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东吉君告诉我，他们准备为其师张海鹏先生七十寿诞出一本纪念集，也让我也写文章时，我一下子没有转过弯来。因为在我看来，海鹏先生还是精神十足的壮年期，很难与“七十岁”相联系，尽管是虚龄。回头望一望，时间过得快，我初识海鹏先生为1989年，已差不多20年了。

我研究生毕业时，还是军人，由总政治部分配到军事科学院工作。但在军队中进行学术研究，多有不便之处。1989年终获转业，在王庆成、王学庄、贾熟村、林言椒诸先生的关照下，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工作。

这一年的秋天，我到近代史所去报到。人事处齐处长带我去见海鹏先生。他当时是副所长，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自此之后，我一直觉得他的模样没有什么变化，就像他在三楼的办公室，以后一直没有多大变化一样。初识的时候，我很拘谨，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是说明白已是军人出身，不知所内的深浅，希望能得到明确的指令，如有错误也直接指出云云。他对此大度地安抚几句。

由于办公室在同一个楼层，也经常照面，我只知他很忙，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他本届政治史研究室，龙盛运先生对我说，海鹏本是做研究的好材料，现在去改做行政厂，言辞中多有惋惜之意。我也听说，海鹏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一健将，以至刘大年先生大窘之，经历多难之后，大年先生以其才长而拔用之。我看了海鹏的论文，关于湖北军政府的“谋略处”，私心对其才华宏敬．而决意反其道而行之，坚决不做行政工作。

在近代史研究所的最初几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当时家里没有电话，也没有开始用电脑，人与人之间只能靠直接的交往，我又怕生而疏于交，时间一下子多了起来，完全静心于自己的研究之中。那是我学术成长最快的时期。在最初的六年中，我完成了《天朝的崩溃》、 《苦命天子》以及龙盛运先生主编的《清代全史》第七卷的集体撰写。当时的经济状况不好，每一天都在贫困中忙碌，只觉得是一种“穷开心”。后来又知道，这段时间海鹏先生对我还是有所关照。而决意不做行政一事，在近代史所还真不能自己说了算。大约在1993年，姜涛兄接任政治史研究室主任，让我来接副主任，我对此甚是犹豫。海鹏先生找我谈了一次，最后达成妥协，也就是星期二、五上班时为“副主任”，其余时间由我自行处理，不任其事。这也是罗志田兄后来经常提及的“副处级高于”。又过一段时间，海鹏先生找我谈，要在“晚清人物与政治”的大题目下，集中人力与财力来做一点事情。到了1995年底，在所学术委员会讨论中，我申请研究员职称，顺利通过。也就在通过的那天晚上，我与曾业英先生交谈，言及人生太顺利，需得自戒云云。

谁知不久之后，麻烦就来了。拙著《天朝的崩溃》为某些同行见爱过度，特向上峰票报其中有政治问题，作者亦有不端的政治动机。这本可一笑了之，但在那个年代，一些人还有着惯性思维，学术与政治不分。且上峰过于忙碌，只听汇报，看摘要，未读全书。由此，我也一不小心，成了小小的知名人士，研究员的职称被卡了下来。风生议论种种，却又不见确迹。我对此甚不平，既不知《天朝的崩溃》究竞有何问题，更不知往何处可将事情讲讲清楚。

然让我感到苦闷的是，许多人(包括比我年轻的人)经常向我传授方法。如何文字上作技巧而不让人抓住把柄等，似乎我真在书中甚有企图。也有个别领导让我作一篇大而化之的“汇报”，以能尽快解决研究员的职称。我连错在何处都无明指，又如何去作检讨。我知道他们都是对我好，但活到了四十多岁，还要别人来上人生指导课乃至研究及写书技巧课，总不是很舒服的事情。海鹏先生此时担任所长，让我感到尊敬的是，他自始至终没有主动与我谈过《天朝的崩溃》一书的事情。毫无疑问，他了解其中大多内幕，在学术取向方面，也与我略有差异，但始终努力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学术事情学术处理。由此，尽管《天朝的崩溃》一书风雨小作，而在近代史所仅仅算是阴天，我没有感到直接的压力。这一时期，我希望能出国一次，以了解域外学术。在徐辉理、张海鹏两分分的帮助下，我去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部访问两个多月。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访问。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诸多情况，我找王天有、郭润涛两先生帮助，准备调到北京大学。消息传出后，很多同事多作挽留之词。然若要离所他调，所长这一关须得过。还是那一间办公室，还是那个座位，我与海鹏先生交谈离所时，心中又现出刚刚到所的一幕。没行想到的是，海鹏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他表示，如果愿继续留所工作，当然欢迎；如果以后愿再回所工作，也同样欢迎。对于我保留图书证的请求，他也想了一个圆通的办法。

离所之后，许多事情我还是去找老长官。王天有先生告诉我，我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事，海鹏先生会上尽力推荐，使与会多人很感慨。我听了之后，也末作多语。世人多以海鹏先生政治态度与学术取向来做评价，以为我必为海鹏所忌；一些人并不知道，学术风格之异同，不会影响学交，而政治感受之深浅，也不会影响私交。海鹏先生年长我15岁，我也没有什么代沟的感觉，尽管我与年少我15岁的人，已感到鸿沟之深。人格的尊重，人生的相助，又在于不言、不劝言之中。

海鹏先生长期担任学术领导，仕事学行已无需我多言。在其虚龄七十的时候，我仅选与我有关的事情，撰文致贺。虽说只是私人的小事，然因如此，人谓海鹏先生仗势欺人云云，予即不信。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拔青年干部，流行语作“三十四十，准备提拔；五十六十，养鸟种花；七十八十，大干四化”。这些话的背后，当然自有背景。但近些年来，我看到了一些“大干四化”的学术先进，心甚仰慕。我想从壮年期移入“老教授”之列的海鹏先生，定会焕发出“大干四化”雄风英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