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愈来愈不确定的内外经济环境里，我们格外需要警惕的是：一旦各级各地政府赖以支撑经济增长的发债行为由于经济低绩效而受到广泛约束，一旦来自房地产等敏感且脆弱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被引爆，而基于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提升的经济转型进展缓慢，则中国经济“超日赶美”的发展势头不仅有可能中止，甚至有可能在尚未摆脱被美国经济锁定的情势下再度面临新的技术与金融锁定。

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最新发布的《2014年全球竞争力年鉴》中，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位居世界第一，与去年排名相同，显示美国整固经济竞争优势的努力连续获得国际肯定；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排名则较去年下滑2位，位列第23；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竞争力则从去年的第24位上升至第21位，或许这个消息对内外压力沉重的安倍政权来说是个舆论安慰；而作为欧洲首席经济强国的德国，其国际竞争力排名由2013年的第9上升至今年的第6，再度印证德国经济肌体的相对健康与默克尔政府在过去一年里的勤勉尽责。

尽管IMD这份竞争力报告有三分之一的评价来自于对全球4300名执行人员所做的问卷调查，因而不乏主观性与个人偏好，但就整体而言，笔者认为其较其他研究报告更具参考价值。事实上，从IMD评估竞争力的四大标准即经济表现、政府效率、商业效率和基础设施来看，基本上可以涵盖一个经济体的整体竞争体系架构。就全球排名前四的经济体美、中、日、德的基本情况而言，尽管美国、日本和德国去年的经济增长分别只有1.9%、1.6%和0.4%，远低于中国的7.7%，但对于早已完成工业化的经济体来说，即便是1%的经济增长率也是可观的发展成就。而经济数据只是一个经济体在某一时期的市场表现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反映，其背后蕴含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动力结构与政策行为空间的可能性边界。美国近几年对金融体系的内生性修复、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及实施出口倍增计划，正在收获相应成果。增长与就业指标的向好，反映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指数在回升。日本和德国的经济总量加总相当于中国，但两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显然要大大高于中国。尤其是德国。笔者认为，即便德国经济规模在5年后将被巴西或者印度超越，但德国在全球经济与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是很难被替代的，其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牢固地位也不是一般经济体所能撼动的。

有美国专家日前预测，7年之后世界每年新增汽车产量的一半将产自中国，但如果届时中国的各大汽车生产企业未能有效掌握自主技术与品牌，则这种产能上的扩张本身就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事实上，中国去年高达2200万辆的汽车产量中，真正有战略价值的部分不会超过八分之一。大量以代工(OEM)为特色的汽车企业在全球汽车价值链分工中几乎没有专属的高端地位。因而，中国尽管在产量上早已成为全球第一汽车大国，但若要论国际竞争力，则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德、日等顶尖汽车强国，就是与二流汽车强国韩国相比，也还落后一大截。

回望过去追赶式的经济发展过程，我国在工业化道路上始终缺少国家发展哲学的指导，偏好于简单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与经济规模的表面扩大，既未从稀缺性和垄断性的角度正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与资源供给约束，也未从技术来源的自主性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来引领经济良性发展。这种发展的负面影响，我们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笔者因此始终认为，工业实力极其雄厚的德国，在工业技术、工艺制造、资源利用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内都应是中国矢志追赶的目标。

至于对美国经济的扬弃与超越，中国也远未到达可以沾沾自喜的阶段。且不说美国的实际经济规模可能是中国有效经济规模的三倍甚至更多(依笔者测算，中国去年的有效经济规模不到5万亿美元，其中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部分大约1万亿美元)，就是中国一向引以为傲的工业生产与对外出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力差距也非常大，美国不仅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拥有相较于中国的巨大竞争优势，而且在中国着力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方面亦拥有难以匹敌的优势，尤其在高端产业与服务业出口领域，美国的优势异常稳固。时至今日，中国真正拥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还只有如华为这样极少数依靠国际竞争发展起来的企业。通用电气、埃克森美孚、波音、苹果、谷歌、微软、英特尔、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以及标普等超级企业与信用评级机构，在中国也许能找到架构意义上的同行，但绝对竞争力与指标意义则不可同日而语。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过去十多年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风险极大的房地产领域，经济金融化的程度过高，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承受得起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众所周知，房地产业创富的功能再强，金融业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再多，利润再高，也不能代替制造业本身应当承担的生产和就业职能。金融业尽管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如果没有基于实体产业的强大支撑，中国最终也会在失尽比较优势的同时丧失国家竞争优势。

如果说美国寅吃卯粮发展模式的副作用还体现在仰仗美元霸权而对他国经济的掠夺上，那么我国长期以来并不那么优化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显性风险则主要表现在内部循环上。不难想象，劳动生产率大约只有美国7%、单位GDP能耗是美国三倍的中国，要维持年均7%的增长率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在全球资源日渐稀缺且主要能源矿产地带基本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控制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如何确保经济发展所需的巨量资源供给尤其是能源安全？假如中国不能克服资源供应瓶颈，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则一旦在资源获取方面遇到难以克服的国际阻力，中国经济发展又将如何得以持续？

在当下愈来愈不确定的内外经济环境里，中国格外需要警惕的是：一旦各级各地政府赖以支撑经济增长的发债行为由于经济低绩效而受到广泛约束，一旦来自房地产等敏感且脆弱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被引爆，而基于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提升的经济转型进展缓慢，则中国经济“超日赶美”的发展势头不仅有可能中止，甚至有可能在尚未摆脱被美国经济锁定的情势下再度面临新的技术与金融锁定。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