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有人说它是一个引擎，特别是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拉动作用。也有人认为城镇化是工业化结果。我认为，城镇化是路径，是机会，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文明进步之路。但在新时期，城镇化正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其中最大的风险是人与人的对立。”财政部财政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尚希日前在参加由北大民建举办的第二届 “城市发展论坛”上这样表示。
刘尚希认为，城镇化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复杂的转型问题。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不是农村从此消失，也不是农村的城市化，而是城乡发展机会的平等化，不能把它当做经济发展短期内的一个引擎，其最终落脚点应该在人身上，而不是社会和经济发展，是人要发展。人到底如何发展？这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
刘尚希就此作进一步分析认为，从“工业化—城镇化”到“城镇化—工业化”，面临的不确定性扩大。过去以工业化为中心，工业化带动了城镇化，现在以城镇化为核心，进一步带动工业化，其风险与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犹如爬山，过去从山脚往上爬好爬，现在到了半山腰，越往上爬，越费劲，风险就越大，每走一步都在喘气，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扩大，压力也更大。
这就像螃蟹是互相咬着的，抓出一个，带出一串，通过存量解决不了，靠增量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各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叠加。
刘尚希还强调，在各种叠加的风险中，城镇化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与人的对立，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对立，社会两极化的风险，是大家最担心的。
他说，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城镇化有可能让农民变为无产者。农民没有集聚财富的途径，是以土地为生存根本，离开集体、离开土地就无法生存。农民的财富是放在没有底的桶里，那个桶无法提走，一旦要提走，桶里的东西就会漏掉，就没有了。因此，近年一些地方让农民进城，解决他们的城市户口，农民却不愿意。因为农民出村可能成为无产者，农民进城又无法融入当地，可能沦为二等公民，与当地市民成了两张皮。
另从政府作为角度来看，城镇化如果仅以经济增长为指标，可能落入GDP陷阱，会进一步加剧风险。
诸多风险叠加，产生的最终后果，是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同时丧失，国家发展停滞不前。
与此同时，刘尚希认为，城镇化风险与机会并非并存。发展的机会取决于如何迎接风险挑战，取决于如何去有效防范与化解。因为现在发展与改革的风险所面临的条件不一样，需要整体性的突破。但难也难在整体性的改革和突破上。整体改革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要有耐心，要有韧劲，不能太急于求成，否则面临的风险更大。
“回顾以往，我们工业化造成的是人与自然的风险。我们工业化犯的一些错误，是西方工业化曾经的教训，我们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以致走上了以牺牲环境和消耗资源为代价的西方工业化老路。正如我国的工业化发展之路，城镇化不能沿着老路走。”刘尚希表示。
就如何有效化解风险，刘尚希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进一步明晰城镇化目标。我国有2．6亿农民工，解决农民工落户问题，涉及住房、就业、孩子入学等社会方方面面，并不能简单地用城市化率数字来衡量，并非落户多少就是体现了城镇化的水平。要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人的融合，最终达到和谐。
第二，应当编制城镇化风险规划，揭示风险，对冲风险，定期评估城镇化风险。
第三，通过改革来明晰各方面主体的风险责任。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风险分担，分清主体责任，不能一锅煮。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