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章立凡先生发表在《炎黄春秋》2014年第五期上《中外历史上的改革困境与成败周期》【1】的文章后，觉得有必要对章立凡先生的“改革困境论”和改革的“成败周期论”提出商榷。其主要理由就是当今中国的改革，与以往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在社会发展的历史环境和经济基础等方面都具有本质性区别。
章立凡先生说的“改革困境论”，也就是所谓的：“历史上的改革家，处于不同阶层利益冲突的夹缝中，一步不慎，全盘皆输。”【2】
所谓改革的“成败周期论”就是指：“纵观中外改革史，多数改革都不太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如果改革在启动后的五至十年间不能取得势头，就不大可能继续。”【3】
其实在章立凡先生的文章中还隐含着另外一个观点：“改革者的悲剧论”，就是指历史上改革的发起者、主导者大多数都难有善终。章立凡先生在文章中例举了梭伦、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俄罗斯亚历山大二世和斯雷托平等等世界历史上青史留名的改革者，个人的下场大多数都悲惨绝伦，只有“梭伦的政治智慧，的确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颗恒星。”【4】才得以逃脱厄运。
记得杨恒均先生曾经著文论述过“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改革鲜有成功”的命题，杨恒均先生论述了三大原因：“第一，……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几乎都是纯粹站在执政者（皇帝）立场上，对统治者如何控制民众、如何管理士农工商、如何剥削农民土地、如何征税充实国库的政策调整，几乎没有一次改革涉及到执政理念与执政者管理方式方法的，更无从民众利益出发的改革。正因为历次改革都是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改革对象，而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去改变自己改革政权，从来不触及王权，牵涉到利益集团时也多因为权斗，……没有民众支持的改革，一旦遭到利益集团与反对派的反击，也就立马一败涂地了。第二，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改革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改革者都不是最高执政者（皇帝），很多是被皇帝（临时）看重用来做改革的急先锋与失败后的替罪羊的，例如商鞅、王安石和洋务派等。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们"几乎都手持大权垂帘听政，同改革保持一定的距离，改革效果不错，成绩是他们的，改革不好，就牺牲掉改革者，进退自如。……第三，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维系现有体制的"改革"，而不是改变现有体制的变革。有些改革即便失败，改革者被车裂（商鞅）与冷落致死（王安石），那些能够维系现有体制运转的措施也都被保留下来，为集权专制机器添加螺丝钉与润滑油。……这使得历史上几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不管当初一些措施如何具有进步意义，十几年、几十年下来 ，改革的遗产就只剩下一些有利于剥削民众与控制国民大脑的糟粕了。”
我必须重点指出的是，当今中国的改革无论在改革所处的社会发展环境和经济基础方面、还是改革的目标体系等方面，和以往历史上所有改革都有本质性区别。
以当今中国改革所处的社会发展的历史环境来说，是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工业化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完善的阶段，工业化市场经济客观上所要求的“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有力地呼唤着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所以当今中国的改革，不管改革的主导者是否承认、客观上都是应顺人类工业化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的历史发展趋势的需求，是在不断地实现和完善“三千年一遇的制度转型”的历史使命。其改革的目标，与历史上所有的改革不同的是，当今中国的改革的目标，是树立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普世价值为目标的改革；是以建立相对完善的民主宪政制度体系为目标的改革；是完全符合“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自由发展的需求”的历史发展既定趋势的改革。
虽然，在战术的阶段性来看，还是必须在“不同阶层利益冲突的夹缝中”求取改革的进步和发展，仍然具有“一步不慎，全盘皆输”的风险，但是，在战略的总体上说，中国的改革上有最高政府当局和执政党中央的“上层设计”，下有13亿民众的支持，并得有应顺历史发展潮流的天时、地理、人和的历史机遇。
当人类历史进入以欧洲文艺复兴和英国光荣革命为开端的，以不断地建立完善工业化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为目标的历史阶段后的几百年中，世界上已经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这股历史潮流，真可谓“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当今中国改革的主导者，不管他们口头上是否承认，客观上必然会成为建立完善工业化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的历史发展既定趋势和潮流中的重要环节，那么也就必然能够有效地摆脱了历史上的“改革困境论”，在13以民众的支持下，带领13以民众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康庄大道上浩浩荡荡、所向披靡地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中国梦”！如果一定要说历史教训的话，也就是杨恒均先生上述：“没有民众支持的改革，一旦遭到利益集团与反对派的反击，也就立马一败涂地了。”当今中国的改革主导者必须警惕清醒的是，当今中国的改革事业，既然事关民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那么就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才能够有效摆脱腐败分子和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和反击，没有来自民众的直接参与和支持，光靠“顶层设计”，当今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成功。
当今中国改革的主导者，无论他们个人的改革经历是成是败，他们也必然会青史留名、流芳百世，历史将永远记住那些为中国三千年一遇民主制度转型的历史使命作出过贡献的历史伟人！同样的道理，那些有名有姓的腐败分子和既得利益群体阻碍改革的言行，也必然会被历史记载而遗臭万年！
至于章立凡先生说的“改革成败周期论”的现实意义：“中国当下的权力更替，正是以五年为一周期。……如果政治改革在第一个五年内未能启动，第二个五年也就无须启动了。”【6】章立凡先生的这个观点，在阶段性战术意义上，应该不错：如果当今中国真的错失了“最近五年”的最佳时机，中国民主宪政制度转型的改革进程，将会严重受阻、大打折扣。但从中国三千年一遇制度转型的战略高度来说，中国民主宪政制度转型的目标，并不是章立凡先生“改革成败周期论”所说的五年、十年能够完成和实现的。就阶段性来说，本论改革可以说起始于前任领导人胡景涛、温家宝有效处理“王立军潜逃”事件，但从战略整体上分析，本轮改革可以上溯到八十年代的改革潮流；就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出发，就算是追溯到清末君主立宪、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也不算过分。
就人类工业化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的建立和完善的历史使命来说，英国从光荣革命开始，一直到20世纪下半期才基本完成无财产和性别限制的、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普选的民主宪政，整个改革过程长达三百年。而美国立宪者站在英国人制度改革的肩膀上发起的立宪事业，也长达二百年之久，到20世纪60年代才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普选。所以，当今中国的改革同样也不可能速决速战、急于求成，在章立凡先生说的五到十年的“改革周期”中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从时间上考虑，如邓小平所说：“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7】从邓公说这话的1987年算半个世纪的话，中国将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末才能够相对完善地实现以全民普选为标志的民主宪政的制度转型。中国还有二、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准备和发展过程，应该既是恰当、也是必需的。
结论就是，就算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离职交班，中国三千年一遇的民主宪政制度转型的历史使命也不可能中断。在中国，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民主宪政制度转型的历史使命，不但会后继有人，而且也必定前赴后继、勇往直前。这仅仅就是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历史潮流不可违”！
2014年5月22日
【1】、【2】、【3】、【4】：章立凡《中外历史上的改革困境与成败周期》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0031516&boardid=1
【5】：杨恒均：《为什么中国的改革鲜有成功》
http://www.aisixiang.com/data/74463.html
【6】：这是章立凡先生本文最后一段中的文字，但在《炎黄春秋》发表时被删节。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0031516&boardid=1
【7】：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