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2010年，译完《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写完《大法官说了算》，有同事开玩笑说：“与其整日意淫美帝最高院，不如写写中国大理寺。”想想也是，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审判机关，对自己单位的历史传承若不了解，实在说不过去。于是，利用业余时间，搜集了一些历史资料，采访了部分离休老同志，厚着脸皮写了篇名为《时间开始了》的习作，打算作为计划中的《最高人民法院史》序篇。后来，工作逐渐繁忙，此事遂搁置起来。更重要的是，随着写作展开，自己也意识到：写史，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耗费大量精力，更需要扎实的史料和功底支撑，光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四年前的“时间开始了”，变成了现在的“时间去哪儿了”。前几天，从电脑里翻出这篇习作，感慨万千，拟抛砖引玉，激励有志达人，继续把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延续下去。
60年后，梁金奎仍能清楚记起“老东家”被新政权接管的场景。
1949年1月22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当天下午，25万北平守军陆续撤出市区，准备接受解放军改编。此时，距离梁金奎到河北高等法院工作，尚未满一年。
河北高等法院位于天安门西侧司法部街72号。这条街是南北走向，全长与如今的人民大会堂差不多。事实上，人民大会堂之下，覆盖得就是当年街址。从前门到西单的有轨电车，路线穿司法部街而过。夜晚，电车顶上的接火线会放出耀眼电弧，引得沿街孩童惊呼追赶。司法部街中段有个十字路口，西北角有个巡警站，即老北京口中的“警阁子”。高等法院在北段西侧，办公楼占了大半条街，西侧北头只剩华泰杂货店、大兴隆油盐店和一个羊肉铺。
解放军还未进城，梁金奎就发现一个怪现象。过去是当事人拒不到案，推事缺席宣判，如今，到了庭审日，反倒是审判席上空空如也。推事们或直接消失，或委婉告假，都不来上班了。就连路口的“警阁子”，也不再有人驻守。
一天下午，梁金奎正百无聊赖，清理卷宗，法院里突然来了一群穿军装的人。来人说话很客气，自称是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要求梁金奎通知“旧法院”职员正常上班，等待新政权接管。
或许因为身家清白，在“旧法院”工作时间不长，2月18日，梁金奎接到了留用通知。与他一并被留用的，包括原河北高等法院及其检察处的院长、首席检察官、推事、书记官、录事共200余人。按照通知要求，留用人员要一边接受改造，一边筹备3月18日的接管仪式。
接管仪式被安排在法院大楼后院的网球场上举行。这座大楼建于1910年，曾是大理院衙署。整栋楼呈日字型，高四层，南北两端各有一座圆顶塔楼，楼内有两个开阔的天井。内院中央有座巨大的养鱼池，中间有座假山。以鱼池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延伸出四条青砖铺成的小路。四条砖路将内院分成四块场地，东南为灯光球场，西北则是网球场。
3月18日是个大晴天。网球场北侧放了张桌子，算是主席台。现场没挂会标，没插彩旗，没装扩音器。梁金奎环顾四周，居然没见到一个人带照相机拍照。这毕竟是一个江山易帜的时代，对各行各业的接管，每天都在发生，或许还没人意识到，眼前这一幕，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重要时刻。
会前整队，华北人民政府的接管人员，都是刚由解放区进城不久的年轻干部，以及原来就在北平法院“潜伏”的地下党员。他们列队站在主席台右侧，面朝东，阳光普照，个个脸色红润、喜气洋洋。这些接管人员队列整齐，一律着灰色布料制服，女同志着灰色列宁装，大都穿具有解放区特色的毛底布鞋，女同志把长发挽到帽子里，很多年轻干部胸前还佩戴铜制证章，红底金字，细看是“华北大学”字样。
梁金奎等“旧法院”人员，列队站在主席台左侧，面朝西，背着光，士气低沉，偶尔私语，梁金奎听到有人叹气：“接管后，咱们去哪儿？”也难怪这些人叹气。一个月前，还有人心存侥幸，以为新政权都是“土八路”，没几个人懂《六法全书》。真要判起案来，还得靠过去那帮推事。谁知道，几天前，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彻底废除了《六法全书》，还要求消除“旧司法人员炫耀《六法全书》、自高自大的恶劣现象”。“旧法院”人员反而要“回炉再造”，学习解放区的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和新民主主义政策了。
梁金奎是个瘦大个，列队时站在排头，紧靠主席台。因为已被留用，他的心情倒比较放松。上午9点，接管仪式准时开始。北平市军管会主席代表王斐然（后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宣布：“接管开始”。原河北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代表四家单位（即河北高等法院、河北高等法院检察处、北平市地方法院和北平市地方法院检察处）向军管会移交权力。邓哲熙双手托着象征法院司法权力的铜制方印，躬身、缓步地从队尾走到主席台前，将印呈交给军代表。王斐然接印后，将大印放在桌上。
这时，现场突然出来“砰”一声巨响，把所有人吓了一大跳。原来，军管会工作人员事先预备了一把大榔头，用劲砸到法院大印上。梁金奎事后才明白，这叫“砸烂旧法统”。但他始终认为，把“旧法院”的印信留存下来，未来交给司法博物馆收藏，岂不是更好？
王斐然随即宣布：“伪法院从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所有权力归由华北人民法院行使！”不过，在场的人们都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将在华北人民法院基础上，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接管仪式结束后，所有旧司法人员进入“华北人民法院行政人员训练班”学习。除少数有劣迹的人员被清理外，多数人都按照“包下来、给出路、利用、改造”的方针，留下来继续使用。后来成立最高人民法院时，原北平地方法院院长吴煜恒还担任了委员。
3月21日晚上，22岁的赵登生在河北石家庄第一次看到电灯，好奇感与兴奋感，很快消解了一天颠簸带来的疲惫。赵登生是华北人民政府的炊事员。按照上级要求，华北局负责接管平津，在华北人民政府基础上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从2月份开始，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的办公机构就开始向北迁移。赵登生一行白天从西柏坡乘马车出发，已经走了一天。
部队在石家庄休整一夜后，转乘火车赴北平。由于保定至北平段的铁路已被战事破坏，只好绕道天津。说是坐火车，其实大多数人都挤在拉煤的平板车上。北风一吹，晚上异常寒冷，所有人只能相互拥挤着取暖。火车走了一天两夜，才到达前门火车站，大家在人民银行东侧一栋大楼临时住下，等待分配工作。
几天后，赵登生被分配到华北人民法院工作。第一天上班，一位年轻干部领着赵登生等人熟悉了环境。他还记得，办公楼二层是法庭，三层为办公室，四层的房间里落满了尘土，不少野鸽子已在那里安家。地下室为档案室，堆满了各种各样结案存档的卷宗。院子后面是一排平房，用于存放证物和赃物。因为是新单位，所有新来者都发了件工作服。赵登生很开心，穿着新制服跑到王府井一家照相馆拍了张照片。
在法院，赵登生还是做炊事员。原来法院里只有一个小厨房，没有大厨房，后来临时在后院搭起一座大席棚，在席棚里做饭。饭菜做好后，用木桶把饭菜一桶桶抬到地下室几间临时改造好的餐厅。工作人员会敲打一截铁轨，通知大家吃饭。由于地方狭小，餐厅里只有桌子、没有椅子，开饭时十个人围站在桌旁就餐，桌上用两个大脸盆分别盛着饭菜，主食大部分是细粮，有时也有高粱米饭，菜一般是大锅菜。
工作人员陆续到位，领导人选也在物色之中。此时，中央已确定由沈钧儒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向周恩来表示，自己还想选几个信得过的党外人士，协助自己工作。8月的一天，沈钧儒来到患难与共的老朋友、前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志让家中，希望他能允诺出任未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在民国司法界，张志让绝对是响当当的人物。他先后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精通德文、英文，在武汉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做过法官，后曾在著名的“七君子案”中担任章乃器的辩护律师。离开实务界后，他在北京大学、东吴大学和复旦大学都担任过教授。这样的牛人，肯定是沈钧儒心目中副院长的首选。
不过，自从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张志让就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不再有法律，身处革命时代，再去钻研法律，或者从事法律工作，已没有多大意义。所以，他告诉沈钧儒，自己无意参加法院工作。沈钧儒苦劝无效，临别时只好请他再好好考虑考虑。9月2日，张志让听说，沈钧儒拟出门找他，结果在北京饭店住处不慎跌倒，迅即前去看望。沈钧儒借机再次提起副院长事宜，张志让无奈，只好答应下来。张志让没想到的是，他在副院长任上，一干就是20年。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刑事案件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初步总结》，实际上相当于新中国最早的刑法和刑诉法，成为上世纪50年代司法机关执法办案的主要依据。
沈钧儒看中的另一位得力助手，是陆鸿仪。陆鸿仪是光绪29年（1903年）的进士，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在北京政府做过大理院推事、庭长、修订法律馆总纂、副总裁。后来因不满曹锟贿选总统，他辞职改任律师，曾与张志让共同为章乃器辩护。当时，陆鸿仪尚在苏州，沈钧儒写了封长信给他，力邀他来京任职。后来，已逾古稀之年的陆鸿仪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1952年，陆鸿仪逝世，沈钧儒非常悲恸，在协和医院目送他入殓，并护送灵柩至嘉兴寺，亲笔题写墓碑：“最高人民法院陆鸿仪委员之墓”。
10月1日下午2时，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任命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8天后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任命吴溉之（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军法处长）、张志让（教授）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陈绍禹（即“王明”，废止《六法全书》公告的起草者，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朱良材（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冯文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许之桢（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李培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费青（教授）、贾潜（司法工作者，原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副部长）、王怀安（司法工作者，原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秘书长）、陈瑾昆（司法工作者，原华北人民法院院长）、吴昱恒（原北平地方法院院长）、闵刚侯（律师）、沙彦楷（律师）、俞钟骆（律师）等17人为最高人民法院委员。
10月1日下午3时，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华北人民法院大部分工作人员参加了游行。广场上，有人首次打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横幅。现场群众看到横幅内容后，先是讶异，继而集体欢呼鼓掌。
10月22日，中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大会，原华北人民法院的印章不再使用。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最高人民法院试行组织条例》。条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设民事、刑事和行政三个审判庭，以及办公厅、督导处、编纂处等业务、行政单位。同时，着手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在各大行政区的分院（至1952年4月，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华北6个分院先后建立）。条例同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要从各方面调配干部，主要是从人民解放军中抽调若干老干部，并吸收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
条例发布后不久，中央从解放军第一、二、四三个野战军，征调了一大批指挥员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这些指挥员大都是团、师职老红军和八路军，也有军职、兵团级干部。一时间，司法部街上几乎都是带枪的军人。当时的办公厅主任是井冈山老红军曾汉周，人事处长是老红军淳润堂，组织科长则是三兵团11军原团长巫从理。
军队调来的干部大都酷爱枪支。一个首长至少有三只枪，即一只布朗宁小手枪，一只德国制驳克枪，一只美制卡宾枪。后来上级领导觉得法院留存那么多枪支弹药实在不像话，要求干部每人只能留下一支手枪，机关保卫留下少量。其余大批枪支造册后统一送华北军区。
1949月11月，《人民日报》连续几期，以整版篇幅刊载胡风的长诗。长诗的标题是：《时间开始了》。的确，无论对沈钧儒、张志让，还是梁金奎、赵登生，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开启。对新中国司法来说，时间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