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杨竺松: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9 次 更新时间:2014-05-2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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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 (进入专栏)   杨竺松  

 

当今国际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如何评价一种制度?如何认识一种制度的优势?研究者间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实际上,世界上并没有最好的政治体制模式,也不可能有唯一的模式,政治体制类型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不同政治体制同时存在、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又相互竞争、此消彼长。

以往人们认识一种制度,多是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语境下,基于西方制定的评判标准出发。这些西方标准包括美国“自由之家”组织的“世界各国自由度”年度调查报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的“世界政治经济转型指数”(BTI)报告、美国《外交》杂志的“失败国家排名”(FSI)、美国民主管理研究中心的“民主指数和法律地位指数”、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标》、英国《经济学家》联合“经济学家情报社”(EIU)组织发布的“民主指数”(DI),等等。按照这些标准,中国的表现历来排名较低,而西方国家通常排名靠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只有向西方看齐,排名才能够提高。不仅中国是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显然,西方这样的判断方式是片面的、主观的。为此,我们必须提高自觉性,增强自信性,提出“中国标准”。这一标准,就是邓小平标准。

早在1980年,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我们将这三条标准称之为“邓小平标准”,根本不同于所谓“西方标准”。30多年后,中国在经济、政治和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是否达到了“邓小平标准”?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基本达到了“邓小平标准”,并且还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当然这一结论颇具争议性,其中最受争议的是政治标准:中国是否已经“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这就需要根据具体事例来比较、分析和验证,而最好的事例就是世界大国的政治选举。

2012年是世界政治选举之年。在这一年,全世界约有70多个国家进行政治选举,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其中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除英国以外的四个大国先后进行领导人换届选举。在众多的政治选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两党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以及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产生。这是世界最大的三个政党所进行的最具深远影响的政治选举,也是2012年世界的两件大事。

由于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因而政治选举也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真正的民主大会、团结大会、胜利大会,具有更多种的民主形式、更严格的民主程序、更丰富的民主内容和更丰硕的民主成果,远远优于世界上所谓最民主的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形象地讲,美国的两党大会及其两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其实质是为了竞选而上演的两党政客竞赛,本质上是一场零和博弈,最能引发全世界的关注,特别是吸引全球媒体的眼球,更具新闻性、表演性和观赏性,却缺乏政治的严肃性、民主的广泛性和施政的实质性。有比较才有鉴别,也才能真正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尤其是破除长期以来的“美国民主迷信”、“美国制度迷信”,进而更加理性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及其优势,提高对中国共产党制度及其优势的自觉性、自信心。

 

一、全国代表大会议程比较

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也是现代政党中较具共性的组织特征。第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第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实行代表制,都是从全国各地选举产生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国是以省级地方代表团为主,美国两党是以州代表团为基础;第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实行定期制,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5年召开一次,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是4年一次,在总统大选年召开;第四,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发布纲领性文献,但是它们性质则不同,中国共产党发布并通过的是“党代会报告”,实质上是执政纲领,美国两党是宣布各自的“竞选纲领”,旨在成功竞选;第五,都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常设机构,在中国共产党为中央委员会,在美国两党为全国委员会;第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有党的领袖,由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党的总书记和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在美国两党的党代会提名并以举手表决选举总统候选人。

由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两党根本性质的不同,其全国代表大会还会有更多不同之处。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中美主要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民主“含金量”是否有所不同?

首先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议程来比较。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第十八条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召集。《党章》第十九条又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一)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二)听取和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三)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四)修改党的章程;(五)选举中央委员会;(六)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例,大会正式开幕前召开的预备会议确定的十八大主要议程为:(一)听取和审查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二)审查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四)选举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五)选举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上职权和议程的比较可见,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议程是完全围绕充分行使其大会职权的目标来进行设置的。

我们再来观察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议程。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通常由两党全国委员会负责举办,主要任务是确定该党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通过竞选纲领以及处理包括选举党的官员、修订党的规则等内容在内的党务。2012年作为大选年,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先后于8月底和9月初召开了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

以2012年9月4日至6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正式召开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为例,其主要任务是正式提名争取连任的总统奥巴马为新一届总统候选人并出台竞选纲领。大会议程共三项,分别是:4日,第一夫人米歇尔、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市长朱利安·卡斯特罗发表现场演说,前总统吉米·卡特发表录像演讲;5日是最重要的议程,奥巴马正式接受民主党提名,并选择现任副总统拜登作为竞选搭档,此外国会监管委员会现任主席伊丽莎白·沃伦、前总统克林顿也登台发表演讲;6日,奥巴马发表正式演说,同时宣布竞选纲领。上述议程全部集中于两个字:竞选。这非常符合“政客”的定义,即“为了下一次选举”。为了赢得竞选,美国两党采取了各种手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第一夫人发表讲话,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成了总统候选人的“夫妻店”,这本质上是用个人家庭价值观来代表国家政党价值观。

不难发现,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该党总统预选阶段的结束和总统竞选活动的开始;而全国代表大会的核心目标和核心任务也只有一个,即为本党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造势。

比较地看,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核心议程共计五项,涉及上一届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党章》修订以及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选举,简言之,其关键词为“报告”和“选举”。而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核心议程仅有一项即正式提名本党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而本党的竞选纲领是由总统候选人发布的,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实质性内容,至于总统候选人夫人、副总统候选人及本党其他政治明星(如已卸任总统、内阁成员、在任州长)等人士发表的主旨演讲,不过是为总统候选人参加选战壮大声势,吸引选民、吸引公众、吸引媒体而已。显然,从议程来看,既有“报告”又有“选举”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其民主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要远远超出只有“提名”的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

 

二、全国代表大会政治选举比较

从议程上看,美国两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具有“选举”的功能,但实质却根本不同:前者是确定本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为一两个人的“竞选”做准备;而后者是逐层“选拔”出能够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目标、朝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远目标稳健迈进的新一届中国政治家集团和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我们着重从政治选举的程序来考察这两种本质不同的政治选举。

2012年8月27日至30日举行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参会的正式代表2286人,若加上非正式代表则有近5000人;9月4日至6日举行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964名代表参会。从近百年历史看,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由党的州委员会决定代表人选;二是由各州召开党代表大会选举;三是采用“总统初选”(Presidential Primary)的方式,通过州内党员直接投票选举。其中后两种方式较为广泛采用。

各州党代表选出后,将组成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党的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其基本流程大致有两步:第一步,各州提名总统候选人。大会秘书按照各州名首字母的次序,顺次请各州代表团提名本州认同的总统候选人。州代表团发言人应声登台发表演说,对本州认同的候选人予以赞扬,对此人表示支持的代表(包括本州和其他州的)通过高声喝彩甚至游行表明赞同态度。之后,大会秘书再顺次请下一州代表表态,该州代表团发言人也应声登台,或对之前已获提名的候选人进行附议,或另提本州中意的其他候选人。第二步,各州代表投票选举本党总统候选人。待50州均完成提名后,各州代表开始进行投票。仍由大会秘书顺次呼叫各州,州代表团发言人应声而起,根据本州代表对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意见,口头宣布“本州全部若干张选票一致投举某人”或“本州若干张选票投举某甲,若干张选票投举某乙”。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均要求候选人预备人选获得过半选票方可当选本党的总统候选人。

此外,一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往往取决于总统候选人的意志。后者主要从协调党内因竞选而产生的矛盾或调整全国选区的失衡状态出发,向全国代表大会推荐副总统候选人,由大会同意而决定之。

以上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选举程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表明总统所拥有的“帝王般”的权力: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名义上是确定本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但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总统候选人;更不必说党的总统候选人通过民主选举当选后直接任命政府主要官员,职权覆盖几乎所有的行政机构,核心人员有几百人,总人数高达3000到5000人了。这样的选举制度和任命制度,直接导致大量缺乏从政经历、未经充分履职锻炼和考验的人被任命为重要部门负责人,甚至包括副总统。

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则与此有着本质的不同。实际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只是中国政治家集团完整产生过程的第二阶段。中国政治家集团是先后按照两大党内民主机制,经过严格的、多次的民主推荐筛选和民主预选选举的过程产生的,是真正的逐级锻炼、阶梯培养,层层选拔、长期考察,好中选优、优中选强。

中国政治家集团产生所依靠的两大党内民主机制,一是选贤任能民主推荐机制,在对干部素质进行全面、深入考察的基础上确定政治家集团候选人预备人选;二是党的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机制,先是通过地方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差额选举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通过差额选举正式产生党的政治家集团,即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其中:选贤任能民主推荐机制,主要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由中央“两委”人选考察组实施。考察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按照政治家的标准选拔“两委”人选。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胡锦涛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全体会议,确定了做好党的十八大“两委”人事准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2011年7月到2012年6月,中央先后派出59个考察组,分赴31个省区市和130个中央国家机关、中央金融机构、在京中央企业进行考察;中央军委派出9个考察组分赴全军和武警部队各大单位进行考察;之后根据需要又对个别人选进行补充考察。在考察过程中注重考察人选的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工作实绩、作风情况和廉政情况,经过深入考察,提出“两委”人选遴选对象,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提出供十七大主席团会议审议的“两委”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提供了主要参考。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先后召开11次会议,专题听取各考察组汇报,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两委”人选建议名单。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机制,集中体现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通过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产生新一届“两委”成员。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又分为两步,先预备选举,后正式选举。以党的十八大为例:2012年11月10日,十八大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七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名单,提交全体代表酝酿。大会期间,11月11日、12日以各代表团(共38个)为单位,对十七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选人建议名单进行酝酿,除了建议名单附上的基本信息之外,还有更详细的个人简历资料供代表参阅。按照大会选举办法的规定,预选采用差额选举办法,其中提名十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224名,差额数19名,应选205名,差额比例为9.3%;提名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141名,差额数11名,应选130名,差额比例为8.5%。12日下午,本文作者胡鞍钢在北京市代表团参加了预选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之后,在人民大会堂在总监票人、监票人的监督下,公布预选统计结果,并于11月13日经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将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预选时落选的19人列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人选名单。同日上午,根据选举规定,代表对提名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190名再次酝酿和预选,其中差额数19名,应选171名,差额比例为11.1%。13日下午,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分组会议,酝酿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为正式选举做准备。11月14日上午,举行正式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采取等额选举。出席大会的2307名代表和特邀代表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分别公布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不赞成计票结果。最后正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从十八届“两委”的选举程序看,先后经过了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各代表团预选、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候选人名单和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正式选举共计四轮选拔和确定,方得以产生。如果将产生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地方及中直部门等党代会选举环节也计入在内,全党围绕“两委”产生共需进行五轮选举和会议工作。而美国则没有类似严密的民主选举过程。美国总统行政班子的主要部门负责人,其任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基于获任人在总统选举过程中的贡献,而不是基于其在相应岗位上真正具有足够的经验和历练。这也是中国政治家集团在治党能力、治国绩效、治军水平上区别于和优秀于美国总统个人工作班子的原因所在。

颇为讽刺的是:西方学者一贯认为中国是“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只是自上而下政治任命,不是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专制政治;许多国内学者也将美国的选举政治美化为世界“民主模范”。但即使是在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上,作为美国两党政治基石的民主党、共和党,其全国代表大会恰恰在选举环节远不如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从选举结果看,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圆满完成了会议议程设定的选举任务,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由376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205名中央委员和171名候补中央委员)和130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形成了规模超过500人的新一届中共中央权力机构;紧随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召开的十八届一中全会还选举产生了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从而最终确定了中共中央六大机构规模达53人的新一届领导班子。而实际上,中国的政治选举过程至此还没有全部结束,还要待到2013年2月召开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国家主要领导机构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还要向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一次会议提供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从选举程序和形式看,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共采取了预备选举、无记名投票选举和差额选举等多种形式。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所进行的政治选举,不是选一个人,也不是选两个人,而是先选出一个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这就在民主的质量上大大超越只选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的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所进行的政治选举同时还是有(选)上有(选)下的选举,是严肃严谨的、实实在在的民主,根本不同于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口头表决、你唱我和的“表演民主”、“游戏民主”。

 

三、全国代表大会纲领文献比较

根据《党章》第十九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项职权为听取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简称“党代会报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党代会报告,都明确提出了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是非常经典的、“为民执政”的执政党报告。但对美国,无论民主党或共和党都是“选举政党”,其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各自的“总统竞选纲领”,以让本党总统候选人赢取下一个任期而不是真正提高人民福利为宗旨,完全是“政党服务于竞选”。诚如美国学者Robert Franklin Engle评论道:“当中国正在为下一代设计五年规划时,而美国(政治家)只有为下一个选举的计划。”

下面,对2012年美国两党通过的竞选纲领和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做一比较。

从篇幅上看,美国民主党官方公布的竞选纲领正文共计40页(16开本),是作为2012年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材料册的一部分对外公布的;共和党官方公布的竞选纲领文件则为单独的正式文本,共计62页,其中正文部分计54页(16开本)。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篇幅计59页,共28000余字(32开本)。两者篇幅无太大差别。

从内容上看,2012年美国两党竞选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比较,美国民主党2012年竞选纲领主标题为“让美国前进”(Moving America Forward),共和党2012年竞选纲领主标题为“我们相信美国”(We Believe in America);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的主标题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美国两党竞选纲领的主标题简洁但十分空泛,吸引眼球但空洞无物,是典型的竞选口号。而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的主标题核心观点和核心目标一目了然,既明确了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提出了2020年核心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真正的为民执政纲领、治党治国的施政纲领。

美国两党的竞选纲领正文内容庞杂,包罗万象,更像一个大杂烩;治国逻辑较混乱,政策优先次序不清晰;文采文思口号多,应对挑战实质内容少;各种目标眼花缭乱,缺乏客观依据;承诺十分诱人,缺乏实现途径;政策五花八门,缺乏实践可行性。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却没有为其向世界出口金融危机而自省;作为世界“民主旗手”和世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却没有为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战争错误做出反省,共和党甚至在竞选纲领中提出“要支持美国价值观和美国文化的扩展,并促进其在中东的扩张”,对外政策始终显示出美国霸道、世界霸权的一贯特征,与世界和平、平等与发展的大势背道而行。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正文内容具有较充分的实质性、操作性和极强的条理性、逻辑性,主要包括:第一是对过去五年工作进行回溯和自我评价,反映新的重大成就,总结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第二是进一步回顾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和现代化历史进程;第三是阐述中国的发展理论、发展理念和发展原则,堪称为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第四,精心设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明确提出阶段性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第五,详细部署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总体布局;第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第七,创新“一国两制”实践、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八,向世界阐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第九,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这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就关键词、基本框架和具体内容来看,美国两党竞选纲领的关键词更多地从迎合选民耳目的考虑出发,内容框架的条块设置缺乏逻辑性和体系性,而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的关键词则概括了历史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体系)、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和阶段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彼此关联,内容框架统分清晰,逻辑严整。这也就生动体现了中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召开会议根本宗旨、根本目标上的截然不同:美国两党竞选纲领本质上是信奉“选票为王”,什么样的表述更有利于抓住选民,就在竞选纲领中采用什么样的表述;而中国共产党及党代会报告本质上是“执政为民”,提出实实在在的行动纲领、宏伟蓝图,全面部署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要形成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起实践检验、经得起人民检验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反观美国两党的总统候选人竞争,不仅是“金钱大战”,看谁财大气粗;还像“斗鸡大赛”,在辩论会上双方火药味十足,寻找对方弱点,相互攻击,相互拆台。既是“金钱民主”,比金钱实力;又是“斗鸡民主”,比口才实力。其结果却是“两败俱伤”,成为美国民众对立、社会撕裂的重要诱因。诚如奥巴马在2012年1月24日所言,“我承认,今晚正在收看我的讲话的人们对税务和债务、能源和医疗保健等事项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论他们属于哪一个党派,可以断定此时此刻大多数美国人都在思考着同一件事:今年,明年,甚至后年,华盛顿将一事无成,因为华盛顿四分五裂”。

 

四、国家公益性产品

通过以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比较,直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两党的本质不同:前者是执政为民,不断增加国家公益性产品;后者是“选票为王”,不断损耗国家公益性产品。无论是形式民主、程序民主,还是内容民主、实质民主,前者都高于并优越于后者。

这里的所谓“国家公益性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和保障能够促进和保护全体人民的福祉、利益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对中国而言,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民族的团结与繁荣、天下大治与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文化发展与文明复兴、环境保护与生态盈余、科学技术创新与知识增长等等,都是典型的国家公益性产品。国家公益性产品关乎全体人民的福祉和利益,没有这些国家公益性产品,所有人的福祉和利益都受损。它们就如同我们所呼吸的新鲜空气,既看不见,又摸不着,但是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提供国家公益性产品既是“人民公仆”的深刻含义,也是“执政为民”的深刻含义;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就没有国家公益性产品,我们全体人民就没有机会再得到过去几十年的个人福祉和利益,更谈不上未来的福祉和利益。在根本利益上和长远前途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所带来的政治稳定、政治团结、政治共识,向全体中国人民提供了最重要的国家公益性产品,也形成了构建为全体人民所共同分享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巨大“合力”。

而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进行的竞选大战就如同零和政治博弈,虽然没有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却是“你上(台)我下(台)”的政治结果。因此两党就不可能合作,更不可能在重大问题上做出政治妥协,而是相互攻击,相互指责,相互拆台,破坏了美国最大的国家公益性产品———“社会团结”、“国家共识”,人为地造成两党对立,也直接造成选民分裂、社会分裂,使得国家停滞不前。尽管大选之后社会开始弥合,但是每隔4年又重复一次,如同“弥合—对立—再弥合—再对立”的无解循环。在这个循环中,美国的两党与政客已经迷失了方向,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

我们以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远比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有更多的民主形式,更多的民主议程形式、更严格的民主程序、更切实的民主成果,有效地为世界最多的人口国家提供了最大的国家公益性产品。

 

五、制度优势是中国加速追赶美国的力量之源

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换届与美国总统大选的上一次“相遇”,还要追溯到1992年。彼时的美国是不可一世的超级强国,还带头制裁中国。20年过去了,为什么今天中美政治选举的相遇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今天的再次“相遇”比起20年前的那次“相遇”,有什么不同?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90年中国是世界第11位经济体、第15位贸易体;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体,是世界第二大科技实力国家,世界第二大综合国力国。今天中国和美国的政治选举不仅会极大地影响两国的国内事务和长远未来,也会极大地影响世界的事务及长远未来。

这种影响,比20年前的中共十四大、10年前的中共十六大召开时更为明显,也更为深远。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先后主政的两个十年间,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不懈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结果。邓小平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现在看来,不要将国家命运系于一两个人身上这个道理,不仅对中国适用,对美国也适用。群策群力的中国政治家集团、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确要比“形单影只”的美国总统具有更杰出的治理能力和更高明的政治智慧。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曾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并不是一切都落后。一些外国在技术上管理上先进,并不是一切都先进。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这反映了邓小平同志的预见性和自觉性,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道路。

过去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既“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错”,又大胆创新,不断“寻优”,很好地保持了党的制度建设的继承性、连续性、稳定性和创新性。我们已经逐渐建立了更高形式、更具成效、更切实际的民主制度,特别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这未必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但却是最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情的执政党制度,有效保证了“依党章治党”、“依宪法治国”,为全体中国人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国家公益性产品”。

按照现行的选举制度,到2032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两党的政治选举还将再次相遇。而我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按汇率法还是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30年前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将达到美国的两倍以上。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世界第一创新强国,全面迈入人类高发展水平国家行列,还将建成共同富裕社会和绿色现代化中国。到那时,不知世界特别是西方媒体又会怎样再看待中国、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杨竺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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