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现代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全面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现代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基础上的共同自由为价值。毛泽东时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邓小平时代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现代社会主义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要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现代社会主义才能复兴中华民族。

【关键词】：现代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现代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全面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一个有机整体，前一句话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后一句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全面现代化内涵。“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应的是制度现代化,“国际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应的是人的现代化。如果我们对后者还有疑义的话，只要看看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调就完全可以理解这一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等等就是典型的人的价值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相互促进的，制度可以使人走向现代化，例如市场经济制度会培养平等自由人格；人的价值的现代化会促进制度的现代化，具有自由平等观念的现代人自然会建立民主制度。因为原初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实质上只是器用现代化，所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涵了器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全面现代化。现代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自主选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是邓小平时代面对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背景下的英明决策，对于反击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有强大的辩护力，因为谁也不能否定任何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主体、时间和空间方面的特色。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目标指向的概念，因为中国所做的任何改革都可以说成是“中国特色”，不少地方甚至以“中国特色”或“地方特色”之名实行与现代化相背离的改革。任何国家所走的路都是有其特色的，只不过特色多少而已，标明“中国特色”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因为你不说“中国特色”，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是中国特色的，事实上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是有自身特色的。另一方面，我们一直使用“社会主义现代化”（socialist modernization）来表述“现代社会主义”(modern socialism)，这是本末倒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现代化”，“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的修饰语。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肯定有社会主义的特色，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不同，这是不用强调的；即使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由于文化传统和资源禀赋不同，美国的现代化和法国的现代化也肯定不同。不同或者特色是结果，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追求的是“三个有利于”。以特色作为追求目标是为了特色而特色，是本末倒置，本质上是不自信的表现，因为任何真正有个性的人、有特色的制度、有独创性的理论都不会特别宣示特色，而是宣示其普遍性。恰恰是那些没有个性的人、没有特色的制度、没有独创性的理论常常处心积虑地宣示她的个性、特色和独创性。特色，无论你宣示与否，它就在那里。我们必须有一个从学理上给予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正当性概念，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只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这符合中国共产党永远高举的旗帜是社会主义大旗，符合十八大的宣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现代”既为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有很大的包容性，不仅仅包含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还包含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等，因为自由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平等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公正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法治是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现代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时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邓小平时代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现代社会主义新征程。新时代不仅仅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指向就是全面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现代化和器用现代化，是经济社会主义。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哲学是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政府围绕GDP这个老鼠转，全国人民都围绕Money这个老鼠跑。经济社会主义仅仅以经济发展和分配为目标，邓小平所总结的社会主义本质只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需要开启的是全面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事业，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尽管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重点，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将全面启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改革全面展开。新时代的改革哲学应该是实效主义新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农村实用猫）；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城市宠物猫）。也就是说，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规律，我们应该采取各就各位、各得其所的制度体系，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现代社会主义的价值是共同富裕基础上的共同自由。共同自由的终极价值一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将此理解为社会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更多只是理论上的设想，而现代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其共同自由价值是可以通过具体制度来实现的：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不容许其他任何主体的侵犯，同时每个人的基本自由能力应该得到共同体成员的保障。

现代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从此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征程。中华民族要复兴的不是传统文化，而是复兴中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和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主导地位。西方列强挑战中国的表面上是军事、经济和政治的侵略，实际上是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华传统文明的挑战。我们只有在学习的基础上才能超越，一百七十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一个学习西方的历史，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现代化一直是鲜明主题。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胡适的“充分世界化”等等都是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观念表述。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现代化的重大变革此起彼伏。我们曾经发起过以器用现代化为核心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洋务运动，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人们认识到仅仅器用现代化不能救中国，于是就有以制度现代化为核心的戊戌变法。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而，辛亥革命之后的种种乱局使有识之士认识到仅仅器用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还不足以完成现代化的使命，人的价值或者观念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根本所在。例如，鲁迅认识到“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于是，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试图从人的观念或者价值的现代化开启启蒙运动。然而，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启蒙注定要被救亡所替代，因为国家不自由，国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苏联革命经验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鸦片战争之后真正政治上的独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说鸦片战争至1949年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是非自主的中国试图在中国传统社会基础上完成现代化，试图建立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那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现代化是自主的中国试图建立全面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在1954年，周恩来就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中国的现代化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重新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这个时候的四个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其实质是器用现代化。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在1982年9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加器用现代化的经济社会主义。尽管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然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赖技术引进和建立市场经济的经济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还不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决定》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深远，因为它将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四个现代化”合为一体，表述了全面现代化的三个维度：器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全面现代化，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代社会主义新阶段。

现代社会主义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但存在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改变生产关系私有制从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然而，自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至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深刻地预见到，“产业更发达的国家，不过对产业更不发达的国家，预示了它们未来的景象。”也就是说，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必然要经历工业化，也就是现代化阶段。所以，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一个怎么从传统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到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苏联在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英明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如果我们将苏维埃政权看作共产党领导，全国电气化看作现代化，那么列宁的公式就是“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这就是在不发达国家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由之路，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跳越过。现代化是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由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史无前例的增长使得人类控制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能力大大增强。现代化在社会形态上的转变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在经济上的表现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分工交易的市场经济。现代化瓦解了农业文明的社会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转变为自由平等关系，从农业社会中的依附关系转变到工业社会中的互赖关系，在政治上从专制社会转变到民主社会。

现代社会主义将成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竞争对手。“现代社会主义”的提出可以起到号召其他不发达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只是讲“中国特色”的价值和制度是难以输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选择。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争论正是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到底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抉择之争。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制度既有中国特色方面的发掘更有普遍性的提炼。与现代资本主义相比，现代社会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优势，这个优势不是指发展水平，而是指相同起点和资源禀赋的国家选择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会更加稳定、发展更快和权利分配更加平等。

中国共产党宣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仅仅是手段，改革开放必须有目标指向。全面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现代化就是改革开放的目标，所以只有全面现代化才能复兴中华民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现代社会主义才能复兴中华民族！

2014年6月15日初稿

2014年7月10日二稿

[1] 柯华庆，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邮箱：lawgame@2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