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请让我向马来西亚政府和受到失联马航MH370航班影响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同情。新加坡人与你们一起祈祷，希望这个航空史上罕见的悲剧的谜底能够早日揭晓。我也要表达新加坡对马来西亚政府处理MH370事件的支持。在最近于夏威夷举办的美国－亚细安防长非正式会议上，亚细安各国防长发表的一份共同声明指出：“这次搜救行动的规模之大和复杂程度是我们见所未见的。就从这一点而言，马来西亚在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困境方面，已经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非传统安全与军队的角色
国际上对MH370事件的反应，的确很好地说明了现代军队今天所承担的角色，已经变得更加广泛了。总的来说，26个国家的军队都在第一时间迅速投入失联客机的搜寻工作——首先是在南中国海，后来到安达曼海，现在是在遥远的南印度洋。大量船只、飞机、潜艇、地面雷达和卫星雷达，无论是载人的还是无人驾驶的，都一起部署到这个任务中来。就新加坡而言，我们部署了一艘潜艇救护船、一艘搭载海军直升机的护卫舰、一艘导弹驱潜快舰以及C－130和福克－50飞机。
对MH370民事悲剧的军事反应，大部分都是自发的，因为整个世界都深深同情MH370搭客家属面对这种不确定和不幸所承受的痛苦。各国的国际援助迅速来到。尽管如此，全球对MH370的军事反应并不只是一次性的事件，它充分显示了军队目前在非传统领域积极贡献的程度。
几个世纪以来，各国建立军队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今天，军队在应对同恐怖主义、毒品和人口贩卖、武器扩散、自然灾害、传染病以及网络安全有关的各种跨国安全挑战方面，日益扮演吃重的角色。诚然，对于很多国家，包括新加坡来说，国人都希望在发生这种挑战时，军队能够介入。为什么会这样呢？军队可以肩负起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角色吗？军队是适合应对这些威胁的正确机构吗？如果是，军队能够怎样提高他们，包括与民间机构合作在内的效率？军队承担这样的角色，有什么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影响？是否应该确定一个限度，或者规定一些更加严格的参与规则？
这些都是重要的考量，因为各国军队日益频繁地参与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挑战。我希望这个论坛能够对这一重要挑战提出一些见解。在最近的美国－亚细安防长非正式会议上，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洛克利尔讲到，他曾经向太平洋司令部（PACOM）新上任的旗舰司令们指出，在他们的军人生涯中，并非所有人都会参加正式的战事，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参加一次维和及人道主义救援和减灾（HADR）行动。的确，事实已经证明了他的论断的正确。
仅仅在过去十年里，新加坡武装部队已经开展了20次HADR行动。我们向亚丁湾部署了五个海军特遣队和一架海事巡逻飞机，参与反海盗行动；在阿富汗，我们投入军队和各种物资，参与了为期6年的阿富汗稳定和重建工作；在新加坡，我们更是参与了无数次的内安和民事紧急救援行动。我相信，马来西亚武装部队（MAF）也一定体验了这种日益上升的趋势，而且这类参与行动必将进一步增加，这当中的原因相当明显。
全球70%的自然灾害发生在亚太地区。科学家相信，今后的极端气候情况如果不会增加，也必然会继续保持目前的样子。在一个日益互联的世界里，我们的军队也将会被要求执行更多任务，来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例如，如首相纳吉提及，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从2001年以来，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和平努力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其中包括主办和平对话和领导60人的国际监督小组。它也参加了联合国的任务，部署军队到遥远的苏丹、黎巴嫩、刚果和利比亚等国家，参与维和行动。
有些人可能会问，军队的角色，是否不再局限于专门或主要集中在保护国家领土的完整。毕竟，这些辅助性的角色消耗公共资源，并且会伤害到我们的军人。我相信，我们能够从三个方面来证明，我们有理由让军人担负起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辅助性角色。
首先，自然灾害的规模及其所造成的跨国威胁，一般跨越好几个国家，即使只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也会让这个国家穷于应付。没有一个受影响的国家，拥有足够的资源单独应对这种威胁；而且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用它自身的资源为这类紧急事件作准备，从经济上讲也是不可持续的。仅仅在过去两年里，自然灾害就让全世界付出了3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和3万条人命，对各国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了很大的挑战。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让包括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泰国和马尔代夫在内的14个国家，失去了23万多条生命，还有多达500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或者无法获得食物和饮用水。去年的台风海燕，对菲律宾、越南，甚至中国南部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根据联合国估计，它影响了大约1100万人的生计，超过60万人不得不迁离家园。当自然灾害来袭的时候，现有的基础设施常常被摧毁，失去正常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往往是唯一能够及时响应的组织，并且经常需要国际社会和地区各国的军队，立即在灾后提供协助。
第二，区域各国及它们的军队，能在互相帮助的过程中，或者在一起帮助另一个国家的过程中，建立起互信。我曾经提到，通过在目前的MH370搜寻努力中一起合作，对军队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尽管在部分搜寻地区仍然存在领土纠纷，区域各国的军队和国际社会仍然能够把争议搁置一旁，一起合作。
另外一个例子是多国海军在亚丁湾的反海盗努力。多国特遣部队的海军——巴基斯坦指挥的151联合特遣队（新加坡海军参与其中）、欧盟的亚特兰大行动、北约的海洋盾牌行动——与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独立部署国家的海军一起，合作行动，制止和打击海盗。这些努力是十分重要的，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因为对于像亚丁湾这样主要航道的威胁，会影响全球经济，损害我们大家的利益。
通过这些重要的互动，我们的军队能够帮助保护全球共同的利益，提升相互间的合作并且建立共识。这些建立互信的措施，能够降低即使是在诸如领土纠纷等传统挑战方面出现误判的风险。
第三，今天的安全威胁不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传统和非传统威胁，也无法清楚地区分是属于民事还是军事的范畴。我们大家都还记得九一一事件，商用客机被用来攻击美国曼哈顿的双子塔。在2008年的孟买恐怖袭击中，几个持枪匪徒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他们只好召集军队前往协助警察。任何在空中、陆地或海上的民用装备，一旦带上炸药，都可以是一种军事威胁。
新加坡作为一个海事国家，每天都有大约1000艘船只靠港或经过我们的海域。我们不得不大幅度改变我们的组织架构和程序，促进我国民事执法机构和海军之间的联合反应能力。我们通过设立由海军牵头、包括所有其它部门，如移民和关卡局、海事及港务管理局、警察海岸卫队和海关在内的国家海事安全系统，扫清了妨碍合作的人为障碍。
反扩散又是一个例子。在这里，民事和军事机构必须互相合作，采用符合国际法律框架的方式，阻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相关材料的非法转移及其交付系统。
网络威胁代表了另一个发展迅速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我们的军队必须设法应对这个威胁，因为通过网络空间对关键性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能够严重影响国内的实体安全。通过乌克兰、格鲁吉亚和爱沙尼亚的例子，我们已经见证了网络攻击的破坏力。这些攻击者不会明确区分军用和民用目标。
人口增长、城市化、人口流动和迁移方面所面对的迅速改变，也将带来新的安全挑战。当食物和水质安全、内乱、传染病等造成大规模危机时，也可能需要军队的协助。正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几年前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的，“在今后40年之内，这个星球上的人口将达到90亿——超过20世纪初人口的5倍。由于人均占用空间将进一步减少，尤其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有些国家业已大量存在的移民、局部和地区战争、叛乱和内乱趋势，将可能会继续存在。很多人将不再住在乡村，而是挤在超大型的城市里。”在最近召开的慕尼黑安全大会上，施密特先生重申了这一点，并且指出我们现有的民事安全能力配置，并不足以应对人口密集城市里各种事件的增加。我认同他的观点。
前进的路径
如果军队将更多地参与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挑战，他们能够怎样提高效率？让我引述一下新加坡和其它亚细安国家采用过的几个例子。
利用科技
首先，就如首相纳吉刚提及，我们需要更好地利用科技和资讯。跨国界课题和跨国威胁范围太大，很难采用物质手段有效地应对。就像我们一直在做的那样，我们需要更好的资讯分享和情报来对付特定的威胁。这就是新加坡海军设立资讯汇合中心（IFC）的原因。你们当中或许有些已到那里参观，而一些国家也在那里派驻协调官员。这个中心设立在我们的樟宜C2中心。它依靠来自30多个国家的军用和民用海事机构所输入的数据。不同国家和民间机构都输入各自所拥有的数据。IFC采用先进的软件，汇合所有这些输入的数据，生成共同的海事图，识别海上的反常情况和潜在威胁。
这种整合集体资源的合作途径已经展现了实际的利益。当2012年一艘马来西亚船只在南中国海被劫持的时候，IFC从我们的合作伙伴那里获得资讯，并把它们交给了越南当局，他们随后抓获了犯罪分子。当MH370的搜寻行动往南移、以至超出我们的装备可部署到的地方，我们也启用了IFC来协助搜寻努力。来自13个国家的海军驻在IFC的军官，能够整理和发布合作伙伴海军和机构共享的资讯。中心也启用它由300多个民用海运公司组成的网络，请他们报告在指定搜寻海域看到的任何不寻常情况。
提升民事－军事合作
其次，我们需要建立跨政府部门、民间非政府组织以及公共、私人和人民之间的网络，并且在灾难来袭之前就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五国联防安排演习已经纳入了民间机构。联合国紧急救灾副协调员康京和博士（Dr Kyung-wha Kang）提议民事和军事机构之间要加强互动。新加坡在提议主办地区危机协调中心的同时，将做好更多工作，增强民间机构和军队之间在维和及人道主义救援和减灾方面的互动。
军队在非传统挑战方面角色的扩大，也将要求各种国内和国际法律作出相应的改变，这包括同时对管辖参与的授权、责任和规则，以及军队和政府当局之间的关系作出调整。例如，在新加坡，我们在几年前修改了新加坡武装部队法，允许新加坡武装部队执行安全行动，支持政府当局，例如保护关键的民用设施、为大型活动提供安全保障，保证空中和海事安全以及对抗恐怖主义。这些立法方面的改变，保护了公民和受派遣履行这种角色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士兵的利益。
加强地区军事合作和协调
第三，各国军队可以一起演习，建立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能力并提高效率。亚细安加八国防长会议（ADMM-Plus）已经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去年6月，亚细安加八国进行了首次联合演习。所有亚细安的十个成员国以及八个“外加的”国家——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新西兰、俄罗斯和美国——一起参加了一个由亚细安主席国文莱主办的大规模维和及人道主义救援和减灾及军事医学演习。这是一次规模相当大的演习，大约有3000名军人、6艘军舰和15架直升机投入到演习之中。所有18个国家军队的军事医学、工程和搜救小组也都参与了这个演习。
第二轮的亚细安加八国防长会议专家工作组将在这个月开会。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将共同主办这次反恐专家工作组会议。我们与海事安全工作组密切合作，也与作为2015年亚细安主席国的马来西亚紧密合作，在2015年召开第三届亚细安加八国防长会议的同时，举办亚细安加八国反恐和海事安全联合演习。
军队之间进行联合演习固然重要，但我们也必须建立一个架构，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对自然灾害作出响应，尤其是在协调各种努力最为关键的灾后第一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在两周前召开的美国－亚细安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上，我提出利用备有IFC的新加坡的樟宜C2中心设立一个地区HADR协调中心。因为在灾难来袭初期，也就是首24到48小时，协调工作还没启动，因此我们必须在灾难降临前就完成设立这个中心，而这样的一个中心必须24小时全天候运作，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设立了IFC的樟宜C2中心，就是这样一个全天候运作的中心。它于2007年设立，通过有效进行海事行动方面的国际合作和协同工作，来促进地区海事安全。其它亚细安国家都支持这个地区危机协调中心。我们的官员将一起工作，落实这项提议。
结论
过去20年来，我们的地区取得了强劲的增长和繁荣，今后也充满了巨大的潜力和希望。不过，本地区也见证了随之而来，在全球秩序和新型安全挑战方面的巨大改变。我们必须打破民事和军事领域之间的界线，让我们的军队更好地做好准备，迎接充满变数、存在无形却更严重威胁的未来。
作为一个地区，我们将需要建立更加有力的机制和建设性的双边、多边合作伙伴关系。未来无疑是充满挑战的，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提供所有的解决方案。不过我深信，只要我们集合资源、共同努力，只要我们坚持共享的利益、愿望和原则，继续一起合作，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应对我们所面对的挑战。
本文是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4月14日在吉隆坡第三届布城论坛上的讲话摘录
