926年农民运动讲习所关闭前夕，中共制定《农民运动议决案》，对其之前数年所积累的、在广东开展农运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在其总结的经验方法中，首先强调的注意事项就是入乡随俗、贴近农民的重要性：“做农民运动工作的人，必须注意先使他自己的言语行为生活服饰农民化，而后始能接近农民，使农民接受宣传。”[18]与入乡随俗同等重要的是，中共意识到了知识分子与城里人所能带给革命事业的特殊资源。就在党员干部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时，中央建议他们吸纳有更好教育背景和城市生活经历的人成为同志：“应利用乡村小学教师或本乡同志，城市中的本乡工人，假期回里的学生等，去发起组织，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师是农村中天然的指导者，当努力取得这部分人。”[19]迎合乡土风俗人情，并依靠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他们中很多人生活在城区）开展工作——对这两方面的重视成为了日后工作队运作的一个主要特点。

将工作队作为一种群众动员的方式加以更系统的部署，主要是在红军成立时期。1927年11月，毛泽东（他在数月之前被党中央任命为特派员，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总结了红军这支中共武装力量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其中，第三项任务是革命军队作为工作队的主要工作。[20] 1928年初，红军组建了旗下首支宣传队，开展农村动员，这些队伍最终成为红军架构中的永久组成部分。[21]在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在其报告中指出了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强调，军队有责任通过戏曲和其他方式，在农民群众中扩展革命宣传。[22]

1931年中央苏区成立之后，下派各种机动队的做法，从军事文化宣传领域扩展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治理方式，服务的目标更为广泛。新的苏维埃政府在地处江西一隅的城市——瑞金成立后不久，就实施了巡视员制度。根据1931—1932年颁布的规章制度，巡视员必须是党龄在三年以上，并担任地方党务职务的中共党员。他们的职责就是充当党中央的眼睛、耳朵和臂膀：“巡视员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查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在执行任务前，不管是以单人还是小组的形式，巡视员需要准备详细的行动方案，并获得党中央的批准。下派到地方后，他们要保留好工作日志，并且至少每隔一周向中央汇报情况。[23]他们也被称为特派员。在地方上，“巡视员兼全权代表兼特派员”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威，尽管并非手握无限制的权力。例如，他们只有在得到高层授权之后，才能展开逮捕行动，除非在紧急突发事态下，比如确信反革命分子在图谋反攻，或是借机逃跑。[24]

此外，中华苏维埃政府设立了工农检察部，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检察部肩负着监督苏区内国办企业和国家机关的责任，向法庭通报贪污受贿、铺张浪费和其他罪行、案件。在检察部之下，控告局负责组织突击队，突击队由普通工人和农民组成，对国家机关与企业展开突击性巡查。[25]控告局的干部主要从可靠的农民中选拔录用，他们在经过特别培训后，被派往乡村，收集村民们对于当地官员的抱怨与不满。[26]每支突击队最少有三名成员，具体组成人员会根据每次派驻情况而变动，成员在他们的空余时间执行任务。在队伍解散前，突击队需向派遣他们的党政机关提交一份书面报告。[27]学者金一平（Ilpyong Kim）解释道，这种做法本质上就是，“党和中央政府通过这一特殊机制，试图加强对地方官员的政治控制”。[28]控告局还负责在工农生活密集区设立“投诉箱”，鼓励他们举报官员的不良行为。而后，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突击队会被派下来调查这些指控。这是对国家经济部门工作人员贪腐、浪费行为的一个重要制衡手段。[29]

1933年，当中华苏维埃政府开展查田运动、合作社运动和经济重建运动后，工农检察部的职能急剧扩张。伴随着这些群众运动，瑞金的中央政权派遣工作团和工作组到其下辖地区调查腐败行为，发动群众斗争。[30]在1933年夏，毛泽东对派驻壬田区的中央工作队予以了肯定，表扬了工作队所取得的一系列“革命成就”：“壬田区的查田运动在中央政府工作团帮助之下，五十五天中发动了全区的群众，彻底消灭了封建残余，查出了地主富农三百家，枪决了群众所谓‘大老虎’的十二个反革命分子，镇压了反革命活动。”[31] 1933年11月，由中执委下派的工作组对瑞金县政府进行了“突击查账”，挖掘出县政府官员公款吃喝等严重贪腐行为。[32]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部署、派驻工作队的范围和种类都有了进一步扩展。1937年8月，党中央出台文件，鼓励各军事单位设立民运工作组，加强纪律监管、动员当地居民。[33]两年后，党中央建议，为了协调行动、吸收更多群众加入抗日建国事业，各种官方妇女团体的会员与非会员，都应该被组织到战时工作队中。[34]在受到日本人与国民党军队袭击的地区，中共创立了武装工作队（即武工队），由军人与政治干部组成。武工队在深入敌后、动员群众方面贡献卓著。[35] 1945年春，中央要求武装工作队转变为“政治工作队”。他们由经验丰富的党政干部领导，这些人有能力在不利条件下灵活施政。中央期望武工队在其驻守的地区与村民一道投入农村生产生活，赢得当地的支持和保护，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提升群众的生活水平。工作队有权使用多种多样的方法，包括隐蔽的手段，在敌后建立亲共据点。[36]然而与游击队不同的是，武工队并不是主要的战斗部队。他们的使命不在于抗击日本军或国军，而是发动与组织农村群众。

在抗日战争中，作为一种沟通与管控城乡的关键渠道，中共的工作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形式，并在1949年后得以延续。战时工作队的一项重要进展是将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女性知识分子，纳入中共领导的农村工作队中。这些工作队负责实施一系列进步性的经济政策。[37]历史学家陈永发对这一时期的中共根据地总结道，“根据极为有限的历史资料，我猜测绝大多数的群众工作者都是年轻的城市学生，他们受到爱国主义的鼓舞，投身抗日救国事业”。[38]在加入之前，这些预备队员都将经过培训，培训的内容除了政治思想教育，还包括指导他们如何隐藏自己的城市生活习惯，在衣食住行、言行举止上更贴近农民。[39]

1941年，江苏盐城工作队采取的做法后来被迅速推广到中共在华北的根据地。群众动员的“盐城模式”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根据动员成功的可能性大小，以及实现政治影响与扩散最大化的潜力（这取决于乡镇的战略地理位置），选出若干乡镇；其次，派出大约30—40名干部到县政府所在的县城，由这支工作队组建预备委员会，并以地方农协的名义，在主要政府办公区域的外墙上张贴有关经济政策的通告、规定。除四五位工作队员留在县政府，其余队员均被派驻基层。在每个乡镇，五到六名群众工作者集中在同一地点。到达村里后，他们将介绍信交给当地的保甲长，保甲长受命协助工作队召集会议、向群众宣讲阐明政策。驻村首日，工作队员就挨家挨户展开调研，详细记录所有居民的阶级身份。翌日，他们同各个村民小组开会，了解大家的苦难冤屈，发现积极分子。第三天，他们召开村民大会，在会上通过决议，并正式成立农民协会。之后，举行民众集会，到选定的几户地主家门口游行示威，要求减租以及实现其他的经济诉求。完成了对特定目标的公开斗争之后，人们敲锣打鼓、高举胜利标语，举行游街庆祝，将本村的消息传递到相邻的村落。这整个流程一般持续10天左右。[40]

工作队的组成最终变得更加标准化：两名男性队员负责调查与宣传工作，一到两名女性队员处理妇女事务，一名青少年队员专注于组织村里的孩童。年轻的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沟通、澄清党的方针政策的最合适人选。虽然工作队的一项重要职责是针对那些被细心挑选出来的斗争对象，筹划与“导演”群情激愤的斗争场景，，但是队员们被告诫，他们自己不宜在斗争集会上表现得过于突出。[41]毕竟，斗争的目的在于，把他们动员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果，以一种农民自觉自发、自下而上的阶级行为展现出来。

尽管工作队的人员构成与运作方式日益变得系统化，但工作队的核心特征——临时性与任务目标的具体性一直保持不变。分配的任务永远是暂时性的，队员们在完成使命后，将回到他们之前的工作岗位。个别干部虽然很有可能在他们的职业生涯里，甚至是一次运动中，被委派到多个工作队，但每次他们都将与一批不同的干部共事。此外，每次开始执行新的任务前，有关他们所要着手的具体工作，队员们都将接受针对性的培训与指导。

1949年后的发展

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之际，毛泽东号召“把军队变成工作队”，他指示在解放区的部队，将他们的工作重心从军事斗争转向占领接管与民众动员。[42]一些由军队改编的工作队在华北平原的农村实施土地改革，其他部队组成“南下工作队”前往广州、上海和南方其他主要城市。无论华北还是南下的工作队，除了部队官兵，知识分子、党政干部与基层积极分子也参与其中。[43]至1949年7月，县立特别培训中心遍及全国，由经验丰富的干部领导，向派驻当地的工作队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44]

这一时期，无论是负责“土改”还是城市接管的工作队，都兼有监督征借与分配粮草物资以供城市消费使用的任务，这与俄国内战和之后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苏联机动队的做法类似。在有保甲长等地方官员可以依赖的情况下，粮秣工作队通过当地保甲长来筹粮；若无保甲长可利用，则由工作队直接征用粮草，再转交给地方接管部队。无论哪种情况，都要求工作队对粮秣收支的账目做好详细记录，以备军政干部随时检查。[45]

与战时类似，工作队的人员组成与培训受到了特别关注。很多队员都是农民出身，他们通过热情参与之前的本村群众运动，获得了党员干部的青睐。在接受了县政府的集中强化培训后，这些农村积极分子被派到周边村庄，进一步推广他们掌握的动员方法。“土改”工作队的其他成员来自军队、共青团以及（多数位于城区的）中学和高校。具备基本读写算术能力的“知识分子”也被招募进来，以确保有人能够编纂、整理必要的记录与汇报材料。[46]工作队也包括一些家庭背景相对优渥的成员，甚至包含一部分地主，这些人被认为对新政治秩序比较友好。据报道，1952年广西的一支工作队有71%的成员来自中、上社会阶层：地主13%，富农5%，中农20%，资本家9%，小资产阶级24%。[47]在广东，当地的教员与学生虽不是工作队的正式成员，但他们仍然参加了“土改”，协助队员们扩散消息、分发宣传资料。[48]“土改”工作队在离开村庄前要负责建立农民协会，确保农协能够真正进行土地和其他资产的再分配。[49]

作为乡村的外来者，工作队与地方利益没有牵连，因此，即便面对来自地方的阻力，他们依然能够推行中央的政策。然而，工作队的内在属性——作为派驻特定地点的临时性机动队——使得其努力成果在他们离开后，容易被逆转、推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1951年末，中共开始采取突击、连续地派遣“回头看”工作队的做法，以确保先前工作队所实施的政策得以贯彻、维持。因此，中南地区的大部分乡村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内，连续接待了至少四轮的“土改”工作队。[50]

尽管每一轮“土改”工作队的人员安排都会经历重组，但是其运作模式基本保持一致。在进行蹲点，并与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上级要求工作队扎根基层、识别骨干、走村串联。虽然工作队是村庄的编外人员，其工资与福利由派出单位承担，他们的原单位往往是政府部门和教育机构，位于远离其派驻村庄的城区，但他们仍然需要在下派地点长期居住，才能赢取当地居民的信任，并得以充分掌握和评估当地的真实情况。通过与普通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组织上希望工作队发现潜在的运动积极分子（所谓“土改根子”）——指望这些人能像工作队员一样，满怀激情地执行党的命令，并在需要的时候，向其他村子宣扬推广他们的经验。[51]通过超越常规的行政等级秩序，工作队在北京的中央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52]这一运作机制（包括用以描述它的特定词汇）不仅仅是“土改”运动的标准操作程序，也在农业集体化和“四清”运动中延续下来，并且经过一定的改良与修正，近年来还被沿用。

尽管工作队的动员方法与话语体系大同小异，但是根据中央政策与政治氛围的变化，工作队运作的具体内容与风格会发生相应调整。“土改”（以及同时期的“镇反”运动）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情绪化的“诉苦”——受苦的农民在工作队指导下，向地主和其他压迫阶级发起控诉，以此拉开激烈的斗争大会的序幕。由此导致的敌对情绪时常超出被允许的界限。例如，一位工作队队长回忆1951年冬湖南农村一次斗争大会的情形：

有一次，我在曹家溪村，领导一次反霸斗争大会。一个恶霸地主站在台上被斗，贫雇农一个个上台诉苦斗争。一个苦大仇深的雇农，诉苦诉得大哭起来，走过去就将那地主的右耳朵咬下一半，“呸！”一声吐在台上，台下的群众骇了一跳。他又准备去咬地主的左耳，我马上制止他。[53]

处置权本应该由军队掌控，工作队或劳苦大众都无权正法罪犯，然而，诉苦却使得群情激愤，且场面常常发展到失控的地步。[54]为什么要向同一村庄派驻一轮又一轮的工作队？一方面是由于代表地方权力的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被煽动起仇恨、满腔怒火的农民的过激行为。

自“土改”以来，工作队的基本运作模式大体保持稳定，但是在后续的农村运动中，为了尽量避免民间的暴力行为，中共用心良苦。对比苏联的经历，土地改革的激烈与残酷为日后更为温和的中国版农业集体化铺平了道路。就苏俄而言，在农业集体化中，没收富农的财产，并将他们从自己的村庄驱逐，是为了将革命年代以前的地方精英清除干净。但在中国，这一过程已经在“土改”中完成。有学者认为，之所以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遭到更大的抵抗，是因为苏联政权想同时实现若干艰巨的目标：对村庄的政治控制，对农业生产的经济控制，以及用农村来哺育城市。[55]而在中国，“土改”已经确立新的农村领导结构，旧式乡村精英已被取代，因此，集体化旨在完成控制农业生产这个单一目标。

“土改”与集体化都旨在重塑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而1962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想实现的目标——整治基层干部滥用权力等不端行为——看似没有那么宏大。尽管如此，这仍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并产生了重大后果。在“四清”运动中，超过350万工作队成员被下派到农村，他们肩负着调查基层干部造假、贪污、浪费和其他渎职行为的任务。在蹲点与实行“三同”的过程中，工作队扎根串联，发掘能够动员周边民众的骨干分子。工作队挨家挨户走访、举行小组讨论、召集全村大会，曝光和查证基层领导的不当行为。这一过程往往充满张力，地方派系、对手之间相互检举揭发对方的腐败、滥权行为。然而，与“土改”相比，“四清”运动的展开方式更为克制。工作队不仅要发动群众，也要注意把握运动的“火候”，以防失控。[56]农村的武装民兵负责在必要时维持秩序。

“四清”运动的相对温和性也得益于工作队成员在下派前所接受的全面培训（有的持续了数月之久）。由于许多队员来自城市，因此派驻前培训项目的一大重点在于，让这些人员熟悉农村的基本情况与风土习俗。与“土改”工作队类似，相当一部分队员为高校学生与教授。在某些省份，几乎所有的高年级大学生都参与其中。他们的教育背景使他们能胜任如下任务：收集调查材料，撰写工作队报告，以及编辑所驻地方的“四史”。[57]

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不久就下派的“四清”工作队，肩负着维护政权稳定的重大任务，他们需要修复和提升受损的政权合法性。除了找到地方上的责任人来为农民的苦难负责，“四清”工作队也为强化队员本身的工作投入与政治忠诚提供了平台。在为准队员提供的长时间培训中，所引入的详细纪律规定参照人民解放军的实际做法。旷日持久的训练过程还包括仔细考察学员的阶级地位、家庭背景、政治前景以及基本行为举止，以便决定他们能否胜任工作队一职。考量的关键在于，确保那些先前鲜有农村经验的人员能够适应严酷的乡村生活。这些考察内容，包括学员们一遍遍写下的坦白书与自我批评，最终会决定哪些学员因为表现优异受到嘉奖，哪些因为严重违规违纪而接受惩罚。[58]

对工作队成员行为的密切监督一直持续到他们的下派过程中。那些表现优异、值得嘉奖的，被授予“五好队员”称号，并在公开发行的简报中予以表彰。[59]在执行任务的同时，队员们仍需参加每周在县城举行的进修班，学习领会中央下达的新指示，听取关于周边地区成功工作经验的报告，复习规章纪律，参与誓师大会等等。省级党委还会派出检查组，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对工作队进行巡查。所有这些培训、指示和检查的效果都在于，促使工作队员产生高度的政治觉悟，从而使他们对上级的命令保持极度敏感。[60]

考虑到“四清”工作队内有众多的学生、教授以及来自不同行政层级的干部，在紧随“大跃进”之后的这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能够保证队员们对党政指令的立即服从是一项重大成就。此外，虽然“四清”运动对基层干部渎职滥权的整治可能使得很多村民对地方官员抱有长期的怀疑态度，但是工作队所传达的高层领袖对农民疾苦的关切，仍然有助于强化他们对党中央的忠诚。[61]

工作队在推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系列重要运动中发挥的成效，使得其日后成为了一种备受青睐的政策实施方式，尤其是服务于农村的发展、变革与转型。尽管直到“文革”之前，毛泽东本人对工作队机制颇有微词，他认为不应该过分依赖由党控制的工作队，而忽视了更为直接、无中间媒介的群众参与模式，[62]但是，之后的领导人依然不断倚重工作队，如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等项目中皆有延续。除此之外，工作队也被一次次派遣下去推广宣传党的意识形态、促进公共卫生与环境保护、平息突发事件维护稳定、提供赈灾援助等等。

中苏模式的比较

发轫于俄国革命土壤的中国工作队在很多方面与先前苏联的经验有相似之处。在中苏两国，无论是国家政权巩固之前还是之后，特派员（plenipotentiaries）都在向偏远农村传达与推行共产党的政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在一些重要方面，尤其是在政权各自建立之后，中共的模式与苏联前期、同期的做法存在差别。虽然，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粮秣工作队仿照苏联内战和集体化时期的征粮队，但在人员构成、纪律与成效方面，中、苏模式均有不同。就苏俄而言，征粮分遣队从起源和成员上看，具有彻底的城市属性，且绝大部分由产业工人组成。就在十月革命后的几个月内，城里的工厂将特派员与工人小分队派往乡村，为他们的职工筹措粮食。1918年5月，列宁号召圣彼得堡的工人到农村收集粮食，由此拉开了大规模派遣征粮队的序幕。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大约25万城市居民参与粮食征集，其中一半为产业工人。在这一“为了在农村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实努力”中，主要由产业工人担任的特派员有权力为了执行征粮政策而凌驾于地方政府机构。[63]他们从之前的贫农协会手中获得粮食，而贫农协会“憎恶外人干涉他们的事务”。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表明，农民们对这些来自城市的队伍充满敌意，这使得整个征粮任务以失败告终。[64]

尽管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经验，但当十年后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内战中的征粮做法却被当作了外来团体干预农村事务的范本。[65]据R.W.戴维斯（R.W.Davies）观察，“集体化正是在特派员和工作队对农村进行大规模干涉的情况下完成的”[66]。每一级党政机关向其下属一级发动“特派员闪电战”——在细化、实施和执行政策方面，负责集体化的专员在村与村之间相互较量着。[67]琳内·维奥拉（Lynne Viola）对这一过程有如下描述：“推行集体化的队伍带着上级的全权授权涌向农村，他们在村里短暂停留，让农民在加入集体农场的协议上签字画押。”[68]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Fitzpatrick）对集体化运动也有类似的论述：“该运动的一大特征就是对城区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以及学生的大范围动员……以农民的视角来看，这些人无疑是彻头彻尾的‘外来者’。其中有一些人肩负长期性重任，比如‘二万五千人大队’——由来自大型工厂的工人志愿者组成……而另一些人明显是来添乱的。”[69]征收粮食与清算富农都由外来的专员执行，他们很少顾及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因地施策。这些机动队实际上手握大权，对抗和批判那些他们认为粗鲁、腐败的基层官员。[70]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1930年1月，一支由11人组成的队伍到达安娜区（Anna Raion）后，明目张胆地恐吓当地民众，[71]导致俄罗斯农民不时奋起反击。[72]

同样，在中国，“土改”和集体化工作队一般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城里人（如党员干部、企业家、知识分子等），然而，大部分队员为农民积极分子与基层干部。并且，中国农村工作队的成员需接受密集的培训，这些培训课程旨在增进他们对农民的理解与同情。几乎所有这些工作队都不包含工厂工人，在这方面，中国的做法与苏联显著不同。在人员组成上，苏联所用的全权代表、二万五千人大队、突击队及其他类似的队伍，全部都偏重工人无产阶级的成分。尽管苏联模式被列宁和斯大林所推崇，因为它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正确的表达方式，但是，中国的做法却更契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在中国，农村治理的权宜之计不是要按照“先进”的无产阶级意志来改造“落后”的农民，而是赢得农村的民心，促使农民积极参与实现共产党的目标。耕耘中国农村三十年的革命经验使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认识到，让农民自己成为主人翁对于推进党的事业具有多大的价值。

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缩写为OGPU）在鼓动、策划征粮和去富农化运动中扮演的核心角色，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敌意。1929年，中央委员会命令OGPU加强对粮食产区的镇压活动。[73] 1930年2月，在OGPU领导下成立的“三人行动小组”（operational troikas）负责对富农进行驱逐、流放。

在“大清洗”的白色恐怖之下，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特派员与“三人行动小组”清洗、迫害了党内外无数无辜的干部、群众。[74]然而，这群不受约束的专员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放荡无度，他们的恶习使得俄罗斯农民和地方干部的愤懑与抱怨堆积如山。农民痛恨这些来自城市的特使的专制独裁，他们的专断行为常常包括随意拘禁、殴打以及其他形式的体罚，而基层干部则对这些外来势力绕过正常的行政渠道、采取非常规官僚制的干预手段感到恼怒。[75]

斯大林去世后，这种闪电战式治理风格被严厉批判，被指责为对常规党政程序的侵蚀、破坏。由此，临时性特派员的部署频率减少，他们的专断权力被削弱。1953年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在现阶段的经济与政治运动中，地区党委向集体农庄派遣所谓特派员的行为变得更加克制、谨慎。当区里的党内积极分子小组（Party aktiv）到集体农庄后，他们主要通过基层党支部开展活动。在区党委的密切关注下，比起五花八门的特派员，基层党支部在各项事务中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76]赫鲁晓夫和其继任者们都倾向于用更加常规的官僚治理模式来取代这一残存的革命做派。

尽管中央已经从延安的窑洞迁到北京的中南海，在中国，工作队机制仍然继续在其政策实施工具箱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当同时期的苏联正在摈弃对临时性机动队的使用，1947—1953年的全国大规模“土改”则见证了工作队在中国的部署，其精细化和标准化程度，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延续至今。尽管中国的“土改”工作队派自省会城市和其他城市中心，但他们比苏联的特派员在乡村驻扎的时间更长，与农村居民建立的联系更紧密。比起苏联的队员，中方的队员经过上级政府的培训，通过实践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争取农民大众积极参与实现共产党变革农村的宏图大业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在中国“土改”过程中，工作队激发了群众的热情，一时难以控制。因此，在之后的运动中，工作队员所收到的指示不仅有关于如何鼓动民众参与，同时也包括如何避免群众暴力。通过“土改”在农村成功树立权威、扎牢权力基础之后，至少直到“文革”前，中共始终支持将群众动员控制在一定程度内，以确保不对新的政治秩序造成破坏。当中共政权再一次着力推行农村变革时，这些在“土改”中确立的村级领导干部就成为重要的支持来源与制约激进行为的力量。

综合考虑，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要比在苏联进行的暴力程度低得多。尽管从表面上看，中方所派驻的工作队与苏联的工人大队、特派员和三人小组相似，但实际上，中方有着与苏联大不相同的运作方式。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在有关中苏农业集体化的比较研究中总结道，两国运动的一个主要差别就在于，中国的工作队与农民和基层干部都建立了更为融洽的关系：

中方的工作队与苏联的工人、“特派员”和“三人小组”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具有在农村开展运动的长期经验。比如，在“土改”期间，工作队经过仔细的培训，被派往那些还没有开展组织工作的乡村，与贫苦农民实行“三同”。这意味着，这些外来者与他们一起生活、劳作，并逐渐赢取他们的信任。“土改”之后，区、县党委仍然不断派驻工作队下乡，领导各种政策、项目的实施。他们必须与那些履新不久的村级领导配合、协作，教授他们正确的工作方式、方法，而不是绕过这些人，或者直接向乡长发号施令……很难想象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工作队会牢牢控制着地方领导干部。[77]

对比苏联，中共有能力训练和管制工作队，这有力解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何能够长久而有效地利用这种革命年代的治理方式。正如我们所见，就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推广工作队的应用，并进一步对之规范管理的时候，苏联已经开始摈弃他们自己开创的派遣机动队下乡的长期做法。

结论

城乡机动队在苏联与中国的命运反差，表明农民运动在两国革命道路中的重要性迥然相异。列宁以城市为斗争中心，快速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与此不同的是，毛泽东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赢得了跨越近三十年的革命的胜利。在这漫长的斗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入渗透到中国绝大多数偏远内陆地区。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懂得了要对苏俄的革命斗争方法加以改造，使其更加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就是对工作队机制的采纳与调适，将其打造为农民动员与政策实施的一枚利器。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离开农村、返回主要城市很久以后，他们基于革命经验，依然维持着与偏远内陆地区的密切联系。

中国对工作队的持续依赖，为其能够在广袤农村地区的最深处推行天翻地覆的变革提供了助力。虽然斯大林的继任者们沉迷于日益常规化、具体化的国家机器，但在中国，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仍然保留了超越僵化的常规官僚制的选项，他们所青睐的是一种回应性更强、更灵活的治理模式。这一做法曾在“文革”时期城市知青的大规模下乡中得以体现，如今则体现在由城市干部与高校教师广泛参与的驻村扶贫工作队中，他们肩负着在2020年前完成农村脱贫的任务。

欧洲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一般被归咎于他们普遍失效的政治制度和机构。[78]然而，在苏联解体超过25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屹立不倒。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避免了崩溃，还运转得卓有成效——从毛泽东时代的公共卫生、农村教育到改革开放时期开创的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高速持续经济增长与减贫成效，接二连三地打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毋庸置疑，常规的行政体制在取得这些成就的过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但是，工作队也同样功不可没，其作为对官僚惰性的有力制衡，以及基层民众参与的推动剂，持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其研究意大利和美国的经典著述中指出，市民团体和社会组织“使民主运转起来”——它们让意大利和美国的普通民众积极参与公共生活。[79]在中国，尽管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但工作队似乎扮演了一个类似的角色——通过促使人民群众投身于党的宏图伟业，“使共产主义运转起来”。尽管工作队远非中国领导层用来弥合城乡分野的唯一治理工具，但工作队持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将城市的专业知识技能引入农村，继而鼓舞基层热情，为一系列国家重点政策目标铆足干劲。

注释：

[1] Kung-chuan Hsiao, Rural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Press, 1960，pp.184-205;Zhengyuan Fu, Autocratic Tradition andChinese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pp.101-102.

[2] Hung-mao Tien, Government and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Lloyd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3]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 Victoria Bonnell, Roots ofRebellion: 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David M. Mandel, The Petrograd Workers and the Fall of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83;Diane Koenker, Moscow Workersand the 1917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LynneViola, V. P. Danilov, N.A. Ivnitskii, and Denis Kozlov, eds., The War Against the Peasantry: The Tragedyof the Soviet Countrysid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LynneViola, Peasant Rebels Under Stalin: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96.

[5]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Lucien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74.

[6] Elizabeth J. Perry, “From Mass Campaigns to Managed Campaigns: ‘Constructing a New SocialistCountryside’,” in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Mao’s Invisible Hand: The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30-61.

[7]《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40页。

[8]  同上书，第27页。

[9] Dan N. Jacobs, Borodin:Stalin’s Man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pp.152-154.  艾伦·怀挺（Allen Whiting）曾指出“对于1924年到1927年间中国革命的成功，或许没有人比鲍罗廷所做的贡献更大。”Allen S. Whiting, Soviet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p.245. 此外，与此同时，数百名中国“左翼”人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培训。参见Alexander Pantsov, The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Richmond: Curzon Press,2000, pp.164-169. 简言之，当时存在将苏联动员经验与策略介绍到中国的多种渠道。参见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89。

[10] V.I.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63.

[11] Christopher Read, Lenin: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York:Routledge,2005, p.188.

[12]李佳威、田聿：《维经斯基：默默无闻的共产国际特派员》，《档案春秋》，2011年6月；王洁：《李大钊北京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13]刘宝东：《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年5月26日，http://dangjian.people.com.cn/GB/136058/221814/14750481.html。

[14]王奇生：《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68页。

[15] 1924—1925年，由中共创立的广东农民协会开始在其最具政治觉悟的骨干成员中组建“十人团”，在全省发起反抗税收、租赁的活动。这些团体也被称之为“贫人党”，他们显然受到了曾经深深植根于此的秘密会社——三合会的影响。除了使用暗语和密码，其成员还要通过豪饮鸡血酒的入会仪式来彰显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忠心。参见：叶佐能：《彭湃与海陆丰根据地》，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第99—101页；刘林松、蔡洛编：《回忆彭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0页；海丰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16]《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56页。

[17]“播火人——缅怀董必武同志早期在红安的革命活动”，中国网，2007年9月17日，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zgzyldz/2007-09/17/content_8898268.htm;《中共湖北省黄冈地区组织史资料》，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页。

[18]Wilburand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749. 译者注：中文原文出自《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cp-1921-1949/02/042.htm。

[19]同上。

[20]刘金海：《工作队：当代中国农村工作的特殊组织及形式》，《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2期，第50页。

[21] Brian James DeMare, Mao’sCultural Army: Drama Troupes in China’s Rural Revolution,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8-29.

[22]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记实》，第2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10页。

[23]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十三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401—404页。

[24]张启安：《共和国摇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5页.

[25]其他部门也有自己的通讯员队伍与轻骑队，由青年志愿者组成，向苏维埃政府报告官方机构、企业和公司的违法违纪行为。但这些队伍更多属于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监督。参见《共和国摇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 458—460页。

[26] Ilpyong J. Kim,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ommunism: Kiangsi underthe Sovie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p.164.

[27]余伯流、凌步机：《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历史经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280页。

[28] Kim,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ommunism, p.80.

[29]李小三：《中央革命根据地简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4页；余伯流、凌步机：《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历史经验》，第273—274页。

[30] Kim,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ommunism, p.21.

[31]毛泽东：《关于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1933年8月）in Stuart Schram, ed., Mao’s Road to Power, vol. 4: 505. 中文原文出自《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武汉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1-072.htm。——译者注

[32]《毛泽东支持1933年苏区肃贪：敢开刀我绝不手软》，载中国新闻网，2014年4月28日，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4/04-28/6112544.shtml。——译者注

[33]《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1937年8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6页。

[34]《中共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与任务的指示信》（1939年3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第36页。

[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1943年7月2日），第58页；第14卷（1944年1月31日），第161页；第14卷（1944年4月11日），第219页；第14卷（1944年12月15日），第417页。

[3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1945年6月16日），第210—211页。

[37]作为1942年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在延安经过培训的学生与知识分子被下派到乡村（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来自上海、北京和其他主要大都市），这一方面是为了协助农民，另一方面的目的在于，克服他们自身被指控的精英主义倾向。Mark Selden, “The Yenan Legacy: The Mass Line,” in A. Doak Barnett,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 1969, pp.122-123.  在整风运动之后，这一做法仍旧得以延续。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共西北局号召青年知识分子组成大型工作队去动员民众。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1946年4月28日），第141页。

[38]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165.

[39] Ibid: p.166.

[40] Ibid: pp.168-170.

[41]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170-191.

[42] 1949年2月8日毛泽东电报《把军队变成工作队》，《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05页。

[43]刘金海：《工作队：当代中国农村工作的特殊组织及形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1948年2月8日），第125页。

[44]《华东局关于新区农村工作给浙江省委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1949年7月19日），第390页。

[45]《中央关于新区筹粮的规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1949年3月21日），第188页。

[46] Edwin E. Moise, Land Reform inChina and North Vietnam: Consolidating the Revolution at the Village Level, Chapel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p.112.

[47] Ibid: p.113.

[48] Ibid: p.123.

[49] Ibid: pp.131-135.

[50] Edwin E. Moise, Land Reformin China and North Vietnam: Consolidating the Revolution at the Village Level,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p.144.

[51]张英洪：《“土改”：革命专政和暴力再分配——以湖南溆浦县为例》，《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3期。在线地址：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cn/issues/past-issues/101-mcs-2008-issue-3/1063-2012-01-05-15-35-31.html

[52]李里峰：《工作队：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查》，《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 3期， 第207—214页。

[53]郭静秋：《流放者之歌》，2000年8月，第101页。转引自张英洪：《“土改”：革命专政与暴利再分配》。

[54] Elizabeth J. Perry, “Moving the Masse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Revolution,” Mobilization, 7, no. 2 (2002): pp.111-128.

[55] Thomas P. Bernstein, “Leadership and Mass Mobilization in theSoviet and Chinese Collectivisation Campaigns of 1929-30 and 1955-56: AComparison,” China Quarterly, no. 31 (July-September 1967): p.47.

[56]王海光：《“桃园经验” 研究——从民众史的视角考查》，第五届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坊，2016年12月3—4日，21ff.。

[57]刘彦文：《四清工作队工作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22、32页。

[58]刘彦文：《四清工作队工作机制研究》，第48—56页。

[59]同上，第58—60页。

[60]同上，第 57—69页。

[61]同上，第76页。

[62]毛泽东：《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1965年1月3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武汉版），第5卷，第140号文件，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

[63] Lynne Viola, The Best Sons of the Fatherland: Workers in theVanguard of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pp.11-14.

[64] Lynne Viola, Peasant Rebelsunder Stalin: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6.

[65] Viola, The Best Sons of the Fatherland, p.16.

[66] R.W. Davie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oviet Russia: TheSocialist Offensive, New York: Palgrave, 1989, p.208.

[67] Viola, The Best Sons of the Fatherland, p.77.

[68] Viola, Peasant Rebels underStalin, p.28.

[69] Sheila Fitzpatrick, Stalin’sPeasants: Resistance and Survival in the Russian Village afterCollectiv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0.

[70] Viola, The Best Sons of the Fatherland, p.147.

[71] Lynne Viola, V.P. Danilov, N.A. Ivnitskii and Denis Kozlov, eds., TheWar Against the Peasantry, 1927-1930: TheTragedy of the Soviet Countryside, New Haven: YaleUniversity Press, 2005, p.217.

[72] Gail Kligman and Katherine Verdery, Peasants under Siege: theCollectivization of Romanian Agriculture, 1949-196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2011, p.75.

[73] Viola, et.al., The War Against the Peasantry, p.120.

[74] Roy Aleksandrovich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s and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p.612.

[75] J. Hughes, Stalinism in a Russian Province: Collectivization andDekulakization in Siberia, New York: Palgrave, 1996, pp.110, 128; Robert F.Miller, One Thousand Tracto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p.204.

[76] Robert F. Miller, One Thousand Tractors, p.205.

[77] Thomas P. Bernstein, “Leadership and Mass Mobilization in theSoviet and Chinese Collectivisation Campaigns of 1929-30 and 1955-56: AComparison,” China Quarterly, no. 31 (July-September 1967), p.32.

[78] Valerie Bunce,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The Design and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Press, 1999.

[79] Robert D. Putnam, Making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1993; Robert D. Putnam, Bowling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Schuster, 2000.

作者：[美]裴宜理（哈佛大学），译者：赵寒玉

本文首发于《中国学术》第43辑，刘东/主编，商务印书馆，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