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姚中秋，笔名秋风）的这本书我在去年就认真读过，对秋风的思想我也不陌生。记得当时读这本书时，我是感到非常震撼和刺激的。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本书无论是从史学方法论，还是从历史正义的立论与叙事，乃至作者的雄心，都展示了秋风所代表的或者接续的这一脉中国当今政治儒学的历史观和赓续传统中国文明的正义论，以及他们对于未来世界格局中的主体性自我期许和定位，贯穿着一套比较自觉与明确的价值指向。

这样的一部《国史纲目》为什么对我构成了某种刺激呢？因为站在我所服膺的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来看，这些年来，我一直就有某种感慨或隐痛，即中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包括社会理论、经济理论、政治理论、法治理论等，大多只是停留在一种对于基本观念的常识普及和价值启蒙，以及对现行体制的某种批判上。当然，这些工作和诉求都很正确，现时代的中国社会亟需这些真知灼见和理论批判，从事这些思想理论上的工作，没有什么错，可谓厥功甚伟。但是，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即中国近百年的自由主义一直缺乏厚重的、纵深的历史性的探索，用我的话来说，就是缺乏一种基于历史主义或者历史正义的从中国文明自身传统中发育成长出来的属于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叙事、理论话语和理论思想，也就是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没有形成一套自己的历史观、国族观和政治观。我认为，缺乏这样一个基于政治共同体的历史发育中形成的历史观，就很难使得自由主义在中国，乃至在整个世界格局中，找到自己恰当的地位，并树立自己的阶段论和线路图。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自由主义如果说有历史观的话，那也基本上是批判主义的，与左派的历史观共享着一个关于传统中国的批判性认知。主流的左派认为传统中国是封建专制社会，中国革命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而主流的自由主义也是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专制社会，未来社会将是一个与传统中国迥异的自由民主的新社会。由此可见，两种价值立场截然不同的思想理论，在对中国历史传统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我一直认为，这种认知表现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的政治不成熟。

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在西方的政治思想中，无论左右各派，即便是自由主义大谱系内部诸派，均有强大的历史主义理论传统，或秉有各自的纵深一脉的历史观，无论是英美的，还是法德的。我不久还撰写过一篇《文明何以立国？》的长文，曾经指出，即便是美国，开国历史虽不悠久，但它也有自己的“通三统”，也就是说，美国的政治叙事大致说来也秉有三个大的历史文明传统，即来自于英格兰《大宪章》的自由传统，古代罗马共和国的宪制传统，以及中世纪以降的基督教新教传统，美国的政治历史可谓三个传统的熔炉之冶炼以及文明演进之证成。我觉得通三统是个好词，但被甘阳之类的新左派搞偏了，像美国这样一个不足三百年历史的现代国家，其思想理论和政治实践的过程，不啻于文明演进的最好佐证。至于欧洲与北美各国，其历史主义的发生与文明演进，必有其内在的生命力。所以，反观中国的自由主义，一直或缺文明演进的历史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短板，早年胡适一脉的自由主义，我们暂且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感觉这个历史观依然是匮乏的。为什么秋风的《国史纲目》给了我很大的刺激？这里暂且不管秋风的观点对错与否，但他至少拿出了一套基于儒家义理的中国历史观。过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也有一套所谓三段论、五朵金花之类的史观，现在新儒家又搞出了一套。我要问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一套基于文明演进的历史观吗？有一个自由主义版本的《国史纲目》吗？

我一直认为，自由主义与政治儒学，以及儒家文化，相互之间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对立性或敌友性，秋风就是从自由主义转向新儒家的，如果没有相通的地方，这个变身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对文明演进的认识，对传统社会的同情理解，对人性尊严和价值的认同，对正义规则以及社会公益的倡导，对一个优良政体的体察，对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的认识，对专制暴政的反对与抵制，等等，自由主义与儒家正统是有很多共享的思想理论资源的。尤其是对于偏保守一点的自由主义来说，其经验主义和文明演进的主张，与儒家思想若符合节。所以，我对秋风先生的事业是支持的，他的很多观点我都认同，就我个人来说，自己的思想理论也兼容了很多儒家的义理，甚至我觉得没有必要非说哪些是儒家的，哪些是自由主义的，它们本身就是共享的知识和价值，来自人们基本的常识与经验，来自天地人心，甚至左派所强调主张的诸如公平正义之类的诉求，也是为社会所共享的。我觉得在政治与文明等一些核心问题上，至少自由派与新儒家没有这么大的敌对性。不过，没有敌对性，是不是自由主义和新儒家就可以一锅煮呢？我觉得也不是，两者之间也还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理论分野。下面，我就结合秋风的这本《国史纲目》，粗略地谈一下我的几点看法。

第一，这本书的突出贡献在于它的独创性，即秋风通过叙述、体验和挖掘，富有创建地开发出一套中国传统文明如何转向现代秩序的政治之道。在这个历史文明的转型问题上，我对当下一些极端的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的某些看法是不太赞同的，也就是说，无论当下的中国政制是何种形态，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我们三千年的历史，把它们视为一堆历史垃圾。我们这个文明共同体，三五千年演变至今，之所以存在，之所以在这片土地上繁衍赓续，而且某种意义上还创造了诸多辉煌的典章文物，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然有其符合天道人伦之处，必然有其历史正义的价值。故而，我们不能完全用批判主义的观点，以理想的自由社会或理想的共产社会，与其划界分割，互为畛域，对历史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看法。秋风的这本《国史纲目》，这里暂且不说它是儒家的历史叙事，还是中国的历史叙事，我觉得秋风梳理出了一个较为醇正的中国政治文明的演进之道，这一点我是认同的，也是击节称赞的。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有雅量，不要一上来就排斥儒家义理，我们应该对传统敞开，这里不是对秋风敞开，而是对传统历史文明敞开。自由主义的那套价值，诸如个人尊严、权利、法治、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等等，应该在中国历史中找到生根发芽的生命载体，也许只是萌芽阶段，还没有发展到像西方成熟社会那么丰硕，但毕竟是有种子的，会演进、收获的，这是一个生长过程，我们承认在中国历史中可能会缓慢一些，因为我们人口众多，地域广阔，所谓超大规模，但文明秩序终究是一种扩展的秩序。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有这个雅量或者自信，要不然自由主义就是没有生命力的了。所以，秋风这本书的价值，就是一个很好的范式，佐证了基于儒家的政治文明是可以获得普遍性的发生扩展的，是有生命力的，是与人类的普世价值相接榫的。

与此相关，我们看到，《国史纲目》的结构和方法打破了传统中国史著作的一般体裁和写法，它既不是一些组织汇编的典章制度史，也非泛泛勾勒的观念思想史，而是经史兼备，以经贯史，其中有一个中国史的结构，但融贯其中的却是儒家的经义新说。用当今的学术语言来说，就是制度史与思想史的融会贯通。这种构制与运思，在时下的国史类著述中却是少见的，在传统国学的典籍中也是不多见的，即便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也只是史的写法，而非经的写法。至于经的写法，往往在历史的解释上多有附会，能做到经史兼备，可谓鲜矣。像高超群刚才所指出的，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就既无史又无经，是一种另类的写法，金观涛的著述，偏重于知识学的梳理，其制度史和思想史的考察，尚没有贯穿到中国历史的文脉之中，吴稼祥的《公天下》长于制度分析，很有洞见，但路子较野。相比之下，我觉得秋风的这本《国史纲目》，既不同于朱子的解经学，也不同于钱穆的新史学，而是追求经史兼备，刚柔互济，作为一个现代学者，能够写出如此风范的书，是有难度的。有创造性，这是他的一个贡献。

第二，说到经史兼备，《国史纲目》洋洋六卷，其谋篇布局还是颇为匠心独具的。比如开篇的封建制，虽然学界已经摈弃了唯物史观，不再把秦汉制度比附于西方社会的封建制，但是，究竟中国的封建制是如何的，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其作为一套制度体系，从政制、文化，到土地、官吏，我们研究夏商周的时候，虽然对于井田制、分封制，爵制、官制、礼制，等等，有众多历史学的研究，但政治学的体系性分析，还是不多的。我这里所说的政治学，主要是指政体论、制度结构研究，以及背后的政治正义论，而不是一条、一条的历史文献的梳理分析。秋风对于中国封建制的分析大致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政治学视野下的梗概和要义。

再比如《卷三》和《卷四》所处理的中国社会的大转型，这个历史分期的定位也是秋风此书的一个创见。以往的史家大多视秦汉为一体，汉承秦制，虽有小改，但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延续至今，千年未变。秋风独辟异说，在《国史纲目》中将秦制单列，汉晋一体，把短短几十年的秦制之兴衰视为中国社会的大转型，这个看法无疑需要极大的胆魄与史识，单凭这点就足以令人佩服了。大凡中国史叙事，一般来说都是秦汉一体，两晋忽略，然后唐宋，尤其是两宋体制，近来屡受褒扬，秋风接续余英时，又推君臣共治，其想当然的儒家宪政主义，我就不多说了。最后是他的《卷六》现代篇，有扛鼎人物，有制度转型，还有思想发凡，也是经史结合，娓娓道来，新意叠出。对于秋风《国史纲目》中的治理秩序与儒家宪政之钩沉探微，甚至比附发黄，我虽然未必赞同，但觉得这样一种复兴国史精神的旨趣，乃至雄心，要比那些掉书袋的学究和意识形态的鼓吹者，更显示出一位儒者心系天下的情怀。

说了一番表扬的话之后，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于秋风的《国史纲目》及其历史观，仍然要提出几点质疑。我虽然与儒家有亲和性，某种程度上也属于半个儒家，对中国历史也有基于儒家史观的同情性的理解，但仍然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辩驳。

第一，中国历史有其两面性。从我的立场或者对历史的观察来说，秋风的《国史纲目》只是揭示了一个层面，即揭示了中国政治文明中富有生命力的好的一面。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或者他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历史政治还有非常之糟糕的专制与暴虐本性，致使三千年来的中国政治陷于黑暗的泥淖，直到今天还一直在痛苦中徘徊摸索着，尚没有走出治道之困局，步入宪政民主之坦途。所以，我觉得秋风此书采用的是减法原则，把中国政治历史中的很多制度弊端以及邪恶本性遮蔽掉了。检点中国历史，诸如皇权专制、官制腐败、法制不昌、草菅人命，等等，触目惊心，俯拾皆是。而这一切秋风的《国史纲目》全都没有提及，他只说好的，不说坏的，这不是一个从容治史的态度。例如，书中把秦制视为中国政制之邪恶的根源，但却简单地通过一个短暂的大转型就把中国政治史上这个了不得的大事件腾挪掉了，此后新儒家们关于汉宋君臣共治之滔滔不绝的言辞，给人以这样的假象，似乎中国的古典政制就真的进入了儒家宪政之格局，其实谁都知道，这些不过是些儒家的义理，三代的理想。

秋风的问题在于，以虚为实，或化虚为实，在《国史纲目》中真的描绘与勾勒了这样一个历史景观，企图把三千年大一统的皇权专制的制度结构以及诸种恶劣行径一笔勾销，这多少有些显得过于轻巧，甚至不负责任。我们固然不赞同把中国历史政治说成一片黑暗，但它也绝不是一朵灿烂的花，尤其是在经历了晚清以降的百年中西古今之碰撞与挫败之后，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就更不能一味礼赞三代、处乱不惊了。我一直认为，新儒家应该秉有更大的勇气与智慧，把中国历史政治的制度痼疾揭示出来，推陈出新，这才是活的正统。遗憾的是，《国史纲目》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仅仅旨在美化历史，这是我的第一个质疑。

第二，我刚才说经史兼备，这是我的褒扬，秋风是这样做了，但从更高的标准来看，这种结合并没有达到中庸之道的境界。《国史纲目》给人的感觉是史的部分偏少，经的部分偏多，既然是国史，当以史为中心才说得通。这个史当然不能是鸡零狗碎之史料汇编，而是贯穿着史识的洋洋之信史，但秋风却非如此，而是以经解史，六经注我。他的历史观不是源自历史的，而是源自经学的，这也恰好佐证了《国史纲目》的特色，秋风是带着解经学的偏见来解释历史的，这样才有他的三代理想之推崇，儒家宪政之高标，并以此裁量历史，划分时段，臧否人物，彰显道义，一部中国史纲变成了一曲中国儒家的宪政与治理之纲目的独唱。

更有甚者，秋风的《国史纲目》还超越古代，旨在当下，近观秋风近来的表述，我觉得此人有点陌生了。且不说美化时政，陈辞过早，即便是就思想理论来看，如何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之下，担纲中国文明，发轫历史传统，为三千年之中国的文明主体性，寻找一个具有正当性的历史依据，这显然不是简单地复古华夷之辨，或改头换面的现代民族主义，或另外一种中国中心主义，就能解决的。当然，我们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百年中国历史所经受的苦难这里不复多言。问题在于，我们在悲情之下，更要防止中国思想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激进的中心主义，即盲目自大的文明优越论和价值主体论，此外，再加上制度特色论，就很可能形成一股抗衡普世文明的大合唱，拒斥、批判、诋毁“被西方化”的制度价值和文明道义。在这一关键点上，我要对秋风提出，他的《国史纲目》隐含着某种过分膨胀的力量，致使在处理中国主体性与人类普世性的关系问题时，可能偏离正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个议题很好，是我们共同商议推举出来的，但我与秋风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我并不认为，中国时刻是与世界历史以及普世价值相背离的，而是共同塑造，相互包容。

提倡保守主义，主张自由思想的保守化，这也是我的观点，最近的几篇文章，我们一直都在为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一些积极因素，鼓掌和加油。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意识到，现代中国史的这一页究竟怎么翻呢。《国史纲目》通篇是制度史和政治史，它是否触及到，当一个政治社会如此糟糕不堪的时候，人民的抵抗权是有正当性的。所以，虽然我们服膺保守主义，但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是洛克、休谟意义上的政治正义论，中国未来变革的政体革命和宪制构建这条道路，不能完全堵死。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儒家是相通的，只是在如何看待自由秩序与文明特质的关系方面有所不同，因此，在中国历史的变革时代，在促进中国历史政治的文明演进上，儒家和自由主义应该携起手来，面对共同的变革问题，克服共同的制度阻碍，反对共同的左派激进主义。至于走出历史三峡之后的交汇与论争，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总之，秋风的《国史纲目》写得可圈可点，对中国的自由主义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有人写出一部中国自由主义版本的《国史纲目》来，并与新儒家的版本相互对勘，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