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乃至“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历史和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约束条件来看，中国经济若要继续求得后续若干年的类似增速，无疑是超高难度命题。既然简单追求GDP增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政府就应当格外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福利效应。
2011年即将过去，从今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尽管国内外经济形势异常复杂，但放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横向对比层面，决策层在驾驭经济增长方面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准。相关的经济数据也不乏亮色。例如，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着9.7%、9.5%以及9.1%的增速，第四季度的增速预计也在9%左右。预计全年GDP总量以国际汇率计算，将达到6.3万亿美元，已经跃上具有指标意义的6万亿美元大关。今后，中国的追赶目标将是雄居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之位长达116年之久的美国。
GDP总量排名只具符号意义
在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国际经济秩序主导权以及重要产业控制力争夺的今天，简单的GDP总量排名至多具有符号意义。况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已经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的中国经济业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和资本流动的一部分。例如，中国去年将近6万亿美元的GDP中至少有1/3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因此，有人认为国民生产总值(GNP)才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而先于中国参与全球分工且拥有大量海外债权的日本，其GNP仍然领先中国一大截。至于跨国公司遍布全球的美国，其天量GNP更让中国难望项背。
看来GDP真是令人纠结的发明。如今，除了政府官员们基于政绩考核机制依然对此十分看重之外，经济学家、市场人士尤其是普通百姓并不像以前那样敏感了。普通百姓更多时候是感觉到生活压力的加剧和名义工资的不断贬值。笔者倒是觉得，一向负有经济信息披露重任的国家统计局除了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对中国的GDP进行分析之外，还应该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有效性以及内外资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等方面，来剖析中国如今将近6万亿美元的GDP到底有多少是经得起产业回流和资产泡沫破灭打击而可以留下来的。
“中等收入陷阱”恐是难越鸿沟
假如把几串数字放在一起分析，则今日中国经济这些年来高速增长的福利效应并不明显，或者说，有效经济增长依然是高难度命题。尽管中国去年的经济产出达到5.88万亿美元，财政收入这些年来更是大幅增长。例如，1999年的财政收入刚刚突破1万亿元，到了2007年已经超过5万亿元，2008年则达到7.73万亿元。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8.3万亿，比上年增加14562亿元，增长21.3%。预计今年将超过10万亿元。说明中国已有相当的财力来支持建立初步覆盖全社会的社会福利体系。但普通百姓更为关注的社保基金缺口至少在10万亿元。号称中国最富的都市——上海，每年社保资金亏空均在百亿元以上；再看收入分配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已经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以综合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来看，国家统计局已有10年没有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不过根据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估计，过去30年里，中国的基尼系数由0.28上升到危险的0.47，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既有增长模式必须改变
在经济可持续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源和技术的今天，像中国这样的特殊大国决不能满足于经济规模的表面扩大，而应从稀缺性和垄断性的角度正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与资源供给约束。
如果说美国的寅吃卯粮最终可能吃尽美元红利，那么中国为追求经济增量而对本就不丰裕的资源寅吃卯粮式的利用，其后遗症则要远远超过美国。美国寅吃卯粮发展模式的副作用主要体现在仰仗美元霸权而对他国经济的掠夺上，中国长期以来并不那么优化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显性风险则主要在内部循环。可以想象，劳动生产率大约只有美国7%、单位GDP能耗是美国3倍的中国，要维持年均8%的增长率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且不说中国业已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承载既有增长模式造成的进一步污染，就是国内并不丰裕的存量资源大概也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天量需求；假如中国不能克服资源供应瓶颈，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则一旦在资源获取方面遇到难以克服的国际阻力，中国经济发展又将如何得以持续？
因此，唯有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够有序转化为民生福利，则中国经济“超日赶美”才是实质性飞跃。
在增长和转型的未来5年，如果经济能够顺利转型，切实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中国即便年均经济增长只有7%，其福利效应一点也不会比高增长低效率的9%的福利效应差。有鉴于此，中国既要积极提高劳动力、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更要尽快启动系统重要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构建高水准的公共服务体系，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