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过剩不是经济危机

一般认为生产过剩是现代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因为过剩导致投资无法盈利，企业倒闭，失业巨增，经济陷入萧条与衰退，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生产过剩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发展自然不可能出现过剩，同时又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驱动力，一是生产过剩必然导致过剩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即转型，这样自然推动其它产业的发展与需求的满足，使经济发展更趋于平衡，因为过剩往往是投资发展不均衡的结果。二是如果不转型，生产过剩必然迫使企业创新升级，以寻找投资利润，否则投资越多，亏损越多。所以，生产过剩从横向角度看将推动产业发展的更加平衡与社会需求的多元化满足，从纵向看它将推动产业创新升级，而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来看生产过剩是改朝换代的驱动力。当然问题是如何在生产过剩时，做到有序撤退，有序前进，对此如经济学家熊彼特讲的，虽然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没有必要，不过不让它们一下子崩毁却是必要的。

需求决定利润，利润决定投资，投资决定增长，它们之间的关系呈正比例。投资分私人投资与公共投资，一般认为这两个领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不同的人管理，两者根据不同的经常是互相冲突的原则进行组织和管理。私人投资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投资形式，它主要受制于利润驱动，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投资，公共投资则更多考虑社会福利与国家安全。但是，目前由于预期利润的下降，私人投资面临萎缩或者产业转移的不稳定性，原因其一在于消费不足，导致投资过剩，其二在于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结果要么停产，要么转移到劳动力与税收成本更低的地区或者国家。私人投资的组织者是企业家，其运营逻辑受制于市场规则与利润驱动，没有预期利润就没有私人投资，而利润有一种不断下降与不断平均化的趋势，这就导致私人投资的不稳定性和总体趋于不断萎缩或者投资不足的危机。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这一基础无疑是中国的成本比较优势，中国成为全球资本最能够赢利的国家，因而由此汇集了全球大部分资本，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但是目前随着成本的提升，中国经济正在面临下行的挑战，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外需萎缩，而内需拉动跟不上，由此导致产能过剩，二是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下降，由此导致国际资本包括中国自身资本投资的回流与转移，当然其中也离不开美国与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阻扰与切割。没有政治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显然是不可行的，过去西方国家是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现在他们却想用大炮封住中国大门。那么，面对投资萎缩与回流，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下行，应该如何应对呢？其一自然是控制成本以保持并提升投资预期利润，以吸引刺激私人与国际资本的投资，这包括控制劳动力成本与税收成本等等，所以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中国当务之急是政府减税，以刺激拉动私人投资。其二，自然是坚持经济全球化，因为没有经济全球化与不断拓展的海外市场，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不保，中国目前提出的一路一带经济战略可以说正是此意。过去30年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现在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与引擎。其三，改革分配制度，因为产能过剩原因在于消费不足，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分配结构不合理在于贫富差距太大。最后，开启和扩大公共投资，一方面以弥补私人投资的萎缩与不足，另一方面通过公共投资以吸引和带动私人投资，重返经济增长的繁荣。

   但是公共投资有一个不好的名声即无效与浪费，一想到公共投资，人们就想到挖地埋钱，再让人去把钱挖出的故事，这显然是对公共投资的一种错误理解。公共投资是私人投资不足时的一种选项，而且可以以公共投资拉动私人投资，为经济的再增长提供扩容和新的框架。再有人们一想到公共投资，就想到巨额的政府债务，公共项目被认为只有投入没有回报的投资，事实也不尽然，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对的，关键取决于如何运作？可以设想由政府出项目，有私人和社会出资本，由经理人管理运营，最后利润由大家分。这样不仅能够解决公共投资的资本问题，而且可以使投资社会化，化解第一次分配的不平等。最近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建议到，他认为中国政府仍可以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只是投资的方向需要改变。其一，中国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向医疗、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其二，可以加大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投入，比如研发、环境保护和推进城镇化。其核心目标就是确保城市的宜居性、环境上和经济上的可持续性，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斯蒂格利茨强调，“中国当前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市场管得过多而政府管得过少。换句话说，虽然政府的确做了一些它不应该做的事，但也有很多应该它做的事没有做”。简单来说，斯蒂格利茨的建议就是让政府减少经济性投入，同时增加公共服务性投入，这样既可以避免过度干预经济造成产能过剩，又能因为增加公共服务性投入拉动内需。显然，他的建议是值得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